他是第三世界的约翰·列侬，却被认作“恋童者”和政治犯

客人们一个个离开餐桌，带了自己的乐器回来。那是十二月里温暖有风的夜晚，十点半左右，在巴西最著名的音乐人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家中，大家正在奉行一项正餐后的传统。有个人带回一把吉他，另一个人带回一件巴西风格的四弦小吉他，叫cavaquinho，第三个人带回一件铃鼓，还有个坦坦鼓，鼓颈粗长。他们在客厅那张很大的矮茶几周围坐成半个圆圈，背向一排敞开的拉门，遥对里约热内卢海岸的风景。莱伯伦（Leblon Beach）海滩的灯光在幽暗的海湾中星星点点。

79岁的费洛索开了罐可乐，在乐手们对面一张有坐垫的椅子里坐下来。他一身素白的装束——套脚Vans帆布鞋，格纹长裤，衬衫纽子扣到颈口。1960年代时，费洛索看上去像是逆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基督，鬈发及肩。他在1968年被军政府视为玩着「丧失男子气」（desvirilizante）的音乐而逮捕，权力机关随后剪掉了那把头发。现在他头发灰白，也稀疏多了。他暗橄榄色的皮肤随着年龄而色泽变浅，俊朗的脸多年来戴着同一副金属框眼镜，让那鸟雀般注视的神情柔和了几分。

客厅里进行的即兴合奏在巴西泛称为「桑巴围圈」（roda de samba），以非洲来源的2/4拍桑巴音乐为主干。通常，乐手会坐着演奏，跳舞者绕着他们近身舞动；这里的音乐编排带有酒廊表演那种放松的能量。桑巴乐手从容奏起一些经典曲子，节奏摇摆，副歌由着众人慵懒地合唱。Mosquito，一个身材苗条、T恤搭配球鞋的歌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板火柴，给敲击乐加上一点沙沙的声响。“Linda, Linda,” （美妙，美妙）椅子上的费洛索柔声道。

他的妻子兼经理人宝拉·拉维尼（Paula Lavigne）挨他坐着，手里在卷一支烟。她把丈夫引起的敬畏和喜悦状态形容为「卡耶塔诺效应」。在他面前，大家说话会紧一阵慢一阵。他们会急切地提起自己最偏爱他哪些专辑，会从那些已经俨然如巴西国歌一般的曲子里引用几段。

并非只有巴西人才不能自拔。麦当娜曾经在圣保罗的一个舞台上向他鞠躬（译按：单膝下跪）。大卫·伯恩（David Byrne）自1980年代以来认识费洛索，两人在卡耐基音乐厅联手举办过演唱会，他把费洛索视为一个无法归类的灵感源泉。「这个人带有科尔·波特（Cole Porter）和披头士和鲍勃·迪伦的元素，人们可能熟悉的种种，」他告诉我，「但那些还是无以形容他。」他除了创作过数百首自己演唱的歌，还以巴西经典的个性化翻唱、西班牙语波莱罗（bolero）舞曲、意大利电影主题曲、涅槃（Nirvana）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热门歌为人所知。他灌录过大约五十张专辑，在欧洲和美国举办演唱会座无虚席，而在拉丁美洲，他不单是流行乐明星，更被视作一位雅致的艺术家。当费洛索为《大拥抱》（Abraçaço）专辑巡回演出时，曾经有个粉丝狠狠地拥抱了他，使他背部扭伤，只好卧床休养数日。

1968年费洛索穿着艺术家埃利欧·欧伊奇西卡（Hélio Oiticica）

设计的旗帜披风。是年费洛索与音乐同伴们掀起一场音乐运动，名称

借自欧伊奇西卡的装置作品《热带卡利亚》

在家里的这些聚会中，费洛索喜欢待在偏于一边的位置，可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聊天。他说话斯文，甚至害羞。他写过，他年少时「既胆小又放诞」。就一个世界闻名的音乐家来说，他看起来可能谦虚得令人生疑。他总说，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在技术上都更为出色。但他告诉我，他的才华「有比较神秘难解的一面」，那在于「我的声音所营造的气氛」。他将之形容为「我的存在，我的个性」，这与他的一首旧歌相呼应，名叫「我的声音，我的生命」（ Minha Voz, Minha Vida）。他如水流荡的男高音，富于旋律感，迷离倘恍，是乐坛中最独特的歌喉之一。远离麦克风的他专心聆听，信步闲游般谈谈讲讲，提起无数的书和电影。戏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这样写过费洛索：「假设约翰·列侬是一位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文学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好莱坞电影怀着深深的倾慕，如有一种从望远镜反面倒看的目光？假设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眼睛能看见并且热爱电影？」

拉维尼趁着音乐的间歇，张罗大伙儿下楼。她说：「省得有邻居觉得这是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的房子」，指的是那位热衷搞派对而声名狼藉的足球明星。一帮音乐人转移到前门的一个楼梯口旁。费洛索又抓了罐可乐和一把腰果，跳过去加入。

公寓属于一个有门禁的建筑群，建在一座陡峭、蜿蜒的山上。它空间开阔，布置豪华，最近才成为费洛索和拉维尼的全天候居所。2020年3月他们住在这里，当时他们的房子正在装修。冠状病毒大流行一旦开始，他们再未离去。走下一道楼梯，便是一个变成了费洛索的Covid避世处的地方。那里有个房间，有一张按摩台和用于日常锻炼的健身球。旁边是一间录音室，他在那里制作了他的最新专辑《Meu Coco》（译按：意为「我的椰子」，喻头脑），该专辑于去年年末发行。

早已过了午夜，此刻在录音室里录制自己的音乐的是泽卡（Zeca），费洛索的三个儿子中的老二。他们都是音乐人，而且和父亲一样，都是夜猫子。费洛索家里活力充沛的时间大致在晚餐和黎明之间。最后，客人们来到露台上，旁边还有一个吧台。海滩从茂密如帘幕的棕榈树之间探出头来，远处一种微蓝的光，照亮了里约著名的救世主基督滑石雕塑，那神像从科科瓦多山俯瞰整个城市。

音乐又开始了，费洛索在男孩般的陶醉中摇摆，双脚跟着节拍蹈地。一位吉他手弹起费洛索新专辑中的一首歌的调子，歌名叫《没桑巴不成》（Sem Samba Não Dá）。随着费洛索开始哼唱，那拨弦声越发轻柔，他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唱着，声量略大于耳语。人人靠了过来，好像他要分享一个秘密。

桑巴诞生于巴西的巴伊亚州，费洛索亦然，他生于1942年。他成长的小镇圣阿马鲁（Santo Amaro）仿佛是出自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小说或费里尼电影的一方天地，充满了音乐、舞蹈和口若悬河的奇人。镇上有三家电影院，费洛索天天去看外国电影。躁动不安时，就去邻近的州府萨尔瓦多，那里有一所大学、多座剧院，将前卫的戏剧和表演搬上舞台。他成长于谦和的小康之家——父亲是在家工作的邮电局雇员，母亲是主妇，育有八个孩子，其中两个是收养来的。房子大而拥挤，亲朋戚友很多，访客天天络绎不绝。有个表姐，费洛索和兄弟姐妹背地里叫她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她说自己好想可以「住在巴黎，做个存在主义者」。一楼角落里有架小钢琴，费洛索在一个姐姐的帮助下，试图凭着听觉记忆重新弹奏他们每天在电台上听到的歌。转动调谐钮，葡萄牙法朵、拉丁美洲民歌、巴西小调、经典的美国歌谣便流荡而来。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妹妹玛丽亚·贝塔妮亚（Maria Bethânia）搬进萨尔瓦多的一所公寓，在那里他用钢琴换了一把吉他，并开始学习绘画和电影评论。想家的时候，他会把雷·查尔斯（Ray Charles）放到唱机转盘上，一边听着《乔治亚州在我心头》（Georgia on My Mind）一边流泪。偶尔，他也会自己创作一些简单的乡愁歌曲，从童年流连之处汲取灵感。费洛索的作品谈到圣阿马鲁的地方比比皆是。「岁月骎骎流逝，」他在后来的一首歌里写道，「而我还没有失去你 / 我的工作是翻译你」（译按：《城市轨道》/ “Trilhos Urbanos”）。谈话中，费洛索喜欢引用一位诗人老朋友的话来取譬：「里约热内卢是巴西。圣保罗是世界。巴伊亚就是巴伊亚。」

给过费洛索最大激励的是一个名叫若昂·吉尔伯托（João Gilberto）的巴伊亚人。1959年，费洛索17岁时，吉尔伯托发行了专辑《别再忧郁》（Chega de Saudade），开创出一种被称为波萨诺瓦的风格，其特点是精致却轻描淡写的和声、狡黠的不协和音，以及对大家淡忘的巴西老歌的花样翻新。「这是一种既新且旧的声音，」费洛索告诉我。波萨诺瓦轰动国际，风靡美国，但费洛索对它的体验却是一次私人的颖悟。这音乐的每一个方面都吸引着他，从它的桑巴节奏、清澈的人声，到那位演唱人的神秘的个性。已于1963年移居美国的吉尔伯托访问萨尔瓦多之际，和怀着孕的妻子Miúcha一同住在熟人家里，城中所有的年轻音乐家都蜂拥而至，慕名求见。费洛索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歌手嘉儿·科斯塔（Gal Costa）也去了，可是嘉儿临场退缩，在巴士站撇下他一个人。费洛索到达时，吉尔伯托不愿从卧室出来。最后，访客们依了吉尔伯托的命令熄灯，才把他哄进客厅。多年里，那是费洛索最靠近自己偶像的一次会面。他对我说：「和他在一起，什么都像是个新鲜古怪的笑话。天已经黑了，街灯的光透过窗子照进来，你多少可以看到Miúcha的肚子和他的脸部轮廓。」

若昂·吉尔伯托《别再忧郁》唱片封套

在萨尔瓦多的其他相遇没有那么富于诗意，但带来了更多变化。一天下午走在智利街上，费洛索碰见了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一个乐天开朗的黑人音乐家，长着带锋棱的弧形眉毛，浑身革命者气息。吉尔是兴趣极广的奇才，弹起吉他来，与费洛索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俩同年，对披头士、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布鲁斯有共同的迷恋，深感投缘。费洛索说：「我是凭着模仿吉尔的指法学会吉他的。」

在萨尔瓦多，其后在里约和圣保罗，但凡有现场演出的地方，那几个巴伊亚人就是个小集团：费洛索、吉尔、贝塔妮亚、科斯塔，还有一个叫黛黛·加德利亚（Dedé Gadelha）的短发女孩，她是费洛索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吉尔娶了黛黛的妹妹桑德拉[Sandra]。）贝塔妮亚首先成功，里约的一个名为「意见」（Opinião）的音乐节目邀请她登台。费洛索以一种有点暧昧的身份相随前往——又是年长同伴，又是写作者兼经理人，还是跃跃欲试的歌手。

与黛黛

1964年，一群巴西军官在美国政府的秘密支持下发动政变，从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手中夺得控制权。但是，对费洛索及其友人而言，真正的民族考验在于继波萨诺瓦音乐之后对巴西流行音乐未来的争夺。波萨诺瓦在艺术和商业上的成功开辟了一个文化争斗场：下一步音乐该走向何方？这个统称为「巴西流行音乐」（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或MPB）的运动凝聚着一场关于民族风格界限的辩论。一个右翼独裁政府正在巩固权力，但巴西的音乐家们正在进行反对电吉他帝国主义的街头抗议活动。1967年7月的一个晚上，约有四百人在圣保罗市中心..，前面有一个白色大横幅，上书「巴西流行音乐统一阵线」（FRENTE ÚNICA DA 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费洛索从派别斗争中退出，从一个酒店房间的窗口观看..，心生厌恶。他身边坐着有「波萨诺瓦的缪斯 」声誉的歌手娜拉·莱昂（Nara Leão）。当人群高呼 「打倒电吉他 」时，她转身对费洛索说：「这看起来像是法西斯的..。」

此年，费洛索发行了首张大碟，与嘉儿·科斯塔联袂演绎。里面的他是一个未脱波萨诺瓦藩篱的人，歌曲优雅而简约，以不带颤音的声线唱出。然而，费洛索在专辑的封底写道：「我当下的灵感，倚向和我迄今足迹所至非常不同的路径。」专辑第一曲《流浪的心》（Coração Vagabundo） 就带有躁动的暗示。「我这颗流浪的心，想要把世界装进我的身体里，」他在琤琤的和弦上唱道。步入世尘已将他的心变作「一个女人微笑的影子 / 从梦中溜走 / 没有说再见。」「这是卡耶塔诺的一首源泉歌曲，」吉尔伯托·吉尔在里约告诉我，「天才可以在一生中很早或很晚的时候显现。在他的个案里，他时年21岁。」

首张大碟《星期天》唱片封套

1967年10月某夜，费洛索出现在圣保罗的一个舞台上，迎向一大群嚎叫的人，他穿着一件大了几码的格子西装外套，内衬芥末黄的高领毛衣，身上没挎吉他，在紧张中粲然一笑。当时这台电视节目每年举办竞赛，评选最佳巴西歌曲。音乐人在唱段中间会恳求观众听至曲终，但他们每每被叫喊声盖过，或是被鸡蛋投掷。坐在舞台旁边的评委们戴着耳机，以能够听到的音量接收音乐。当时主要的音乐人全都来登台——有罗伯托·卡洛斯（Roberto Carlos），来自时称「青年卫兵」（ Jovem Guarda）的摇滚阵营；有齐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风度潇洒的创作歌手，对传统听众和进步派都具备魅力；还有早期波萨诺瓦的代表人物埃杜·洛博（Edu Lobo）。费洛索作为他和吉尔发起的一个运动的使者出现。运动名为Tropicália（热带卡利亚，又名热带主义，tropicalismo），它兼容并蓄，放纵不羁，融合了巴西的民间形式和英伦摇滚。费洛索说：「我们想实现一种自由，既在波萨诺瓦之前，所谓坏品味的东西中找到灵感，又在它之后，所谓狂暴的帝国主义摇滚中找到灵感。」和他一同登台的是五个阿根廷乐手 “Beat Boys”（垮掉男孩/节拍男孩），背着电吉他，留着盖碗头。

费洛索开始唱《快乐，快乐》（ Alegria, Alegria），这是一首阳光灿烂的颂歌，讲述某位年轻的寻求者「逆风而行」，进入一个「炸弹和碧姬·芭铎 」的世界。一阵嘘声冲上舞台。费洛索微微摇晃，仿佛不确定他的手如何是好。他的笑容从未减弱。渐渐地，他向观众伸出了手臂，随着他的动作，嘲笑声零落下去，让位于热烈的鼓掌。

对热带主义的反应并不总是那么热情洋溢。这场运动包括诗人、电影人和视觉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举办挑衅性的音乐会、表演和展览，都是为了刺激巴西人，让他们接触来自更广大世界的影响。费洛索引起了左翼学生和教条主义活动家的猛烈反应。他蓬着一头张扬的鬈发，穿露脐装、紧身裤，强调自己雌雄同体的特征；他和妹妹贝塔妮亚的外表浑然难分。在一场活动上，费洛索身穿绿黑两色的塑料连体服出现，胸前挂满电线做的项链。他跳着情色舞，一边朗诵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一首神秘主义的诗。群众的嘘声越大，他扭摆得越起劲。在他旁边伴奏、经常一同演出的摇滚乐队Os Mutantes（变种人）背对观众。吉尔跳上舞台，站到费洛索身侧以示声援。费洛索抛开那首诗，喊道：「你们就是那些说要夺取权力的年轻人吗！如果你们在政治上跟在音乐上一样，我们就完了。」

热带主义成员合作演出，右一为吉尔伯托·吉尔，卡耶塔诺·费洛索面向观众，变种人（Os Mutantes）乐队伴奏。

1968年12月13日，军方颁布「第五号制度法」，关闭国会，并授权政府对任何它认为颠覆公共秩序的人施以拘禁和酷刑。当时26岁的费洛索正在写《禁止禁止》（É Proibido Proibir）之类的歌，心里想的是他的左翼诽谤者。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份厚厚的政府档案的主角，它从1966年开始建档，罗列着他的所谓罪行，如参加抗议和文化活动，其附件打出了他歌曲的唱词。

两周后，一群联邦警察在黎明前抵达他在圣保罗租住的公寓，随后去找吉尔。两人被押上一辆警车，车行六小时驶往里约，警察在里约将他们交给军方，关进一个兵营。（译按：费洛索和吉尔起初被关押在陆军警察总部的囚室，位于里约的蒂茹卡[Tijuca]。）独裁军政府最暴力的时期才刚刚开始。数以百计的巴西左翼人士将被谋杀，数以千计者将遭到拷问和监禁，与外界失联。黛黛知道费洛索和吉尔在哪里，只因她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追踪那辆警车去到里约。

几星期后，费洛索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看守正在从单人囚室外面望着他，眼中强忍泪水。两人对上目光时，那士兵抱歉地摇了摇头。一个警官和另外两个男子出现，命令费洛索穿好衣服。他们四人一到户外，士兵们就拔出了武器。警官叫他走在他们前面，不许回头。军事建筑群周边的鹅卵石街不见人影。在几秒钟的永恒之后，又有一个命令：「停下！」 费洛索止住脚步，等待开枪。然而，那警官指示他走进一个闭门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理发师手拿大剪子等着。离费洛索上一次剪发已经两年了。

身陷囹圄

费洛索所受的迫害，逼促他不再三心两意，沉浸到一个他本不确定自己想要的职业生涯中。他曾经梦想过拍电影。可是，经历过牢狱后，「说『我要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他告诉我，「我是被动的。音乐裹挟了我。」他和吉尔被释放，但后来被勒令离开这个国家。明星地位让他们获得了一些小特权：1969年，他们在萨尔瓦多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Castro Alves）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以此筹集流亡的资金。演出一结束，警察就陪着他们直奔机场。当时葡萄牙正处于欧洲最漫长的独裁统治之中，佛朗哥仍牢牢控制西班牙，法国则因1968年的骚乱而仿佛硝烟犹在。费洛索和吉尔在伦敦安家，住在经理人为他们在切尔西（Chelsea）找到的一栋三层房子里。

费洛索在英国的几年里，抑郁和思乡之情充溢心头。黛黛和他住在一起。他的英语学得很慢，而且他几乎只和巴西人交往，同胞们加强了他的错位感。「伦敦对我来说是一个彻底脆弱的时期，」他在回忆录 《热带的真实》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台英国戏剧，没有参加过一场古典音乐会，没有走进过图书馆或书店。」费洛索和一些热带主义的老伙伴将巴西的共产主义左翼视为反对日益恶化的军事镇压的盟友。当一位著名的游击队战士马里盖拉（Marighella）被政府军杀害时，费洛索几乎感到嫉妒。「我们已经死了，」他在报纸的一个专栏中写道，「他比我们反而是活着的。」

1971年初，他回到巴伊亚，参加父母结婚四十周年的庆典。贝塔妮亚事先与军方的一个相识做了安排。然而在里约机场，便衣警察将他扣下，驱车带到一个公寓，在那里向他发出新的威胁。他心神不宁地回到伦敦，确信自己无法再次归国了。他的流放如今似已遥无限期，于是他决定学会欣赏这座他旅居的城市。「我先是从草地开始喜欢的，」他告诉我，「然后是公园的长椅，还有那些看起来像灵车的出租车。」英国的唱片制作人喜欢他弹吉他的方式，这也是一种鼓励。在巴西，与那么多技艺高手并列，他总感到难为情。在伦敦，他说，「我不再尴尬了。」

在伦敦

那年晚些时候，录制新专辑 “Transa” 期间，他的电话响了。那是若昂·吉尔伯托，从圣保罗的一个录音室打来。「卡耶塔诺，过来跟我和嘉儿一起唱吧，」他说。他和嘉儿·科斯塔正在录制一个电视特别节目。费洛索告诉他这不可能。吉尔伯托说道：「别担心，每个人都会对你微笑。没有人会在机场拦下你。」吉尔伯托令人钦佩的才能很多，但不包括政治上或实际生活中的灵敏。他怎知安全？「神意如此，」吉尔伯托说。

「那时我是反..的，」费洛索告诉我，「不过若昂·吉尔伯托是我的..。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神圣。」费洛索和黛黛飞到巴黎与朋友磋商，他们有政治人脉，可以帮助两人评估风险。他选择冒险一试。有如一个预言的实现那样，飞机上的空乘人员对他微笑，机场里没有警察在等他，停车场里也没有便衣密探的黑色大众汽车在游荡。「我对黛黛说，『若昂·吉尔伯托也没那么神奇吧。』但他就是这样。」

1971年若昂·吉尔伯托、费洛索、嘉儿首次同台演出。

费洛索时有灵感敲门，其来也飘忽难测。多数时候，他写歌会开始于耳中萦回的一点声音，他称之为「唱词」（sung words），可以是片言只语，一个意念，一个指涉。不过当那些词语附着在一段旋律的片断上时，他知道自己必定会有所获。这时，他每每跟随旋律的舒展，在其余歌词尚未出现之际便对自己哼唱。他告诉我，当他终于捧来吉他时，通常「我已经唱过曲子的一个雏形，而且知道要用什么和弦来配合了。」

这些一闪而过的灵光可能需要多年来育成。他的新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以及专辑标题曲背后的智力火花，来自他在七〇年代与吉尔伯托的一次谈话。1978年发行的《地球》（Terra）是另一个例子。歌曲开头的歌词关于宇航员拍摄的地球图像，是这样的：「当我发现自己 / 被囚禁 / 在监狱的一间单人囚室里 / 我第一次看见 / 那些著名的照片 / 在上面我们看见她的全貌 / 但她不是裸体的 / 因为她身披她的 / 云朵。」 费洛索入狱的第二个月，黛黛给他捎来一册大开本杂志Manchete。「我在这个小牢房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