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k Floyd水爷：不搞政治玩摇滚是为了泡妞

我第一次采访沃特斯的时候，他还在制作这张专辑，当时是2016年10月的沙漠之旅音乐节，我在后台的时候采访了他。

而今年的4月下旬，我们再次见面，沃特斯当时在新泽西为他的巡演做着彩排，我们开始了一次坦率的对话。

在这次访谈中，沃特斯谈到了新专辑漫长而又纠结的起源过程，也谈到了他激烈的个人信仰。他穿着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坐在转椅里面喝着茶，他看起来养精蓄锐，正迫切地期待着再次上路。沃特斯的声音是深刻而柔和的，但我仍然能够听出他对自己的新专辑的深深的骄傲和肯定。

距离你的上一张录音室专辑已经过去了25年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新歌的？你有一个主题或者说前提吗？

很多年前，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在我进行1999-2000年巡演的前夕，我在拿骚（巴哈马首都）度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刚好有些人也在那里，那是Doyle Bramhall II的乐队。于是我们就一起做了六七首歌，其中有一首录音我非常喜欢，但那完全是一首超现实主义的歌曲。

“审判日的黑色黎明，硝烟弥漫”——这就是这首歌的第一行歌词。这首歌也收录在新专辑里，它被命名为为《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这也是杨主播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里有一段讲到一个牛仔被吊死：“绳子在最后掉到了地上，人们听到的最后一声是他的喊叫。”这一段后来被改成了“炸弹落下而数字停止，她听到的最后一声是自己的呼喊：回家，我要回家了！”

我调整了这首歌的歌词，塞进去了关于炸弹和无人机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歌词是在半年前完成的，当时我想：“操他的，老子终于可以用上这些歌了。”

我注意到有些歌词写得很简洁，简直像是咏唱一样有着重复的模式，例如《Picture That》的歌词。

《我们真的想要这样的生活吗？》的有趣之处是我与很多从未见过的音乐家的合作，因为他们都是尼杰尔·歌德里希（专辑制作人）的朋友——鼓手Joey Waronker、吉他手Gus Seyffert和Jonathan Wilson。

那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制作的初期，尼杰尔和我之间都会有一些新点子，类似于我们会说“我们应该试试半速”或者“双倍速度”。然后有一次，尼杰尔对我说：“好吧，你准备好弹了吗？”

“弹啥玩意？？？”

“弹贝斯啊。”

为什么？（笑）

在这张专辑的主打歌里，有这么一行歌词，在里面民主被描述为“我们都说的事情继续下去（what we all say goes）”，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民主，这是暴徒的法则。

是的，但这确实也是个永恒的问题。（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说：“民主是个希腊笑话，它给了普通人以特权。”（笑）听起来就像是君主会说的话。

当你在战后的英国长大，你是不是觉得美国是你的理想状态——从社会上或者文化上？

美国代表消费主义，它代表着蓝色的牛仔裤和警察长袜，它也代表着天真和自夸。

我可能是从我母亲那里接受了这个观点，她在1936年或者37年的时候去过美国，当然她只去了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

我已经足够老到记得阿特莱政府（Clement Atlee，1945年到1951年英国首相），在二战以后，英国发生了一场社会革命，没有人在乎曾经工业革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世界霸主，而是真正的所有人在尝试创造一个相互关爱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卫生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比你们将来可能有的那套健康服务要好10倍。

伦敦60年代中后期有什么东西是至今依然有价值的吗，除了音乐以外。

无论那时候有什么重要的，那都一定与卡纳比街（伦敦的时装一条街）无关。披头士们突然让流行音乐成为了表达情感的合法渠道——那种真实的情感和想法，这绝对是革命性的。

你上的是建筑学校，当时作为一个学生的你有考虑过学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吗？

不，我干不了政治那行。

但你有这那个进取心。

我可能是表现得很有进取心，但是我能想清楚我的想法，我很清楚这一点。

（暂停了一下）我最终选择了玩摇滚乐，因为我想泡妞（get laid）。虽说如此，我仍然对政治起作用的方式感兴趣：人们如何组织起来，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如何运作的。

你写歌是为了面对还是为了说服？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美国公民吗？

不是。

你有居民身份。

我有签证，我也交税——很多很多的税。

作为英国公民，你反对英国脱欧吗？

如果我参与了投票的话，很明显我会支持留在欧盟。

在那之前，我有一个播放机，我把一些歌放在里面，有时候我会给人们听一听它们，然后他们说：“你必须要做一张专辑才行，它们很棒。”

我认识尼杰尔是因为2014年的电影《Roger Waters: The Wall》是由他负责混音的。最后我给尼杰尔放了我的那些歌，然后他就说“恩……”他表示他有兴趣做这张专辑：“好吧，我们来做这个八小节，和那个四小节。”

我说：“等等，我这有差不多两个小时长的东西，结果你就挑了七分钟，其他的呢？”他说：“让我们就先从这些开始吧。”

考虑到你一直都是作为自己的主导，与尼杰尔的合作容易吗？

我想做点不同的东西。虽然我有很多空间去做决定，但是自从与尼杰尔合作的第一分钟开始，我就清楚的知道，我要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你是不是还握有最终的否决权？

我确实有类似那么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上或者是歌词上的例子？

是的，有一件小事儿，我放弃的其他东西其实对我来说都挺重要的。尼杰尔总是要求我在歌词中不要对任何事情都具有政治性。

我从《Déjá Vu》中就放弃了“耶路撒冷”，原来的副歌部分本来是“也许一个女人在炉子里烤面包、做米饭，或者把一些骨头煮熟，放弃耶路撒冷吧，放下你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