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艾嘉：海滩上的奔跑者

张艾嘉以掌舵者的姿态出现在《念念青春》这档综艺时，既意外，也不那么意外。

这几年，她以一种一以贯之的姿态游走在观众视线所能达触的各个角落：银幕之上，《华丽上班族》《念念》《相爱相亲》，编导演俱佳，并不断与毕赣、温仕培这样的新导演合作，拍出《地球最后的夜晚》《热带往事》。

银幕之外，又被林奕华请去演了舞台剧《聊斋》，还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集结成随笔《轻描淡写》出版……

采访是她从《念念青春》接下来的几期节目的剪辑工作中难得抽身进行的。按她的形容，做这档节目可比拍一部电影“难太多啦，每一期节目的嘉宾都是不同的，就没办法用同样的节奏来剪辑，这样我就相当于拍了八部电影。”

在这档节目里，张艾嘉和周华健、刘若英、周深、五条人乐队、李雪琴等等来自不同世代、不同领域的人坐在一起，以念诵会穿插对话的形式，分享青春时的文本，探寻“何为青春”。

在张艾嘉的身上，不啻闪烁着港台电影黄金时代的闪耀光芒——彼时新浪潮涌起，大师辈出，她和许鞍华、徐克、杨德昌等人一道，其精神早已成为指引后辈创作的灯塔。

但“回忆”是如此费力，后人对于过去时代的描摹是怀念，亦平添了一份一厢情愿的想象。对于前辈的“瞻仰”，又无形之中增添了一丝距离感。

好在，“距离感”这回事在她身上大约是不存在的，节目内外，张艾嘉都是那个“推动者”——剪辑的节奏、节目的调性甚至歌曲的版权，得亲力亲为地敲定；无论来的人是几十年的老友还是新生代，都能与他们谈笑风生——

多年来，演员、歌手、导演、监制、编剧……因了这份幕前与幕后工作之间的如鱼得水，想来也只有她，能够以这样平易近人的对话姿态开启这档节目。

而当我们谈到第二期节目中，请周华健的儿子周厚安念父亲创作的第一首歌《眼眶之中》的歌词，还未细细阐述完来龙去脉，她自己先乐不可支起来：“哎，儿子可以取笑他一个这么成功的老爸，说这就是你当初成名和交女朋友的花招，真的很好笑，有没有？”

又描述起跟毕赣、温仕培的合作，她言语间又充满兴奋得像小孩，“我很喜欢挖宝的！”

资本需要造神，但时代需要留下真正的艺术与艺术家。早年穿梭在幕前幕后的工作阅历，少时留美、成年后遍布陆港台文化圈的足迹，让她往往能够跳脱出一般创作者过度关注“表述自我”的心理与行事风格，加上流淌在血液里的对“才华”“浪漫”“自由”甚至是散发活力的年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最终与每个时代的大浪淘沙充分迎合。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有这么多机会可以让我尝试不同的东西，既然有机会，我就好好去做。我们现在年纪越大、越有机会时，如果越珍惜、可以留下什么给下一代的话，我是很乐意去分享的。”

疫情期间，张艾嘉爱上了跑步，加入了周润发组织的跑步团。抵京前的隔离日子里，她也没忘运动，“他（指周润发）给我下载了一个APP，我按上面那个节奏去跑，每天40分钟。这段时间拍东西，跑得少了，又开始在做八段锦，也很有帮助。”

《一代宗师》的最后，叶问对宫二先生感叹，“这些年，文戏武唱，唱得有板有眼，功架十足，可惜，就差个转身”。而对于张艾嘉来说，她无需转身，只需一直向前奔跑。

以下，是张艾嘉的讲述。

青春，就是一场流动

CNEX的团队当初跟我提出，想用半纪录的方式做一个与青春有关的节目时，概念还比较初始，但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跟他们太熟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香港办公时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一直非常尊敬他们这么多年来为纪录片的制作的付出，同时我也很清楚，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相对浮躁的环境中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事，这其实是需要勇气跟精力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企划这件事情时，思路是比较合拍的，我嘴上说着“我来试试看，看好了就来谈”，却也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来探索：青春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寻找青春？

慢慢地，优酷加入进来了，后面嘉宾的邀请、流程的设计等等也磕磕绊绊地运转起来了。

这个过程还是蛮漫长的，而且，我不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主持人，不想一上来就摆高姿态。看一个60多岁的女人坐那边访问年轻人——“哎，你觉得青春是什么”——这是多么无趣的事啊！那样的话，这个节目也会变得很老气。

更何况，“青春”这两个字不是拿来用嘴巴说的，“青春”应该是整个节目的气质——在我眼里，青春是一种流动的状态。

所以我跟导演说，节目整体上要传递一种动感，我不要坐在那边干巴巴地访谈，“要动，动起来，动起来”。坐下来两个人这样对谈的时刻，也有，可是我也会跳出去，青春就是不停地在变、在流动、在成长的嘛。

在做节目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功课，嘉宾的优点、心态、他们现在的地位等等。我尽量不去预设我们谈话的内容，而是让好奇心来驱动我，这样才会更真实。

像五条人乐队那一期，我和仁科前一天在机场偶遇，毫无预设和防备，是很难得的机会。约在机场的便利店见面后，不一会儿他就远远地走过来，看到我们在拍，吓了一跳——这种猝不及防是我连拍电影都渴望等到的时刻啊！我马上就跟他打招呼，这样我们第二天就不需要再重新破冰、重新熟悉了。

再比如说周深，我看到他时真的想问他的牙齿，因为他学过牙医嘛，那他一定会对人的牙齿会好奇吧。而当我突然说，“我们今天穿的衣服真的颜色好像”，他会觉得好奇怪——我没有按照一般的节目流程去跟他谈，所以他自己也就没有用同一个套路去聊天，慢慢地就忘掉我们是在做访问。

我们就一直聊啊聊，一直没停。结束之后他跟我讲：“张姐！你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严肃！”

我要把我们的嘉宾当做是朋友，之前不熟悉有什么关系？聊一聊就熟悉了嘛。而且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太老，年纪对我来讲，一直不是太大的问题。

更何况，我们聊的是“青春”，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他们讲到的话、提到的东西，我也会有共鸣——哎，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的！当你给他们这样的反馈时，他们也会明白，那些青春的感受真的是会流动的，从一个人、一代人流淌到另一个人、一代人身上。

浪漫，其实需要一点傻气

说到FIRST，子为他们两年前就来找过我，请我去做评审主席，但因为疫情，我那时没有办法前往。今年疫情有所好转，恰巧也因为做节目，人也在大陆，我便应邀了。

FIRST的团队还是非常用心的。我要求所有的影片一定要在银幕上看，这样才能完全感受得到那些作品的魅力，所以他们就帮我在上海电影博物馆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映间，得以看完了所有的竞赛片，我后来又在组委会的北京办公室重新看了一遍，怕遗漏一些细节。

其实每次做评审，尤其像青年影展，我常常会抛开所有的身份，纯粹地把自己作为普通观众去感受——在当下的那一刻，什么打动了我？什么吸引了我？然后才会从编剧、表演、摄影等各个方面去考量谁应该拿奖。

看过这么多遍后，我深深地觉得，真的是不同的创作形式恰好可以折射出创作者的不同特质与能力。

像现在的动画导演，他们的嗅觉很敏锐，视角又很前瞻，思维和技巧都有呈现相当国际化的水平。今年的短片也很精彩，不管是在故事的呈现还是在技术上，都达到了蛮成熟的水准。

但当进入长片创作时，就还需要一些进步的空间——毕竟拍一部长片要花的时间、费的精力更多，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更加细致——要把一个故事以至少90分钟以上的长度去叙述，去做成电影，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不管是在《念念青春》里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也好，还是在电影节以及与其他年轻人合作也好，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真的是很聪明。

在这个时代，他们接受的信息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我们那个年代所不能比的，时代的变化又很快，他们等于是上了一个快速成长班，很容易就变得好早熟，好像真的知道了好多事情。

可是当你和他们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再深入地探讨某一类的话题的时候，我又发现，他们心里反而没像表面上那么笃定，反而会有一些不安，反而还是渴望一些鼓励和温暖。

可是因为现在的环境真的是比较残酷，高速运转，如果现在不把握、现在不快速地消费，这个热度就没有了，因为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又起来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学会怎么去把握时机。

这样的不安和渴望究竟是好是坏呢？我没法下这个结论，但是这些犹豫和探索会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像今年的影展里，有一些就是非常注重导演个人的生活、表达很私人化的作品，对社会议题的关切好像不是那么足的。

我得说，这样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年轻的导演在拍自己的处女作的时候，最熟悉的、能最表达得最充分的题材，一定是跟自我有关的。

毛姆曾经说过，“作家更关心知悉人性而非判断人性”，其实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应该这个道理。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如果没有先把自我搞清楚的话，怎么去关注外部的题材？怎么去关注其他人的人性呢？

所以，想要参与创作的人，首先要懂得我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能够清晰地分辨是非吗？我有足够成熟的价值观去看待周围的环境吗？

每一个导演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能够用自己的观点很清楚地去评价与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外面人讲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就是因为外面的声音太多了，甚至有时已经混淆不清，没能做到那份“纯粹”了，这个是蛮恐怖的。

《念念青春》里有一个嘉宾讲，“抱歉，在这年代我们不浪漫”，这话说得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不浪漫了——因为“浪漫”其实是有一点傻的，至少你得有点犯傻的勇气。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确实很聪明、很实际，不想被时代的步伐甩在后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剧情片甚至是纪录片的处女创作里，已经有一些商业行为的机警和考量了——那“傻气”在哪里呢？

我不能讲这是错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被看到，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举动，但现在的问题是，被看到、被认可的方式并不完全由创作者本人来百分百地决定，一些外部的商业因素等等，让这些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举动。

结果到最后，就背离了他们的初衷了，做出的作品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了，面目全非了，这是最让我觉得心疼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直觉”对于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对于拍电影、做创作的人来讲，直觉是最纯粹的，是最接近你的初衷的。越到年纪大，我就越来越渴望能够拥有最单纯的出发点，那种单纯的感受是很宝贵的。

“我”不重要，“我”很重要

我决定跟毕赣、温仕培合作，就是觉得他们自己有很特别独特的风格，对自己的风格如何实现有清晰的想法。我看到毕赣的《路边野餐》，读了他写的诗，好厉害。

温仕培其实是毕赣介绍给我的，我看了他之前拍的《热带往事》的打架的片段，好过瘾，因此我才很愿意跟他们尝试——他们的那些镜头的表达啊，对艺术的理解啊，可能是我没有的，这才会带来创作的新鲜感。

说实话，我是几个礼拜前才看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成片，趁我来北京的时间，他们放给我看，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

放完之后，我出来就抱着他，跟他说太精彩了，不管在视觉上还是在完成度上，已经比《路边野餐》进了好大一步，最后的一个长镜头做得真是很不容易。

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自己角色多不多，那对我来说不打紧，只要能帮到他们，我就觉得蛮高兴。他跟我讲，觉得自己在把握角色上跟说故事方面还要更进一步努力。

我说对——年轻导演拍起处女作来，有时候真是很贪心，恨不得一部戏要讲八个故事，结果最后把每个人物和故事都剪得支离破碎的。

所以我跟他们的相处时，就一直在探讨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样去看自己，怎么样能够珍惜自己，如何好好去珍惜现在身上有的东西，怎样让它支撑你走得更远、更久。

《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之后遇到了一些声音，有我上面说的一些商业元素的影响，也有一些针对影片内容的争议和讨论，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我反而觉得他们不要一炮而红。

一个原因在于，年轻的导演确实需要历炼，这样才会学会谦虚一些；二是，观众都是有惯性的，这种习惯性的打破需要时间，一个时代要取代另外一个时代的表达范式也需要时间——因为你是要改变审美的习惯。

如果是小众的，那时间还短点，还是蛮快可以接受的；尤其是面向大众，这样子的转变，哪里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做新浪潮导演的作品，像《十一个女人》《海滩的一天》，也都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转变过程，这期间，创作者和观众的角色与关系不断变化，而那些经典的作品，就是在二者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的角力中诞生的。

对创作者来讲，他们必须得到教训、获取经验、做出调整、再互相磨合。慢慢慢慢，就会有另外一种新的电影语言出现的。

你问我担不担心自己的电影的票房和口碑？担不担心《念念青春》的反馈？我当然会担心了，但就像我刚才所说，创作还是一个关乎发问自我的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做的标准是什么？既然做了，有好好地把它做好吗？这个标准有一部分可能是外界对你的要求，你得知道这是不是你自己要走的方向，或者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那可能是现在做不到，但三年以后可以做得到，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如果有些东西归根结底是不适合你的，你何必要去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会在考量的。

我做《念念青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综艺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刚开始我也有点不习惯的，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看到它的好，那就让它安静、慢慢地发酵吧。

不管是拍电影、做评审还是做综艺，我每次跟不同领域、不同年纪的人做事，我都觉得是互惠，我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和思路，多听听、多问问、多看看、多想想，可不可以完成？可不可以更好？我还是想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跑下去的，这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自己节奏去跑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