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产业互联网发展战略视角的评述|企鹅经济学

2022-12-14 09:08:10

作者

陈维宣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本文首发于山东大学《产业经济评论》，2020年12月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逐渐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等因素无疑加重这一风险。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及后果、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产业互联网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以及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评述。研究发现，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通过推动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新要素供给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途径，针对性地缓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类成因，有效促进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产业互联网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未来研究方向，至少存在三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一是构建产业互联网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理论框架，二是对产业互联网在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跨国比较，三是需要重视对数字..与数字经济政策的效应评估。

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显著趋势。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4.30%下降到2019年的2.47%[1]，危机后十年未能实现全球经济复苏，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衰退进程。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正在从消费互联网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产业互联网的高级阶段，并在对冲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冲击中发挥出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两个典型事实。一方面，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在2010年达到4035美元，跨过了世界银行关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成功跻身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NI增长率也开始逐渐放缓，从2010年的9.8%下降到2019年的6.1%[2]，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促使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深度思考：中国经济能否跨越当前中等收入阶段，哪些因素会加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源泉又在于何处，以及中国将会在何时顺利进入高收入增长阶段？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关系到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提供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支撑。

本文立足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围绕中等收入陷阱从产业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评述。首先，从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其后果入手，然后基于现有文献总结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因素，随后对产业互联网推动经济增长或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并概括性地总结通过发展产业互联网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方案，最后对未来可能取得重要进展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后果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问题仍有争议，但是跨国数据比较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主观臆想，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高概率事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愈加突出，在长达30-50年的时间里，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大比例的进入中低收入区间或者中高收入区间的国家不能进入更高收入阶段（Agénor et al.，2012；张德荣，2013）。

在本质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因此现有文献通常将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红利、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城市化等几个方面。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黑天鹅”的出现，无疑更是加强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力。

1 / 收入分配不公

在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众多因素中，被学者提及最多的当属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特征，低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存在最优水平，而高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则阻碍经济增长（贺大兴、姚洋，2014；魏熙晔等，2019）。收入分配结构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阻碍自主创新。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扩大给内资企业带来的正向市场规模效应不足以抵消外资企业的匹配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这将对自主创新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导致无法顺利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程文、张建华，2018）。二是形成利益集团。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将会导致利益集团具有更强的市场谈判能力并获得更大收入分配份额，进一步导致收入和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促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为维护并扩大既得利益，将会竭尽全力要强化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如果这种弊端的严重性达到了某种限度且没有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不仅会扭曲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国家衰败的原因（奥尔森，2007；李稻葵，2014；蔡昉、王美艳，2014）。三是限制消费需求。收入分配不合理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则高度集中于少部分家庭，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由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因此高收入群体财富的增长并不会形成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反而是因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社会消费总需求的规模扩张。消费需求的萎缩使得其不仅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魏熙晔等，2019）。四是妨碍资本积累。一方面，不平等限制了穷人投资物质资本的能力，使得社会物质资本积累不足，进一步削弱了穷人以及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和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即使穷人有能力积累物质资本，不平等也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缺乏降低了物质资本的回报率，使得前沿技术无法在社会推广，社会生产效率得不到有效改善（贺大兴、姚洋，2014）。为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增长问题而实行的..政策则进一步加速了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速度（樊纲、张晓晶，2008）。

2 / 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已经在社会各界达成基本共识，人口红利将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和资本形成率等方面而影响经济增长（蔡昉，2011；陆旸、蔡昉，2014，2016）。一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持续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缩减，从而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减少还将进一步引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国家丧失劳动密集产业的比较优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中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与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的降低，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与自然失业率的提高，从而通过影响潜在就业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三是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会加剧社会抚养负担，消费增加而储蓄减少，储蓄率的下降不仅会通过降低投资率而减少物质资本积累，而且还将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降低劳动技能水平，从而引起资本形成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抑制潜在增长率的提升。

3 / 制度安排缺陷

制度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增长，但制度的质量对增长的影响巨大且具有不可替代性（郑秉文，2011）；尤其是伴随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增长对制度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张德荣，2013）。制度缺陷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被形象地称之为“制度高墙”（Fatas and Mihov，2009）。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对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市场分工等产生扭曲，降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制度缺陷导致政府失灵，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适宜的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导致政府效率低下。三是制度缺陷导致战略失误，制度权威与公信的丧失，致使国家政权被小利益集团所把持，为了进一步维护既得利益，容易制定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对拉丁美洲、南亚和中东欧等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研究均一致表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与核心因素（Acemoglu et al.，2000；刘世锦、徐伟，2011；张德荣，2013；韩其恒等，2016）。

4 / 技术创新停滞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的增长方式难以维持，中等收入国家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如果此时该国无法及时将经济增长的源泉转向创新驱动，将因自主创新的停滞导致其技术增长率低于前沿国家，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龚刚等，2017；黄先海、宋学印，2018；程文、张建华，2018；高明宇，2018）。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滞后导致助推产业升级的力量减弱，致使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与落后低收入国家相比在工资上不具有比较优势（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1；蔡昉，2011）。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滞后还导致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缓慢，导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从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实现增长水平的跃升（蔡昉，2013）。

5 / 发展战略失误

错误的发展战略集中体现在背离正确的技术与经济发展规律，使国家经济发展偏离正确的技术与经济发展轨道，从而最终导致国家的失败。一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违背工业化发展顺序，在工业化进程尚未充分开启的时候，未能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而是在政府推动下过早进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实施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林毅夫，2012；王丽莉、文一，2017）。赶超战略不仅造成生产效率损失，而且还会扭曲制度结构，实施赶超战略经济体的赶超程度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低，经济停滞可能性越大（陈斌开、伏霖，2018）。另一方面，与成功跻身高收入水平国家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技术立国战略不同，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往往忽视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时效性。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短期促进效应，但是在长期条件下，进口替代战略将会由于国内市场饱和而失去增长动力，因缺乏国际竞争而丧失技术学习机会，因产业选择而挤压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自主发展（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高世楫、卓贤，2011）。

6 / 产业结构失衡

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特定阶段出现的结构转型问题，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就成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Ohno，2009）。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通过促进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产生结构红利，从而为经济提供增长动能（Peneder，2003）；反之，在失衡的产业结构体系下，不仅生产要素难以根据生产率高低进行跨部门转移，而且低生产率部门供给的商品和服务的费用相对高生产率部门而言越来越高，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1967）。另一方面，理论经验和国际比较都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所占比重和生产率增速的下降，或者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的过快增长，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黄群慧等，2017；史丹、白骏骄，2019）。这是因为，服务业所占比重的上升并非必然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或服务业生产能力的真正提升，也有可能是制造业的相对衰败导致的，或者是服务业的相对价格变动造成的（张建华、程文，2019），即所谓的“产业结构早熟”问题。

7 / 城市化问题

虽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度城市化则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是一个系统性的协同演化过程，单纯的城市化不仅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反而可能会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一方面，过快的城市化速度与工业化进程不匹配，城市化不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反而是在工业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大量低技能的农业劳动力直接流入城市服务业，非但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造成了过度与畸形的城市化，导致因城市人口对工业化资源的挤占（田雪原，2006；Jankowska et al.，2012）。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城市荷载大幅上升，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的供不应求；并因高失业率而产生大量城市贫民，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管理和社会负担，市政服务效率低下。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不仅没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

中国可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落进中等收入陷阱，学术界对词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如许小年（2017）等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中国经济已经滑进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学者，如厉以宁（2012），陈昌盛、何建武（2019），刘伟、范欣（2019）等则相信，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陈昌盛、何建武（2019）保守估计，到2028年中国的人均GDP将上升至12949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水平），从购买力平价的比较来看，届时中国的发展水平将与目前的新西兰相当，在十年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范欣（2019）持有更加相对乐观的估计，指出中国到2022年的人均GDP水平就将达到1.33万美元，三年内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2035年达到3.15万美元，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1 / 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标准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滑进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议，实际上是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及其判定标准争议的外在体现。最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即是参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国别收入分类标准。例如世界银行在2020年发布新的标准，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分别是1036美元、4046美元和12536美元。[1]除了参照世界银行的这种绝对值方法外，Woo（2011）则建议采用相对值方法，用追赶指数（GUI）来重新界定高、中、低收入阶段。不同标准的采用将会导致国家转入不同收入类别经济体。不仅如此，由于学者们在研究中等陷阱收入问题时面临统计维度模糊、观测时距模糊和收入区间模糊等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对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及其判定依据上存在巨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存在，另一部分学者则指称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王燕、申探明，2019）。虽然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及其判定标准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指出中国存在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卢现祥、罗小芳，2013；蔡昉、王美艳，2014），这些风险因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2 / 收入分配不公的风险

理论研究和调查数据均清楚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从0.240不断攀升至0.465，远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2]目前，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技能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都面临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来可能自于收入分配方面，成为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楼继伟，2010；Vandenberg and Zhuang，2011；魏熙晔等，2019）。George et al.（2004）就曾经告诫过，中国如果不能在2020年之前有效摆脱收入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问题，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似的走走停停，中断经济增长，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3 / 人口红利消失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速中国陷入中国收入陷阱的风险（楼继伟，2010；Vandenberg and Zhuang，2011）。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自2012年起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而且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自2018年开始也首次出现下降。不仅如此，2010-2019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4.79%下降到3.34%，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8.9%上升到12.6%，人口抚养比从34.2%上升到41.5%[3]。劳动供给的缩减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意味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已经达到极限，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呈现出显著且持续上升的趋势，名义工资从2013年的4290元增长到2017年的6193元，2008-2017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为8.2%，平均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番，远高于印度、南非、巴西和俄罗斯等中等收入序列国家。[4]这意味着，支撑中国快速工业化的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中国正在逐渐丧失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加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4 / 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产业结构失衡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当前，中国存在的最突出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在于“产业结构早熟”或“过早去工业化”现象（Vandenberg and Zhuang，2011；刘伟，2011；黄群慧等，2017；史丹、白骏骄，2019；张建华、程文，2019）。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服务业所占比重首次高于制造业所占比重，并保持持续扩大的趋势，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加速积聚。2012-2019年间，从产值比例关系角度看，服务业由45.5%上升至53.9%，而制造业则从45.4%下降到39.0%；从就业比例关系角度看，服务业从36.1%迅速上升至47.4%，而制造业则从30.3%下降至27.5%；从GDP贡献率角度看，服务业从45.0%猛增至59.4%，而制造业却从50.0%大幅下滑至36.8%。[5]产业结构早熟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稳定性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尤其是通过政策刺激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业的投资，积累了结构失衡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鲍莫尔成本病”现象，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宋建、郑江淮，2017）。

5 / 技术创新滞后的风险

虽然中国的技术创新产出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是要从具有创新潜力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创新强国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殊非易事，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在创新上存在一道无形障碍。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中国技术创新滞后的可能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制度体制可能成为制约创新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中国的科研管理制度相对僵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为薄弱，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瓶颈因素，2019年中国的创新制度在全球国家中位居第60位，尤其是在监管环境方面不具优势。[6]二是高等教育供给与创新人才需求之间的缺口仍然较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粗入学率为49.1%，虽然较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群组相对为高，但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6.8%；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每百人人口中研究人员数等指标也存在类似情况。[7]三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尚未处于甚至未能跟上世界研发前沿。在工业领域，中国的专利研发重点与发达国家的重合率低于10%，与竞争对手相比仍然处于低端水平；在新兴产业方面，我国芯片技术与发达国家相差2-3代，2018年我国芯片产业进口额为出口额的3.7倍，仍然主要依靠进口。根据IC Insights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芯片公司总投入为110亿美元，而英特尔一家企业支出超过145亿美元。四是科技成果转化与国际扩散有待进一步推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而美国转化率高达70%，这意味着中国每年仅有极少数科研成果从研发机构走向了实体经济，绝大多数科技成果还没有服务于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保护主义的抬头，特别是影响技术密集型部门和知识流动的保护主义呈现抬头之势，对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的传播构成风险。

6 / 城市化问题的风险

虽然城市化进程不能单独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目前也没有哪个国家在城镇化水平不提升的情况下成为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国家（Annez and Buckley，2009）。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足、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规模过小以及城市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楼继伟，2010；刘伟，2011）。更严重的是，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房价过高问题将进一步加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一是房价上涨会提高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导致高等教育的性别分化，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更是如此（张慧慧等，2018）。而城镇化对中上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恰恰只有在与教育相结合时才能有效发挥（张欢等，2018）。二是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利润具有倒U型的影响特征，房价的过快上涨会通过挤出投资妨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张馨月、滕越洋，2019）。平均而言，房价每上涨1%将导致实体经济投资下降0.219%，特别是东部地区更加明显（郑东雅等，2019）。三是房价上涨对企业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净效应为负，挤出效应仍然占主导地位，从而抑制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尤其如此（刘建江、石大千，2019；郭文伟、李嘉琪，2019）。

产业互联网对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很可能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在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会失效，一个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如果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就会面临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风险，因此，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转换增长动力机制很可能是一个国家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张德荣，2013）。

从产业革命变迁规律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产业互联网将成为在新产业革命中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重塑国家经济增长动能的核心驱动力量。产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新产业革命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产业形态，其本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1 /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产业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价值网络的深刻变革，随之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梁双陆、刘培培，2018；张贺、白钦先，2018；程名望、张家平，2019；张勋等，2019）；而且相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更加显著（孙继国、赵俊美，2019）。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机制主要包括三种效应：中介效应、配置效应与消费效应。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降低了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与成本，帮助他们获得储蓄和借款，从而可以积累资产、建立个人信用（Demirgüç-Kunt and Klapper，2012）。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促进了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与合作，提升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能力，尤其是推动了城市金融资源向农村金融市场的转移和配置。第三，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账户拥有率，推动低收入人群获得外源融资，通过增加他们在生活、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张贺、白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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