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崛起，对中国城市意味着什么?

正值各地纷纷提出制定本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各大中心城市尤其一马当先之际，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认识清楚：国家崛起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搞清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既不踏空错失机遇，又不误入歧途反受其乱，并对机遇带来的副作用具备充分的前瞻性认识，以利应对。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发展及规划，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绩举足轻重；而中心城市的发展实绩，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势的带动。

若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洼地，其中心城市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也多处于边缘之地；如果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和高地，即便这个国家内部的边缘之地，这个城市也会成为外部众人仰望的发展极。

文 |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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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准国家在全球地位变动的走势，从而准确定位本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本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当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加速崛起。

在“十三五”圆满结束、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种崛起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全方位体现：

中国加速崛起，首先体现为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进程提速，领先于美国之外其它国家的优势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中国GDP为688858.2亿元；到2019年，中国GDP已经扩张至986515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为准。初步核算数为990865.1亿元，最终核实数为986515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了435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比初步核算数下降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关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的公告》。

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成为全球当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美国等其它经济大国GDP则无一例外全部显著萎缩。“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现在，..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萎缩到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至迟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赶超美国”话题在国内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和商界就从无到有，日渐升温。2020年，由于抗疫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经济体量赶超美国的进程也可望大大提速。

我国官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并未明确将超越美国定为目标，官方舆论也不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反而不时对此降温，但这种表现只是一种自信的沉着，国内外各界对此话题讨论热烈，认为中国GDP能在2035年之前超越美国者不乏其人。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近日预测，中国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之前的预估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更在创造历史。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能力继续扩充、升级的基础上，消费和国内市场扩张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只有做大做强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既为中国产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需求支撑，令中国制造业得以发掘、实现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又为贸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的市场机会。

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消费市场两者结合，才能奠定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整理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

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

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0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72342.3亿元）的239%。同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为17.4%。

至迟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件消费品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汽车市场上，2019年，中国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

2021年，甚至2020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可望超越美国，跃居世界最大国内市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还将持续显著拉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消费市场相对规模的这一变局，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见证越来越多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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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决定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技术、文化发展从领行世界转向全面落后，即使受益于五口通商、太平军兴而从松江府下县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在不少方面甚至低于周边原属中国藩属国、后为欧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

从鸦片战争后开埠至1870年（同治九年）后数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从茶叶、生丝、桐油、猪鬃等原产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商品，到大米、小麦、棉花等国内大量消费的日用大宗必需品，这些货品无论是出口、进口，还是国内贸易近海航运，都日益集中于上海，国内市场定价权相应逐步从其它生产和交易中心城镇转移到上海，而上海行情则取决于海外而与中国农民、手工工人的生产成本无关：

茶价决定于伦敦；

丝价决定于里昂；

桐油、猪鬃价格决定于纽约；

上海小麦、棉花价格决定于美国小麦、棉花；

……

最令人惊骇的是，甚至上海和长三角居民当时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上海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内地对应商品收购价格再在上海口岸价格基础上逐级压低。

由是观之，当时上海在国内地位虽然持续上升，但在这些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甚至逐步沦落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样日益沉沦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地位，给当时的中国城市发展设定了相当低的天花板。

今天，中国国势持续上扬，正在给中国城市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机遇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公认一线城市自不待言，成都、武汉这类新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武汉、杭州、成都、重庆是最普遍认可的4座“新一线城市”，剖析其中离海岸最远、又不濒临长江航道的成都，可以最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2015年和2019年成都与全国发展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

整理对比“十三五”期间人口（城镇人口）、GDP、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4项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如上表所示，2015—2019年间，成都在人口（城镇人口）、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项上面跑赢了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成都人均GDP指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之多。 

从国内视角看，发展速度持续跑赢全国平均水平，推动成都在全国城市排名榜地位上升。论GDP体量，2015年成都排名全国城市第八，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武汉；到2019年，成都GDP排名上升至全国城市第六，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见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抗冲击能力，横扫世界的2020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检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增长基础扎实成色的机会。应该说，内陆“新一线城市”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优良的答卷：

整理对比1—11月和全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九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及其细分项目如下表所示，成都在所有项目上都继续跑赢全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3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

就GDP而言，全国GDP增长2.3%，成都市增长4.0%，比全国增幅高出1.7个百分点、74%；四川省增长3.8%，比全国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65%。

2020年成都与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全国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等。

由于是疫情最初的“震中”，武汉的情况不可比，但也从三季度起全面强劲复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双循环”战略，随着长江经济带优势日益凸显、潜力日益发挥，预计成都、武汉等内陆“新一线城市”能够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成都攀上了迄今其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称呼。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