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 肖鹰

本文与9月24日推送的《我无比怀念那个夜晚 ——四十年后，回望高考》 是姊妹篇，可以参读。图为1980年夏天作者和母亲在金沙江的木筏上。

1980年的高考尘埃落定后，8月初，我告别母亲，离开云南绥江，去父亲工作的四川内江；停留几日后，我回威远乡下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当时，爷爷、奶奶都80岁高龄了。两位老人对我的回来，无比喜悦。爷爷要用家中的桃木给我做一对行李挑箱。他带着我走了十数里山路，去请一位木匠。爷爷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山路崎岖而且泥泞。我害怕爷爷因路滑摔跤，但他拄着拐杖非常强健地往前走，不容我搀扶他，山路狭窄我也无法搀扶他。在爷爷行走着的身后，我深切地感受到爷爷心中的喜悦，感受到他令人敬爱的刚健和豪迈。那个下午，那条崎岖绵延的山路上，就走着我和爷爷俩，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滋润气息，明丽的阳光洒在起伏逶迤的夏收之后的红土地上，让我感受到这片养育我十余年的乡土的无限温馨。

我从来没有努力追求，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一省的“高考状元”。但我更没有想到，被北大录取到哲学系。我在录取通知书到达绥江前就已回到内江，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是母亲通过电话告知的。我被录取到哲学系，母亲和我都很失望。我的梦想是做作家，因此想上中文系。我甚至考虑放弃入学。但是，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再做一个“高考生”。我是硬着头皮到北京入学的。爷爷听说我上的是哲学系后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折起来学。”爷爷不仅有威严、坚毅的一面，更有幽默的一面。他对“哲学”的风趣解说，我至今都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幽默智慧。

爷爷送我的两个行李挑箱，很快就做好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两个行李箱：光是空箱子，也难挑着走路；如果装满衣物，恐怕只有一个超级壮汉才能挑起来。我和爷爷、奶奶又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告别。我带着这两只巨大的行李箱，到了内江。因为箱子太大，我只带了一只箱子赴北京上学。

交通辗转，更加暑期洪水阻碍，我在内江拿到录取通知书已很晚；乘火车两天一夜赶到北京时，已过了北大在火车站接待新生的日期。我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已近傍晚了，不断问询和寻找，先乘103路电车，在动物园转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北京大学站。下车后，我看见“北京大学”的校牌，心想“可到了”。然而，门卫见我是未报到的新生，告诉我，这是西门，走进去很难找到学生宿舍，让我往回坐一站。我再上反方向的车往回坐到北京大学小南门。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一下车，天就下起大雨。我的行李是托运的，由北大统一拉回学校，当晚无法知道行李在哪里。小南门的一位老门卫师傅非常友善，他借给我一床褥子，让我拿到宿舍放在床上凑合睡一晚上。这是我到北大上学的第一夜。

第二天清晨起来，第一眼看见的北大校园清朗新颖。学生宿舍区的房屋是1950年代的建筑，历数十载风尘，但并不显得陈旧。楼房间的树木在一场秋雨之后，一片葱郁之气。早餐后，我带着半是新鲜、半是好奇的心情去学二食堂背后的一座大库房寻找我的行李。从我居住的38楼到学二食堂，是非常近的，但我绕来绕去，总是找不到这座库房。可能是指路的人都告诉过我东南西北，我从西南来，当时分不清东南西北。后来我绕回到38楼门口，遇到了哲学系的芮盛楷老师，他是80级2班的班主任。可能见我神情像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新生，他主动询问我，知道我是80级1班的学生，就骑自行车带我去附近的学二食堂，找到我的巨大行李箱，并用自行车帮我推到38楼。在38楼412室，打开行李箱，我的大学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哲学系大一学年的主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外还要修高等数学、心理学、形式逻辑，以及英语、党史、体育三门公共课。我入学的时候，不满18岁。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已25岁，年龄最小的同学不到16岁。我的年龄在应届生中算大的，但与往届生相比，我又属于“小字辈”。我所在的412室有7个学生，出身工农兵学都有。同室中包括我，四个应届生。我们四人的年龄，从不过16岁到17岁多。那三位年龄大的同学，一开始就非常主动、积极地进入学习状态。我们四位年龄小的同学，对学习，很有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消极或潇洒态度。我们四人睡上铺。每到晚上，我们早早洗漱好，就爬到床上，或写家信（情书？），或翻照片，或听收音机。我多是发呆。我在发呆中会长吁短叹地重复自己“被拉进哲学门”的不幸。

在大一，我一直想转到中文系。但是，80年代转系犹如转学，非有特殊而且充分的理由是不可能转系的。然而，进入大二，我不仅最终放弃了争取转系的念头，而且反而庆幸自己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有两个直接的原因改变我的专业志向。第一个原因是，在大一第一学期末，同宿舍的刘荣凯同学在校图书馆借到了刚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因为我在阅读中情不自禁地划重点，把这本新书划满了线条，被图书馆重重罚款（款额数倍于书价）。这本书归类收藏在哲学书籍中。当时管理哲学类书籍的是一位年长慈祥的女老师，我只知她姓齐。齐老师在罚款后对我说：“你看你，给你妈惹祸！”但我很自豪地回答说：“我妈知道我为什么被罚款，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另一个后果是，我不仅从此知道了哲学门下有美学，而且被朱光潜先生明洁、透彻的文字引入了美学世界。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大二后，学习一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上学期由哲学翻译大家王太庆先生讲授。王太庆先生讲课没有讲稿，只有一些卡片。他是安徽人，口音非常重。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被他郑重其事地念出来，我们很难对上教科书中的人物。他讲课不看学生，身体斜靠着讲台一侧，眼睛时常望着讲台上空的天花板。似乎他心中只有西方古哲，他们在天花板上与他对话。一学期下来，除了因为他的口音被同学引为笑谈的几个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我实在记不得他讲了什么。然而，正是王太庆先生的讲演，把西方古典哲学的魅力神奇地传输给我，从此我不仅热爱哲学，而且认定自己未来的毕生事业属于哲学—美学。

回忆本科生活，我不得不记述大二下学期的英语老师。她似乎是当时的北大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给我们讲课时，已经接近60岁退休年龄，在我们的眼中是老太太了。她讲课时说，学英语没有别的捷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借一本自己喜欢的英文小说，从头到尾读完，英文就过关了。我就借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英译本来阅读，读到安娜卧轨自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认为我读懂了。期末考试前夕，同室的刘向远同学借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我们俩入迷地传看，厚厚的四卷本，大约花了10天时间。本科时代，从大一开始，我平常课外基本不花时间温习功课，只是在期末考试前最后10天左右超强度突击应付考试。因为临考前的10天读小说了，我走进英语考场，一头雾水。我和刘向远考前约了一个备考充分的同学（记不得是谁了），我们三人有意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这位同学坐中间，我与刘向远各坐一边，考试中三人做尽各种小动作，试图“互通有无”。英语老师很快发现了我们的不轨动机，全场特别监视我们，使我们欲罢不能又百般无奈。考试结束后，她通知我们三人去她家中，要与我们谈谈。她家住在北大蔚秀园，也许是我们记错了楼门号，我们连续找了三天，才在一场夏雨之后的傍晚找到她。她语重心长地把我们三人教育了一通。我们诚惶诚恐地从她家中出来，心想这学期英语要挂了。然而，期末成绩下来，我们三人的英语都及格了。我的成绩是77分，这是我在北大本科学习期间的最低期末成绩。这位英语老师在我的本科记忆中注入了北大老师特具个性的慈爱和宽厚情愫，令我想起高二那一年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惭愧和遗憾的是，我已记不得这位英语老师的姓名了。写这篇文章时，我询问了班上几位同学，都说记不得了。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位老师的“英语学习观”确实影响了我的英语学习观念，对于英文，我至今只能阅读，不能听说。

在整个本科时代，我们一个学期只有三四门课，而且很少作业，没有平时测验和期中考试（外语除外）。虽然各系情况不一样，但是当时上课时间少，学生们有大量的课外自修时间，是北大教学的普遍状态。这样的教学安排，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是自由，对于懒于学习的学生也是自由。然而，刻苦求学是当时北大的普遍学风。因为教室短缺，上自习找座位非常困难，被戏称为“打游击”。我非常适应北大这样的教学模式，生活其中，确实有天高鸟飞、海阔鱼游的恬适之感。我四年大学生活，多半时间是在教室和图书馆“打游击”中度过的。每当晚餐时分，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到学一食堂门前时，那轮鲜红..的落日挂在西边树林间的壮丽景象，常常令略感疲倦的我眼含珠泪，心中涌动深深的感恩之情。在寒冬的深夜，晚自习后走在校道上，每当月华朗照，道路两侧脱尽叶片的树冠料峭的影像，在冷峻之中让我体验到一种海底景象式的傲然出世之感，身心俱生出无限的鼓舞。

在北大本科四年学习中，无论是哲学系的老师，还是外系的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认同是，老师们各具风格，但普遍具有一颗自由独立的心，也给予学生们莫大的自由独立的空间。而这正是我在中学时代深心渴望的。四年本科学习，深刻影响我未来成长之路的，不是北大老师讲授的课程知识或所谓治学方法，而是他们洋溢在神情举止中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品质。

1989年11月作者在北大后湖

1980年代初期的北大，在我们这批学子的心目中延续着“老北大”的历史底蕴，她是古老而又青春的，不仅是学子们求知的圣殿，而且是青春少年身心徜徉的自由天堂。夏日傍晚，坐在图书馆东侧的草坪上，读书，聊天，或遥望绿荫梢头余晖映照着的那座标志性的水塔（当时似乎没有现在所谓的“博雅塔”一名），如那不时凌空的晚燕一样感受着静谧的飞翔。冬日里，在斜阳中独自踏着残雪穿越勺园东南大片树干高耸的林地，恍如一次幽秘的远行。还有，我直到大四的深秋之季的一个午后，才意外发现了北大后湖（未名湖之后的一角隐秘的湖泽和丛林），涉足其中所领略的是无限寂寞和荒古之感。这些景致后来都被改写和抹掉了。作为一名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都在北大求学的北大校友，我毕业后数十年来不断返回北大。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深深怀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那个给我自由成长空间，引导我进入哲学—美学世界的母校。

                     2020年8月22-24日稿、2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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