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中国经验

郑乐凯 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

袁征宇 经济学博士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Romer，1990)。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模式也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执行与实施，标志着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源泉的新模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加快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是实施上述战略的重要举措。«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对外公布的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首次突破2亿元人民币，合计高达2.21亿元，研发投入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2.23％，经费支出规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仅次于美国，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研发创新质量的整体水平实际上并不高，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显示，我国境内仅有小米、华为、腾讯3家企业上榜，而美国和..分别有39家和32家企业入围，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产业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是现今理论界和政策层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因此，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质量，将技术创新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提高我国企业创新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怎样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梳理过往文献发现，一些研究从学习能力、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运营管理模式、技术引进等企业内部因素来探究企业创新行为(周黎安和罗凯，2005；孙早和肖利平，2016；张杰等，2020)；另一些研究则从行业市场结构、房价、融资约束、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视角展开相关企业创新方面的探索(马光荣等，2014；陈德球等，2016)。上述文献从经营环境的角度来理解企业如何提高创新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健康良好的金融生态体系是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形成创新能力的基础保障条件(Kerr等，2014；易纲，2020)。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通过资本积累，增强资本要素流动，降低资金融通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戴静和张建华，2013)。然而，我国金融结构体系长期以银行业为主，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造成作为资金供给方的银行在我国信贷市场中具有很强的支配能力。它们出于政治关联、监管制度等方面的考虑，倾向于将更多信贷额度发放给国有或大型企业，而许多高效率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造成信贷配给出现所有制歧视行为，无法使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最大化，制约了创新活动的开展(卢峰和姚洋，2004；刘瑞明，2011；Wei等，2017)。功能完善的银行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甄别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向其提供融资服务，解决融资难题，促进技术创新。由于银企之间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银行在实际活动中无法完全掌握申请贷款企业的信息状况，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银行对风险较高、抵押品不足的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倾向偏低，不愿将资金贷给这类企业，最终造成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该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林毅夫等，2019)。创新活动具有周期性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对资金依赖程度高。一般情况下，仅依靠企业内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研发所需资本。因此，企业时常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等外部筹资的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鞠晓生等，2013)。

为破解上述困局，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也相应出台，确立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丰富金融服务产品种类，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将储蓄、信贷等金融资源进行跨主体、跨行业、跨区域的转移，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使金融供给和需求双侧匹配合理，提高资本要素的利用效率(焦瑾璞等，2015；黄益平和黄卓，2018)。

数字普惠金融是将数字化与传统模式相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大幅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运营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融资方式，打通传统普惠金融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此，本文尝试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讨论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另外，现有文献大多从企业创新投入规模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关注企业创新质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考虑到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允许企业的研发费用按一定比例在税前进行减免，这些优惠措施颁布的初衷在于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提升企业品牌竞争力，企业出于避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与动机，将非企业研发支出也按研发投入款项进行申报，如此操作明显夸大了我国企业实际研发投入水平，大量研发成果无法摆脱低端模仿、实用价值不高、实际创新能力不足的尴尬窘境，导致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备受外界诟病。据此，本文以企业历年专利申请数据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试图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探究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I0=μplＫ                   （1）

其中，μ表示企业未来现金收入的抵押比率。

在第二阶段(t1)，企业对研发的实际情况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于是，对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进行修正，调整创新可能取得成功的概率，并将其重新设置为p1。此时，企业仍需向银行贷款规模为I1的资金来完成后期相关创新活动。与传统银行放贷评估不同，如今商业银行采用数据挖掘等数字技术对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运营能力进行更为精确的评估，对贷款企业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画像评估，得到企业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p*，pl <p*<p1 。同时，为了得到准确的画像评估，我们假设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其中，c为企业贷款的固定成本)。

（三）企业研发盈利阶段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是否会受到企业类型的差别化影响？为检验上述疑问，我们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差异将研究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大类，再分别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刻画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指标基本维持正向促进作用。据此说明，各地区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发展同时带动了不同类型企业积极开展创新研发活动，有助于更好地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市场中的“所有制歧视”难题。

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信贷市场中可能会遭受不同的待遇，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往往会遭受到身份偏见以及门槛壁垒等歧视，无法获得资金贷款(苟琴等，2014)。为进一步检验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能否破解传统金融领域存在的金融抑制难题，本文还讨论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创新是否具有差别化影响。具体做法是，先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根据企业规模将其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再分别进行实证检验。表4给出的结果表明，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规模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促进作用效果方面，它对小企业的作用最大，中企业次之，大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小，该结果也间接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破除制约社会资金有效配置的有力途径。

另外，本文还采用了省份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更换之前基准回归中使用地级市层面的指标进行了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虽然相关系数在数值方面有所变化，不过研究的基本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再次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是可靠的，同样也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尽管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在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金融服务依旧无法摆脱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解决。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数字普惠金融破解了“最后一公里”难题，促进了金融普惠，为解决以上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同时，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强、前期投入高的特点，造成开展研发创新的企业内部资金无法满足，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渠道获得所需资金。据此，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多阶段跨期企业贷款模型，从理论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随后，再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专利数据进行匹配合并，实证检验了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当地企业申请专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推动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申请专利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具有差异化影响，这些异质性研究都表明在数字技术应用下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具备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要加大在核心关键要素上的研发投入，整合资源要素，集中力量解决攻关技术，夯实企业品牌，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在企业顶层设计方面，完善收入与分配机制，量身定做适合企业长远发展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产学研长期合作的信用和约束机制，坚定各方合作信心和投入决心。第二，促进第二、第三产业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要加大传统产业技改力度，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聚焦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行业前沿领域，大力发展“三新”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更多新兴领域对企业内部转型升级的增长极，抢占产业链与价值链中高端地位。第三，继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健康有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部门要起到引领与带头作用，在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最多的领域行业打通创业要素、金融服务与企业“最后一公里”的道路，同时持续规范金融市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制造业实体企业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信用支撑。

王星：《企业数字化转型观察：困境、驱动力和支撑系统》

曹磊：《腾讯产业数字化转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