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知远也说起“脱口秀”：读书人需要参与现实，但不是无原则参与

“如果亚里士多德走到柏拉图的房间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时候，请问张大大，这个屋里一共有几个人？”

“以为CP（搭档）是一种期货，不过也差不多，是一种没有兑现的爱情。”

“这么多字，卖这么便宜，就算梁启超来都拿不到这个价格。”

随着许知远走上《吐槽大会》的舞台，一批“金句”开始流传。加上此前学者刘擎参与《奇葩说》，罗翔在B站被网友们封为“第一段子手”（粉丝已达500多万），“文化吐槽”似乎已变成新的娱乐热点。

对此，赞者称“言之有物的幽默让笑声有了回响”，弹之者则称“心疼许知远，好好的读书人去说什么相声”。

也许，赞与弹都有些想当然：在今天，许知远、刘擎、罗翔们其实没有太多选择权，不参与，就只能被边缘化；参与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大家都被一条看不见的链条所牵引，而哈哈大笑之后，是另一次哈哈大笑。

不到30年，从访谈变成了表演

需要说明的是，《吐槽大会》《奇葩说》并非真正的脱口秀（Talk Show），而是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一般认为，脱口秀源于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发问者，不能加入表演因素；单口喜剧则以表演为主，是脱口秀的一个分支。

学者苏晓龙在《我国脱口秀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提出：我国脱口秀发展分三个阶段：

可见，中国脱口秀的历史虽短，却经历了一个从新闻到表演、从严肃到娱乐、从访谈到单口喜剧的过程。刚开始，脱口秀的“主持人”只负责串联节目、引导话题；进而成为酷评、毒舌式的个人表演；如今已发展为多人上场说段子。

《实话实说》，1996

单口喜剧突然变火，源于两点：

首先，它与后现代文化深度契合。在越来越大的职场压力下，年轻观众需要脱口秀来对冲现实压力。

其次，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新闻只是近代的舶来品，未能形成坚固的、以新闻语言为基础的话语传统，在互联网冲击下，特别容易被消解。如果说，“好好说话”曾意味着报纸上使用的语言的话，那么，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网络语言的粗粝、简单、给力，则单口喜剧简直可视为一种艺术了。

单口喜剧的段位不算高

那么，单口喜剧真能称为艺术吗？至少从两点看，它与传统概念中的艺术格格不入。

其一，单口喜剧的创作中强调“平行原则”，即每个笑点基本是独立的，在传统相声中，这被称为“包袱摞着使”，是相对初级的表演方式。相声作为语言艺术，不以包袱为核心，而是以情境为核心，强调“三翻四抖，铺平垫稳”。毕竟包袱只能听一次，观众知道底牌，就再也笑不起来了，而情境生动，就能做到百听不厌。

其二，单口喜剧强调“梗”，达不到相声中哏的深度。虽然作家张大春等人提出，“梗”是对哏的误写，本是同一个意思，但单口喜剧中的“梗”逗笑人，并不源于它的内容，而是源于它被重复。

以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中取笑金星的“梗”为例，称金星只会问一些世俗问题，即使采访鲁迅，也会问他：“你后来和闰土见面了没有？”它的笑点在于，这是金星的惯用语。对于没看过金星节目的观众来说，根本笑不起来。“梗”其实是一种现代典故，只有被大众所熟知，且在场景错置时，“一句是脏话，另一句也是脏话”才似乎可笑。

因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单口喜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国外单口喜剧以自嘲为主，《奇葩说》《吐槽大会》等则加入更多贬低他人的内容；国外单口喜剧经常涉及公共议题，《奇葩说》《吐槽大会》等更多聚焦个人遭遇；国外单口喜剧的肢体表演更多，而《奇葩说》《吐槽大会》等更倾向于文字游戏……即使按单口喜剧的标准来衡量，《奇葩说》《吐槽大会》等的完成度也不算太高。

单口喜剧是消费狂欢的替代品

存有明显缺陷，为什么单口喜剧却“火”了起来，甚至还成了“顺潮流”？因为我们正被后现代主义文化裹挟。

后现代主义文化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上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这一概念），70年代中期在西方被确立。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现代主义坚信理性，鼓励人们追求真理、理想和真实，并以此为基准，重塑自我。现代主义反对虚无，要求个体过“有意义”的生活。可现代主义是对生活概括太粗糙，毕竟现实并不完全由理性构成，太多所谓的“意义”经不起检验，且在“要求”的背后，隐含着权力的不平衡。

后现代主义更强调反省、中立、接纳多元性，但随着标准的模糊，真理也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对错，固然更宽容，但也带来了主体性的丧失，这让现代人更容易随波逐流。似乎拥有自我，其实拥有的是虚假的自我。

表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中立的，但事实上，它是对消费社会的模仿。

在消费社会中，没有中心，也没有好坏之分，所有顾客都是平等的。消费社会的特点是，绝大多数购买不是为了解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占有某种商品所附加的符号。消费社会创造出大超市、商业街、时尚等集体节日，吸引人们去狂欢。

单口喜剧正是这种狂欢的延伸，它与消费社会的底层逻辑相通——即时消费，容易参与，不用听别人规训，潮流不断在变。

当然，大超市等的狂欢是有代价的，需要现代人用996、加班等埋单，经历过那种疲惫之后，人们会更加迷恋大超市给予的放松感，如果大超市还不够劲，则有单口喜剧顶上。

只有“吐槽”，没有“文化”

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习惯于这样看问题：形式是形式，内容是内容，用单口喜剧的形式，也可以传递严肃、深刻的内容啊？于是，许知远、刘擎、罗翔们的尝试几乎成了跨越性的一步，“文化吐槽”似乎正在掀开美好明天的幕布。

这就忽略了，形式并不是比内容次一级的东西，它和内容不可分，有时形式就是内容。

以单口喜剧创作的“平行原则”为例，古往今来，阅读都是从头开始、无法跳跃的，只有按作者设定的顺序，读者才能解码书中内容。这意味着，伏笔、暗扣、总纲等自有价值。通过阅读，作者的方法论被平移到读者的意识中，逻辑成为连接彼此的语言。

可在“平行原则”下，这种逻辑秩序消失了。表演者可以上30秒谈卫星，中间30秒谈马路，下30秒谈种菜……彼此毫无联系，但只要足够搞笑，读者无需追问：为什么卫星要放在第一条，马路要放在第二条。

随着叙事逻辑被取缔，人实际上便回归了童年时代，不再关注深度、理性、意义，一切都是抓住表象来调侃。他们不想解决问题，只想发泄和娱乐。

形式一直在耕耘人性。有什么样的形式，就会制造出怎样的人。

刘擎在《奇葩说》中还有一定的知识含量，而许知远在《吐槽大会》则基本没有知识上的发挥，可观众会关心这些区别吗？哈哈大笑之后，谁还记得你讲过什么？谁又会因那些“梗”而去翻翻书呢？

有些潮流，还是不顺的好

在《童年的消逝》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预言了一个可怕的未来图景：随着阅读文化逐渐退缩，视频文化将掌控人类，随着阅读文化创造出的逻辑、自我、深刻等最终枯萎，人类将进入幼稚、肤浅的弱智时代。

尼尔·波兹曼给不出解药，只好提出，视频文化时代可能也是个好时代。

尼尔·波兹曼去世于2003年，他没能看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没能看到种种怪像的发生，这使他对反智、浅薄缺乏切肤之痛。可许知远、刘擎、罗翔们则不同，他们肯定对此有过思考、有过怀疑，可作为具有主动反思能力的群体，他们反而在“文化吐槽”的魅惑下，选择了高级投降，这体现出当下读书人的两个短板：

其一，只从个人视角看问题，关怀不够，思想的穿透力也就不够。

其二，表演欲压倒了批判精神，宁可被裹挟，不愿被边缘化。

读书人需要参与现实，但不是无原则地参与现实。把不吐脏字地吐槽也当成一种技术来炫耀，用知识来助推反智，这种“潮流”，还是不“顺”的好。

作者|唐山  编辑|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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