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20年,门里门外就换了模样..


当地时间1月11日,纽交所将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家运营商摘牌,正式停止股票交易。


摘还是不摘,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不然不会在5天之内2次出尔反尔。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一道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试图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所谓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公司”。


1月2日,纽交所发出公告,将对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中国三大运营商摘牌。但随后的1月4日,纽交所又决定取消摘牌。到了1月6日,纽交所又再次决定摘牌。


如此“随意”的举动,刷新了不少企业对“老牌”美国资本市场的认知。

 

这不禁让谭主想起了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电影中,三个中国小伙创立企业,赴美上市的过程中,主人公孟晓骏对美国的看法在不断刷新。

 

他的眼里,有“三种美国”。

 

第一种,令人向往。

 

孟晓骏为了留在美国,心甘情愿地在餐馆刷盘子,挣生活费,面对他人的白眼和非议时,他反驳“你去过美国么?”

 


美国,曾是开放的象征,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开放。


而另一种美国,傲慢且自大。

 

当孟晓骏带着自己的创业公司来到美国时,他并没有被接纳,备受打击。

 

这个美国,充满偏见,它对国门外的“故事”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


影片的最后,孟晓骏的视角里,有了第三种美国——他可以用一种更加理性客观的眼光,去看待美国。

 

三种面貌,都是美国。电影中的情景,也在现实中上演。

 

如今,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门还是那道门,但20年间门内外的光景,已截然不同。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玉渊谭天”(ID:yuyuantantian),原文首发于2021年1月13日,原标题为《门里门外:赴美上市20年》,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倚门而立




不管摘不摘牌,运营商们的反应都比较淡定。

 

1月8日,中国联通专门发了公告说,摘牌事件并不会对公司带来重大影响。

 

底气何来?数据不会骗人。

 

按照1月8日收盘价计算,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美股的ADR市值折合人民币分别是:180亿人民币、12亿人民币和8亿人民币。

 


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并不算太多。

 

光是三大运营商手上持有的现金,就足以回购其在美流通的所有股票。

 

2020年上半年,中国联通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有458亿人民币,几乎是在美股流通市值的40倍。中国移动的情况类似。


而现金,只是三大运营商总资产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在美股的流通市值和总资产相比更不是一个数量级。 


此外,退出机制也很多。三大运营商在美上市所发行的是“美国存托凭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告诉谭主:这实则是一种“镜像”,一张“美国存托凭证”,实际对应的就是一定数量的股票,这些股票可能是联通的港股,而中间存在一些转换关系。


换句话说,这就好比在港股和美股间开了一道“门”,美国投资者所购买的美股实则是港股,资金通过一些换算关系在“门”内外流动,想要将“美国存托凭证”退出变成港股也相对容易。

 

因此,应对制裁,运营商们的弹药是比较充足的。

 

正因如此,到1月8日,三家公司股价尾盘均出现止跌回稳迹象。

 

相比之下,“门”另一侧的美国方面却不太淡定。

 

无论怎么处理这件事,仿佛都无法使各方满意。

 

首先,纽交所撤销摘牌之后,美国财政部直接介入,要求重启摘牌程序,财政部长姆努钦直接给纽交所总裁康宁汉打电话施压。

 

姆努钦的施压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谭主注意到,在摘牌撤销后,曾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上纲上线,称财政部试图破坏总统的行政命令,公然企图以牺牲美国的利益来为华尔街利益服务。


 

卢比奥这句话夹枪带棒,意有所指。姆努钦本人曾在华尔街的投行和基金担任高管及合伙人。言外之意,姆努钦为了华尔街利益倾向不摘牌。

 

随后,姆努钦立即给纽交所施压,这其中多少有点自证其清的成分,说白了这背后是美国政客的一场“连环秀”。

 

政客“秀”起来可为难了纽交所。它在摘牌问题上的朝令夕改遭到了各方的抨击。

 

一家基金的创始人丹戴维表示,纽约证交所正试图判断政治风向,现在的情况相当令人困惑。

 

纽交所的行为导致了三大运营商的美股价格大幅波动,让股民们也十分不满。

 

一名家住马里兰州的工程师表示,他周一亏损卖出了中国移动的股票,当时看起来这只股票将被摘牌。但这一不小心“踏空”了,他错过了该股第二天超过9%的涨幅。

 

这位股民愤怒地说:“我对禁令非常不满,对纽交所变来变去的摘牌政策也很愤怒。”

 

虽然光是做决定就已经让美国相关方面乱成一锅粥,但一家美国媒体也无奈承认,纽交所的决定不太可能伤及这些中国电信业巨头。

 


他们还补充了一个角度——这些公司的国际业务中,美国业务量的占比微乎其微。

 

喧嚣中,运营商们波澜不惊地倚门而立,看着吵成一团的门内景象。但时间拉回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

 

这场闹剧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尾声。

 

要讲清楚“摘牌”背后的故事,得先从“挂牌”说起。

 

这不单单是赴美企业的成长历程,也是一个国家从门内到门外,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的过程。


2

拉开门




“牌”,对于需要公开融资的企业来说,就是一种准入门槛。

 

我们常说“挂牌上市”,就是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增发股票。


它意味着一家私人公司第一次完成了向公众公司的转变,挂牌上市后,一家企业的价值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少则十倍,多则上百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对企业而言,上市就是最好的“广告”。

 

总之,“挂牌”是一场通往成功之旅。而曾经的美国,一度被认为是这场旅行的终点。

 

20年前,美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不但能得到巨额资金,更相当于拥有了“价值背书”。

 


当年的中国企业,也有着同样的梦想。电信业,可以说是“特殊的球员”之一。

 

上个世纪末,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袭来。国外的电信产业风生水起:摩托罗拉的移动通讯设备、苹果的麦金托什个人电脑、网景的浏览器在美国家喻户晓。纳斯达克的电子报价牌下,许多企业迎来了高光时刻。

 

那个时候,中国联通才刚刚成立不久。遑论产业,摆在眼前的一项重任是电信基础设施。

 

到2000年,中国的第二代电信基础设施尚处于大规模铺设阶段,移动通信普及率较低,需要加快建设的脚步。此外,市场化改革也更加需要引入先进技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图为2000年,联通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书。

 

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一大笔钱。上市成为纳入考虑的选项之一。


2000年前后,A股公司市值总和只有48090.94亿人民币,而美股正处于历史高点。这意味着美股能给联通一个相对高的估值。

 

除了要考虑募集到多少钱,联通还要考虑多快能拿到钱。

 

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采取“审批制”,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排一年队。而美国资本市场采取的是“..制”,过会时间只需4到5个月左右。


募资多,速度也快。自然,当挂牌上市的条件成熟,联通先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和香港。

 

到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把股票卖出去。

 

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需要一个人人都爱听的故事。

 

这个阶段也叫“路演”,上市前夕,需要企业到处给投资者讲故事,吸引大的机构客户认购股票。

 

2000年5月22日,联通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全球推介。

 

此时的联通,已经是中国第二大电信运营商,而本次上市融资的规模,不仅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是当年除..外的亚洲国家中最大的。样本意义不一般。


即使如此,认同他们故事的人也并不算很多。推介前的4月17日,甚至一些曾参与联通项目的美国基金,都反对联通在美国上市。


在联通的全球推介会上,许多投资者都在质疑联通的估值。


种种因素叠加。在即将上市的前一周,联通股票的认购率并不高。这也意味着,联通的股份就只能按照中等水平定价。

 

尽管如此,2000年6月,中国联通在港股和美股挂牌上市后募集的资金还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时任中国联通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的王建宙表示:“联通第一次融资就融了56.5 亿美元,对联通来说是很可观的一笔建设资金了。”


有了这笔钱的助力,2001年,中国联通上马CDMA手机网。随后,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开始走上快车道,移动电话开始普及。


联通的故事只是个开端。联通上市7天后,网易在美国上市,随后一个月,搜狐也赴美上市。后面排队的还有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电信等。

 


当门被拉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更加迅速了。


3

门里门外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从“门内”走向“门外”,却发现,等待自己的不只有“好酒”。

 

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

 

新浪、网易和搜狐等中国互联网企业,基本都跌破了发行价。3月,新浪、搜狐、网易的股价徘徊在1-2美元之间,已经触及退市的底线。7月19日,网易更是收到了纳斯达克要求停牌的通知。

 

在一些企业的心目中,摘牌往往意味着一种官方的不合格证明,证明这家企业的资质不符合公众公司的要求。

 

这是第一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所经历的生死瞬间。中概的“摘牌”危机也越来越近。

 

这样的危机不只是来自市场规律,有人想直接抹去中国上市企业的身影。

 

2001年8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也禁止了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


这个法案叫“中国自由企业法”。


赫尔姆斯是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老反华派。提出这个法案的时候,赫尔姆斯刚刚失去美国参议院外交..主席一职3个月,继任者是民主党参议员拜登。

 

因此,这一法案更像是赫尔姆斯失势后的一种博出位手段。但他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他继续走下去,赫尔姆斯久病缠身,出入国会都得依赖轮椅。

 

20天后,杰西·赫尔姆斯正式宣布将在任期结束后退休。所谓的“自由企业法”人走茶凉,但赫尔姆斯们的表演还是造成了恐慌。

 

因为过去的中国企业少有见到这种阵势。

 

浑水香椽等做空机构一篇40页长短的报告,都能让腰缠万贯的亿万富豪狼狈不堪,更别说来自美国国会高层的压力了。

 

股价暴跌、舆论指责、政客恐吓。

 

进入了这道开始敞开的门,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温暖舒适。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提高了中企赴美上市的难度。法案对于外国企业在美上市的财务标准极高。


图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此外,成立于2001年,由美国保守派政客组成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也成为了中企赴美上市的一个隐患。

 

2005年8月,一名华人律师参与了该..的听证会,他吃惊地发现,这是个和华尔街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思维、看法、兴趣和担心与商业界完全不同。

 

“美国投资人是中国政府企业的工具”“警惕‘中国泡沫’”......这些耸人听闻的观点充斥了整个会议。会后,这位律师认为,当天下午听到的讨论中,许多内容都变得毫无意义。


说这些言论也不奇怪。从2001年开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每年都要提交并发表一份给美国国会的报告,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发展的戒备和敌视。

 

阴影不单单是来自监管层的刻意打压,还有美国“做空机构”有组织的定向围猎。


一家拟在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首席财务官告诉谭主,2001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多次针对中概股的集体做空行为。


这让公司已经在美上市的企业家们无奈和心寒,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感叹,一个成千上万中国人用的中国网站到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上市,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情。


“在中国的用户没有渠道去购买股票,而美国投资者也并不使用这个产品,他们不了解也不关注中国公司,中国公司的进步和成绩也影响不到那边去。”

 

曾经的赴美上市热潮开始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国门内的资本市场却在升温。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此时,与世界进一步交融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次年,金融开放政策使得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在审批合格后,进入我国A股市场进行投资,这是史上第一次。



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一方面,外资能直接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另一面,这些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参股,也客观上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做了背书。


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呈指数性增长。


8年后,A股市值达50.62万亿元。比起16年前的4.8万亿,增长了10倍有余。

 

随后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推出,数千家大小不一、所有制不一的企业在中国上市。


不论门外冷暖,门内已经阳光明媚。


4

且听门外风雨




2020年,对于不少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面对的“风雨”更加猛烈。

  

2020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主席杰伊·克莱顿以信息披露问题为借口,要求投资者不要购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股票。

 

美国证券交易..主席警告美国投资者,中国企业有“误导性”信息披露。


同时,还有不少美国反华政客努力说服美国政府,目的是让联邦雇员退休金计划停止投资中国企业股票。

 

做空产业链的“狙击”就更不用说了,就在11月,浑水再次狙击了在美上市的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2020年早些时候,浑水还多次针对中概股发布做空报告,但不少指控后来被证明失实。

 

做空机构的针对性打击,监管层的打压,世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动荡的一年。

 

也许回家,是不少在美上市企业的心声。

 

去年6月8日,开启二次上市的京东招股认购场景火热。其中在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共获得约39.6万人认购,认购倍数高达178.9倍。


曾经在美股一度被摘牌的网易,6月11日在港股上市当天,总市值超4500亿港元。

 

回归正在进行,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仿佛也看到了“门”外的风雨飘摇,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十分有针对性。

 

2020年4月30日,证监会公布公告,调低了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的门槛,助力符合要求的海外中概股回归A股。

 

对于部分深陷麻烦的在美上市企业而言,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2020年7月16日,已从美股退市的中芯国际在上海科创板挂牌,开盘大涨246%。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首家回归A股的境外已上市红筹企业。市值一度高达5251亿人民币。



看到此情此景,创业者李晨光告诉谭主,如果今后公司能够上市的话,他更希望选择 A 股。


关键,还是可以分享到“发展红利”,因为这是正在成长的一个市场。此外,他还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更好,溢价更高,规则比较熟悉。


流动性好、规则熟悉、增长迅速,意味着一种安全感和获得感。


一家拟上市互联网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也认同这一观点。


无论是“身土不二”,还是“漂洋过海”,这都是市场的选择。起码对于一些中国企业而言,视线已经开始转向本土。


然而,门内门外两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并非是零和博弈,此消彼长,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中美互动的主题。


一小撮美国政客试图违反规律,干扰这种选择,但他们并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包括美资在内的顶级外资金融机构大量在中国开展业务。


另一方面,2020年奔赴美股上市的中概股企业数量依旧不少。光是去年,就有37家中概股企业在美股上市。募资总额高达122.29亿美元。


某种意义上而言,“第三种美国”是祛魅后的美国,它不是偶像,也不是恶魔。而是建立在深度交流基础上,一种理性的认识。


门外的一时风雨,不影响开放与合作的大势。


还是那句老话: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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