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不知不觉，2020年即将迈入尾声。回首过去一年，记忆是混杂的。犹如在深海里潜伏了许久，4月来临的时候，终于可以探头呼吸了。2020年的下半场，由“重建”与“秩序”构成。当然，这当中也发生了很多魔幻的、奇异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主角们，他们所体验的悲伤亦是我们的悲伤；他们的欢乐，亦是我们自己的欢乐，还有尊严与困境、梦想与博弈...“它”和“他们”影响着很多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思想乃至行动与命运。我们梳理了以下发生于2020年的教育大事件和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及背后的人和事，相信你一定记得！靴子落地的那一刻，地板上留下裂痕，不同的声音开始显露。从吉林到杭州、从江苏到上海，从二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由摇号政策形成的“震荡”在今年上半年成为缠绕千万家庭的议题。对于普通家长来说，是站在“摇号政策”这一面，还是对立面，大部分取决于运气的好与坏。质疑、反对、失望、接受，这是被不幸摇到“菜小”的家庭所经历的内心写照。而当资质匮乏孩子被摇到“牛校”，他们背后的家庭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他们是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也成了政策的认可者。而对于政策的发布者来说，他们所考虑的议题更为复杂和宏大。孩子不应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优质生源不应被头部学校垄断。为治理民办学校掐尖行为，也为给愈演愈烈的“超前教学”降温，是“摇号政策”决策者的初衷与决心。蓝图美好，但与此同时蓝图下的“暗影”也不该被忽视。譬如，在一次演讲中，浙大教授吴华指出：治理民办学校的掐尖，绝不能变为变相“打压”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出现与兴起，源自于公办教育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社会需求。从2002年至2017年，公办学校数量减少了28.5万所，民办学校增加了12万所。同一时间段内，国家财政经费从3500亿增长到35100亿，财政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而这其中99%的经费用在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仅仅占到1%。这就意味着，民办教育只用了1%的财政资金，却向社会提供了20%的公共教育服务。
自2012年以来，民办教育为政府做出了2万亿以上的财政贡献。假设民办学校关门，吴华指出，那么政府将额外支出2万亿以上。
无论是划片招生、摇号，还是公民同招，如何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是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命题。而这当中，公办教育作为社会公共服务“容器”，应当回归初心，即为弱势群体服务。其路途，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曾在一线城市风行的“择校”概念，在新政下将被不断压缩与消解，可以预见的是，在全民抢跑下，把孩子不断往前推的畸形“鸡娃”社会，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脚步。设想，当学习成绩各异的孩子同坐在一间教室，没有了因成绩形成的屏障和“隔离”，学霸孩子得以与更多元的同龄人相处，而学习差一点的孩子将前者作为学习榜样。
对于游安和赵韦来说，他们可能无法想到，自己的故事，会在2020年成为现象级的热点与议题。
前者的故事出现于爆文《一个北大高考状元的抗抑郁史》；后者因《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而让万千有着类似经历的学生“链接”在了一起，并在豆瓣上自发组建成数量壮观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某种纬度上，游安和赵韦可以说是同一类人。他们靠着聪明的脑袋、超于常人的勤奋与自律，成为高考的幸运儿。前者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录取，后者顺利考上国内某211农业院校。
游安在大三那年得了抑郁症。她用心碎的文字写下近万字独白，独白里，我们看到一个备受煎熬的痛苦灵魂；赵韦在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一度到工地干苦力。那句“无法在大城市落脚，也回不到农村”，引发了众多围观者的感触和共鸣。
他们的故事在整个夏天被迅速传播与扩散，因为在游安和赵韦背后，还有无数个游安们和赵韦们。
或者是找不到人生价值，亦或者是毕业即失业，这些学生们，这些曾经高考下“天之骄子”们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和困境。
恢复高考40年里，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游安和赵韦集结着“中国式症结”。前者是关于“何谓教育”的反思和自省，后者牵扯的问题更为庞杂，它是学校教育和真实社会的脱轨，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难以撼动的阶层沟壑。
如何避免更多“游安式困境和悲剧”，停止控诉和指责，从这一代父母乃至教育从业者开始，我们应帮助孩子们找到内心的热爱与驱动力。而不应该让他们活在泪水和悲伤里，不应该让一个高考状元写出“但真考好了，我却发现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垃圾”这样泣血的文字。
而对于千千万万个“赵韦”来说，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在那篇热文里，有一条高赞评论是“有家底和没家底的区别大抵在此，对富裕家庭来说，大不了出国，工作，但是对小镇做题家来说，退路只有小镇。”
诚然，“小镇做题家”的困境绝非选择一个对的专业就能全然解决。
“小镇做题家”家的困境是孩子们的困境，亦是成年人的困境；是在豪华写字楼996的社畜的困境，也是在大城市漂泊、因所租房子“爆雷”而被迫搬家的“普通打工人”的困境。回不到农村、回不到小镇、也回不到小城，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因为不甘平庸，因为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利用有限的“生存空间”，都在努力而认真地活着。
2020年，对于校长尤小平来说，是充满挑战与名誉危机的一年。8月，下着雨的南京一中校园大门，被愤怒的家长“围攻”。南京一中作为南京四大头部高中，在中考阶段选拔了全市最优秀的一批学生。然而，三年高中教育下，这些孩子是“奥迪进去，奥拓出来”。
“学校过分强调素质教育，让很多原本可以去985的孩子只能去211”，这是举着“校长下课”横幅家长们不满与抗议的原因。
为了安抚家长，消减学校负面影响，南京一中迅速公布了一封长达四页纸的《告2021届高三家长书》。延长晚自习时间、组建尖子生团队、探索分层教学...在这封言辞诚恳的书信里，学校公布了一系列具体整改措施。被置于舆论中心，被逼“下课”的校长尤小平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无从得知。时光回溯到2010年。彼时，尤小平带着“要做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被任命为南京一中校长。他痛恨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批判教学的功利导向目标。此后，他在学校内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补课、不考试、不排名也不公布成绩；不允许书包里有试卷和课外辅导书；课程时间由45分钟减少至40分钟一节课，每天课时少一节；积极开展社团活动。
他不止一次对媒体表示，“应试不是我们的终结目标，通过加班加点培养出来的高分学生也不是我们希望的人才。我们希望，帮助学生跳出简单应试的窠臼，在更加开阔的教育教学..上逐步形成其质疑能力、批判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
十多年后，曾经的信誓旦旦；曾经对教育满腔热情的理想主义，最终被高考这一指挥棒无情戳破。尤小平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但却并不被他们的父母认可，这可能是2020年最魔幻和诡异的新闻。一个高三学生钟芳荣因为选择了北大考古专业，而被推上了热搜，并被千万网友“劝退”。底层家庭、农村女孩、留守经历，这是钟芳荣背负的标签。而这些标签的汇聚，构成了网友劝退她的理由与“用苦良心”。“农村孩子可能缺少见识，没有广泛兴趣，所以选择冷门专业。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金融，怎么会有兴趣？”
“农村孩子口中的兴趣只是在有限经验中作选择。我是理科生，我只能在理科科目中选择兴趣。”
以上两句话，出自于与钟芳荣同一所高中毕业的学长，他们和钟芳荣一样，从贫瘠的湖南农村考上北大，从荒凉的山区走向繁华的大都市。在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作为“过来人”的学长们流露出对钟芳荣未来命运的关切和担忧，悔恨着因当初的局限性而填报了错误的专业，也诉说着他们在大城市求学时的自卑与孤独。整个7月，当钟芳荣的家乡被各路媒体“围追堵截”时，钟芳荣关掉手机，“逃离”般地来到父亲打工的城市广东。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钟芳荣和她的父母才走入媒体视野，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这是一个典型的、出身底层的三代人，每一代人靠着各自的隐忍与牺牲，而与命运抗争，与贫困搏击的故事。钟芳荣的母亲，在女儿出生8个月时，就远离家乡，承受着骨肉分离之苦。钟芳荣的父亲，常年一人在广东制衣厂工作，在远离家乡650公里的陌生城市，透支着身体与体力，承受着“眼穿肠断”之痛。爷爷奶奶会对孙女俩说，“不要像我们这样，只会种田，要好好学习，要走出去。”留守的经历让钟芳荣也埋怨过父母，在有一段时间里，钟芳荣一度不愿意跟父母讲话，但孩子也在尝试理解和体谅。填报志愿是几分钟的事情，她没有跟父母商量，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而这个几分钟的决定却让她在整个夏天成为话题的焦点和中心，让女孩及整个家庭承载着“舆论之重”。钟芳荣的母亲，在镜头里也不止一次落泪，她为自己常年的缺席感到遗憾和亏欠。“还有，她以后不会像我一样，让她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一家人能开开心心地在一起。我们没有。”这是这位母亲对女儿考上北大后，女儿未来命运最大的期盼。父母和孩子的分离，是为了让他们不再重复自己的命运；是为了将他们托举起来，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们抛向更远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钟芳荣是幸运的，因为苦读和天赋，她的命运可能被改写；但在钟芳荣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留守孩子，千千万万的农村儿童，正在承受无人看管、物质贫乏之苦。而他们的父母，由2.9亿数据构成，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他们如候鸟般迁徙，又如野草一般隐忍而沉默地生活在城市暗角和边缘。他们用双手、用肩膀；用汗水、用身躯，扛起整个家庭，也为他们孩子铺路。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而没有伞的父母何尝不是？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清华副教授刘瑜或许不会想以这种方式成为舆论中心。2020年11月，刘瑜受邀参加了一场演讲。彼时，演讲台上的她留着短发，因为担心忘词手里还拿着演讲稿。时常42分钟的演讲，她嬉笑怒骂、旁征博引，走下舞台时，空间不大的演讲厅爆发出掌声。1个月后，出人意料的是，那场鲜有人关注的题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的演讲被自媒体改为《清华教授刘瑜：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后，迅速被刷屏，并掀起了舆论狂欢和网络“围剿”。几乎在一夜之间，嘲弄和谩骂的声音如潮水般涌入网络。“清华副教授一边劝家长们佛系，一边把自己的孩子塞进清华附小。”自媒体的宣泄和传播，精准地触达到受众群最敏感的神经，愤怒和焦虑在这个冬天被近一步放大。一个自媒体博主在文章里写下：“作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个会被‘先赚它一个亿’小目标雷到的普通人，一个慕‘海淀六小强’而不得的普通人，一个除了奋斗别无所有的普通人，一个渴望自由却深知自己还非常不自由的普通人。对不起，我们佛系不起！”类似极具感染力的文字，精准地“收割”着流量与共鸣。回到刘瑜的那篇演讲，她究竟说了什么呢？对于部分人群而言，内容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即使，她的话语在媒体的传播下被过度解读或者有断章取义之嫌；即使她的演讲内容，在城市中产父母那波人群里，收获着认同和支持。而那波反对、声讨、声嘶力竭，“围剿”着刘瑜的人，真的是在仅仅“围剿”刘瑜教授本身吗？教授或许只是一个发泄口。人们“围剿”的是对教育内卷的深恶痛绝但无能为力；“围剿”的是军备竞赛下的疲惫不堪但不得为之，“围剿”是对阶层难以突破的无可奈何但必须用力一搏。终然，屁股决定脑袋。无论是赞同，亦或是反对，2020年因为一场演讲，让我们听到了多元的声音，也因此看到了彼此的不同。而有了对话和观点的碰撞，才会拥有了解双方并收获共识和理解的可能性。如果把“主流观点”和张桂梅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可以构成颇为撕裂和魔幻的画面。这些“主流观点”批判填鸭式教育对孩子的伤害，号召孩子们找到内心所爱，而非一定要考上名校。这些“主流观点”被公知、学者、手握资源和权利的意见领袖所认可并推及。但在我国偏远的西南边陲小县，在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所高中——华坪女高。这里的学生留着清一色短发，她们每天5点起床，3分钟到达教室，10分钟吃饭。她们的睡眠极少，快乐几乎被“抹杀”；她们是做题的机器，也是被“主流”所批判的填鸭式教育的践行者。“我们一定要填鸭式教育，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叫拼了，不做题我们的孩子就走不出去，就上不了浙大、厦大、武大、川大。”张桂梅今年63岁，丧夫、无儿女。在过去12年里，她送走了1804 名毕业生，学校一本上线率从首届的4.26%上升到2019年的40.67%。对于外界来说，这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这份成绩单背后，承载的是1804个家庭改命的可能性。10月，关于“全职妈妈”的争议，将习惯低调的张桂梅推上热搜。那段视频里，当谈到自己的学生当了全职太太时，她义愤填膺，她说“男人靠不住，女人还是要靠能力”，语言犀利泼辣，也充满了对学生的“怒其不争”。所谓“祸从口出”，即使少有人去观看那段完整视频，关于指责张桂梅不尊重全职妈妈的言论在一夜之间充斥网络。在登上热搜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只是这一次，关于女性话题，她不愿意再回答。《人物》记者采访了张桂梅的好友王秀丽，王秀丽说，“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十多年前，正是这份贫穷和缠绕在女性身上连绵不绝的悲剧，促使张桂梅在荒凉的小县留了下来，建了这所只招收女生，学费全面的学校。在2002到2007里，当提出建校想法时，张桂梅遭遇过诸多嘲笑和不理解。在筹钱的过程中，她被当作骗子，“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戴个眼镜出来行骗。”2007年转机出现。这一年，张桂梅当选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县里给了7000元，让她买衣服。她没有买，而是买了电脑。到了北京后，站在人群里的她，穿着破烂的裤子，被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逮住了”。记者说，你出来。张桂梅说，我怎么了。记者说，你用手摸摸你的裤子，她摸到了一条大洞。末了，女记者又说，下午散会了我来接你，你来讲讲你的故事。第二天，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此后，来自全国的支持让女子高中终于建立了起来。由此，才有了1804家庭乃至更多女孩改变命运的奇迹。当有些媒体把华坪女高的学生称为贫困学生时，张桂梅说，“贫困对女孩子也是一种隐私，我们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北海淀、南浦东、杨浦虹口不轻松、闵行徐汇跟着疯。”少有人知道“鸡娃”这一词由谁发明，来源如何，但这并不妨碍“鸡娃”一词成为2020当之无愧的热门词汇，也成为孩子们的“噩梦”，家长们焦虑的源泉。在公众号上，带着“鸡娃”标签的文章总能轻松挑拨父母们的神经，轻松收割着10万+流量。“内卷”虽然来得晚一些，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热”。其中，北上广深对它的关注与讨论，引领全国。时光回溯到2020年10月，公众号X博士的一篇题为《幼儿园已经开始内卷》的文章迅速在全网传播。有的家长从小孩出生3天起就开始在浦东某幼儿园排队，最后还是没排上。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已经可以做出初中物理的学习笔记。
这篇热文堪称“恐怖笔记”和“绝育指南”，看完文章后，有网友感叹道，“还好我不孕不育”。由此，在2020年下半年，当“鸡娃”遇上“内卷”，两者形成某种吊诡的合谋，将本就焦虑的父母往焦虑的悬崖又往前推了一步。鸡娃，是为了不让孩子同自己一样内卷，但整个家庭却因此陷入了更深的内卷和更焦虑的鸡娃，闭环由此形成。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说，在中国，高水平“鸡娃”折射的是一个新兴阶层的集体困境。
在“70后”“80后”和他们父母的经验里，他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认知有目共睹：无数人通过高考从村镇流入城市，从小城市流入大城市，完成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积累。然而，这一时代红利，在他们子女这一代却逐渐被消解。一边是学历的大众普及：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07万人涨到874万人，增长了8倍。对此，学者何平立、孔凡河、陈道银和杨小辉在《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一书中分析道，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接纳这些蜂拥而至的中产阶层后备力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偏低，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保证他们顺利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时代困境”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解决的，但“鸡”娃热潮下，或许我们需要一些“冷”思考。回到一个经典问题，“是要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清洁工，还是一个有抑郁症的博士”，虽然，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但它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教育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教育的终极目的指向人本身，一个无法获得幸福、感知快乐的博士，又有何意义呢？法国教育家卢梭有句经典名言，“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一批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每天背上书包上学时，可以像我们儿时那样，唱着快乐的童谣，“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丧偶式育儿 、守寡式婚姻似乎成了这个时代女性的“痛”。9月果壳的一篇《我后悔成为母亲，但我不敢说》，文章用细腻的笔触、感同身受的语言写出了妈妈们的困境、忧伤和委屈；11月，《人物》集结了1019份问卷回复，刊登了文章《那些后悔成为母亲的人》。427位母亲用沉重的文字，倾诉着苦恼与不自由的人生。“我们体谅母亲，但是有些爸爸是不是被污名化了，并不是所有父亲都是摊手掌柜，是不是有人也该为他们发发声？”这段话，来自某网友，即使它很快被网络上的信息洪流所吞没，但它另我印象深刻。是啊，除了部分缺席的父亲、失责的爸爸，在世界的角落还有许许多多的父亲，他们普通也伟大。他们当中有人会因为粗心看错时间，凌晨两点半送孩子上学，而闹出笑话。他们当中有人会因为缺乏耐心，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时，因为情绪失控，烧掉孩子的作业本，而被罚写检讨。他们当中有人在开家长会时，会因被老师批评不负责，而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他们虽然不完美，都有各自的缺陷和毛病，但他们都在努力成为一名好爸爸，都在努力给孩子，给家庭提供最好的生活。养育孩子不易，爸爸们应多关爱妻子、给予她们爱与尊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见父亲的不容易。疫情发生时，整个1月到4月，我刚好被“困守”在武汉，在全国疫情的最中心，见证一个历史的发生。犹如在深海潜水，也犹如走过了一场漫长的黑暗隧道。在这隧道里，我们经历过恐惧、焦虑、担忧，但还有很多时刻，我们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意和温暖包围着。也正是这些善意、温暖和互相支撑让武汉“挺”了过来。这场疫情，就像大多数人的人生一样，虽然有诸多糟心和不顺遂的时刻，但是“熬”过去后，就会迎来“大病初愈”的痛快和爽感。2020年很难，但相信总有一些时刻，让你觉得“人生值得”。最后，做一个互动吧，留言区写下你最想对2021年说的话！“阅读第一”，50万中国精英家庭成长聚集地。由崇尚“终身学习”，爱阅读爱分享的妈妈Bonnie创办，专注于英文学习、阅读以及思维素养。一家不端、不装、有趣、有料、有观点的教育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