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教师团，聊天式授课，“冷门绝学”的治学之道

1983年春天，杭大古籍所成立，张涌泉27岁。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老家义乌县文化馆上班。

阁楼里堆着4万多册线装书，很长时间没人碰，积满灰尘。一位退休后返聘的老先生和张涌泉一起，一个编目、一个写卡片。

1985，张涌泉（右二）与同学杨自强（左一）、卢敦基（左二）、刘跃进（右一）在宿舍里。

此时，中央下发了首个关于古籍整理的文件“37号文件”，其中提到：“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

古籍所成立后不久，他参加图书馆系统的一次学习，到杭州出差，顺路回母校看老师郭在贻。“你应该读研究生。”老师说。此时，王云路正跟着郭老师读研究生。

2003年，古籍所几位博士生导师在讨论学术。左起：方建新、束景南、王云路、张涌泉、崔富章、龚延明。当时张涌泉任所长，王云路任副所长。龚延明是前任所长。

如果没有古籍研究所的成立，张涌泉和王云路的人生也许会太不一样。跟张涌泉一起分配到金华的同学，很多在金华工作直到退休。

1984年夏，张涌泉背着行李入学了，重新走入杭州大学校园，两年后毕业，留在古籍所工作。王云路1985年硕士毕业，分配到古籍所工作。几年后，又考上了古籍所博士，导师是所长姜亮夫。

1983年4月18日，杭州大学古籍所成立，右一为姜亮夫、右二为平慧善。

在古籍所成立大会的老照片里，平慧善坐在姜亮夫旁边。姜先生年事已高，所里事务主要由她负责，跑校办盖章、跑房产科要钥匙、跑家具科要桌椅。

学校没有空房子，办公室哪里着落？杭大新村（宿舍区）有一间小房间，8平方米，给了古籍所。

古籍所第一届硕士生，董平（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傅杰（现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陈野（现为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等6人，面试也在这个小房间。

1984年4月，第一届硕士生与姜亮夫(前排左一)在一起。前排左一姜亮夫，左二为四川大学文献学家杨明照。后排左一林家骊，左二杨黛，左三为陈野，右三为傅杰，右二邬锡非、右一董平。

当时，人们对古籍的概念不了解，古籍人才也很少。

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横幅上写着“训诂学会”， 有人看到，惊奇说道：“看看，这是个‘训话学会’！”

某年夏天，姜亮夫在杭州大华饭店疗养，一起住在那里的还有行政官员。大家聊天，对方问姜亮夫：“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小学工作的。”小学，是指音韵训诂的学问。哦，你是教幼儿园小学的。对方说。

王云路如今是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她能理解姜亮夫当时的迫切心态。姜亮夫等老一辈学者迫切希望尽快培养学术人才。张涌泉、王云路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学术道路的。

古籍所师生合影，第二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一为张涌泉、左二为刘跃进、左三为卢敦基，左六为傅杰，右四为董平；三排右三为王云路，右一为许建平（1985年考入古籍所，比张涌泉晚一届，现为浙江大学教授）。

1984年夏，古籍所第二届研究生入学，张涌泉就是其中一名，同学中有刘跃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浙江学刊》主编）等人。

新生入学后，姜亮夫把张涌泉班上10位同学叫到家里，上了第一课。他开出一张书单，是12种中国传统经典，分为“六大”和“六小”，每个学生须至少选择“一大”“一小”读通。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笈硕士研究生方案》

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博士生，她说姜亮夫曾感叹敦煌学后继乏人：

“国内真正敦煌专家如王重民、向觉民（向达），都因课务繁忙，突击性工作过多，未能专力于此。”他在解放前“又忙于衣食，糊口四方，也不曾专力为之，实在辜负得很”。

这是姜亮夫的自谦，他觉得在敦煌学没能专一有所突破，所以对年轻人培养尤其用力。

他草拟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笈硕士研究生方案》，中间提到，要“从艰苦卓绝中建立笃实光辉的学风”。这份方案初稿，见证了老师的教诲和苦心，傅杰一直保存着。

古籍所正在进行中的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中华礼藏》。这是古籍所的集体项目，现任所长王云路担任主编。“三礼学”研究从早期沈文倬先生起，一代代传承，与敦煌学、楚辞学、中古汉语史、宋学、东亚汉籍等共同成为古籍所的研究方向。众多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展现了古籍所的学风。

姜亮夫还邀请了众多老师来“..”。

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与徐规副所长在一起。

比如徐规是历史系教授，..任古籍所副所长；中文系蒋礼鸿、郭在贻讲授训诂学；地理系陈桥驿讲历史地理学；数学系沈康身讲授古代建筑、数学史；历史系龚延明讲古代官制……这是来自本校的，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

王云路与龚延明。龚延明于90年代初从历史系调任古籍所，曾任所长。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龚延明专注职官制度研究，是继徐规之后，古籍所历史学、宋学方向的领军人物。

中国美术学院的王伯敏，是徐悲鸿和黄宾虹的学生，被姜亮夫邀请来讲古代艺术；上海文史馆的学者钱剑夫，是许地山的学生，学兼经济、文史，他来讲古代经济制度。

1980年代，胡厚宣从北京来杭州讲课。

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魏隐儒，已从北京市文物局退休。他曾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分主编，姜亮夫把他请来杭州，给张涌泉他们上课。老先生来杭州前后一共2个月，就住在学生宿舍楼，方便集中上课。

章祖安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50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姜亮夫、蒋礼鸿等人的学生。1984年下半年，姜亮夫聘请章祖安到古籍所上《周易》专题，每周两次课，每次一上午。因路途较远，约定好每次学校用公车来接他。

有反对声音。章祖安是杭大毕业的学生，何必用车去接？让他自己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来吧。第一周课上完，有人向他宣布不再接送了。章祖安马上告诉古籍所负责对接的王荣初教授，下周不再来上课了。

王荣初顿时为难，因为小车接送是姜亮夫定下的，但车不归姜亮夫管。姜亮夫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封信给章祖安：

章祖安读出了老师对不能调动公车的不快以及对自己的愧疚。同时，老师的敬业、对教育的一片丹心，也让章祖安感到自己的狭隘和傲慢，时时后悔，老师的这封信，他一直保留很多年。

姜亮夫给章祖安的信。右边章祖安题：姜先生手泽，今归傅杰兄，得其所哉！丙申岁（2016）

后来，章祖安把这封手写信送给了傅杰。1984年傅杰硕士二年级，是《周易》专题课的学生，“为了孩子们”，孩子中就有他。

如此，古籍所里上课的老师比学生还多。这种上课模式很难复制，与杭州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相似。

1985年姜亮夫（左五）、徐规（左六）、平慧善（左七）、雪克（左八）等与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师生合影。

古籍所刚成立不久，教育部委托姜亮夫举办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楚辞学讲习班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来杭州大学进修。除了古籍所教师，姜亮夫还聘请了本校的蒋礼鸿、沈康身，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安徽大学的乐寿明等人上课。

1983年，首届敦煌学讲习班外出考察，左一张梦新、左二楼含松、左三雪克，右二林家骊、右一计伟强。

姜亮夫以自己的人脉，举全“朋友圈”之力培养人才，不为“吾辈”，为的是“孩子们”，为的是学术事业的传承。晚年身体不佳、几乎出不了家门的他，似乎有一种迫切，也有无穷的力量。

博士论文答辩，邀请王元化等人来杭州。1980年代初，王元化与钱钟书、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左起：刘操南、王凤贤、姜亮夫、王元化、黎子耀、徐规、沈文倬。）

2002年，姜亮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召开“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蒋礼鸿之子蒋遂回忆，杭州大学敦煌学的三位领军人物，姜亮夫年龄最大，蒋礼鸿次之，郭在贻最年轻。

蒋遂翻检父亲藏书，见过姜亮夫送父亲的一些书。有一本《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扉页姜亮夫写着“礼鸿先生指正”，还有一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蒋礼鸿在扉页上写下“亮公所赠”。

姜亮夫送蒋礼鸿的书上，蒋礼鸿写“亮公所赠，云从。”（云从是蒋礼鸿的字）

蒋遂说，姜亮夫在解放前带回国很多敦煌资料，蒋礼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敦煌，姜亮夫是“导夫先路”。

陆维钊给姜亮夫画过一幅画像，蒋礼鸿在上面题像赞：“逢蒙视，见如雾。照乎古，烂如炬。矻矻孜孜，穷日尽年，将以恢海宁之轨，而振余杭之绪。”海宁是指浙江海宁人王国维，余杭是指余杭人章太炎，姜亮夫是他们的学生。姜亮夫、蒋礼鸿同住杭大新村，两家隔着一条小路，友谊持续数十年。

郭在贻是姜亮夫早年的学生、助手，后来也受蒋礼鸿影响。姜亮夫急于培养人才的心态，在蒋礼鸿、郭在贻那里也是一样的。

杭州大学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和培养下，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

王云路第一次见到蒋礼鸿是1982年。硕士导师郭在贻带她去看望蒋礼鸿，66岁的蒋先生，“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表情严肃，话极少，让人生出几分敬畏”。

1980年代，蒋礼鸿在课堂上。

蒋礼鸿的嘉兴方言，王云路不能完全听懂，只记得蒋礼鸿那天讲到了古代跪拜礼仪。他自己学古人作揖、鞠躬，给学生做示范，学生们被他逗笑，但蒋礼鸿表情依然严肃。大家越笑，他越严肃。

后来，王云路从读书到毕业，从单身到与同学方一新恋爱、组建家庭，一直与老师们保持来往。

王云路夫妇每隔段时间就去杭大新村蒋礼鸿家拜访，常常在晚饭后去。学问上的事跟蒋先生聊聊，生活的问题跟师母盛静霞聊聊。蒋礼鸿常常是在一边埋头看书，妻子与学生聊天，他偶尔插话，话也不多。

1992年，王云路与老师们在一起。左起：崔富章、林菁、刘操南、徐规、蒋礼鸿、樊维刚、黄金贵、王云路。

1988年初夏，王云路夫妇带着2岁的儿子去。一进门，“蒋先生立马放下书，转过身来跟孩子说话，又拿来糖果，兴致勃勃地说：‘我给你讲个小花猫的故事。’”一边讲，一边模仿小猫、老鼠的喵喵、吱吱声。

1995年蒋礼鸿去世，下半年，近80岁的盛师母有一次到王云路家，说：“你们要搬家了，要住六楼，我上去不容易，现在来看看你们。”

盛静霞也是杭大教师，曾与沈祖棻并称中央大学两大才女，曾与夏承焘合著《唐宋词选》。

蒋先生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在看书。他想说的都在书里，他的半生都给了敦煌。

张涌泉家中，书房有六排书架，越靠近书桌的位置书翻得越多、书越旧，有的一抽出来就散架了。其中有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放在桌面上，方便随时查阅。

今天，蒋先生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敦煌学的必备书籍。

回顾敦煌学的研究，姜亮夫始于在20世纪初，他留学巴黎，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敦煌文献，其中有《切韵》等古代典籍，觉得很有价值，于是手抄整理。

不久，朋友向达从伦敦来信，说大不列颠博物院也有很多敦煌文物，是斯坦因带去的，姜亮夫又去伦敦抄写。后来又曾到柏林、罗马等地。

为了抄这批文献，姜亮夫放弃了巴黎大学的学位。早上去抄写，晚上回来吃了饭，在台灯下整理白天抄的内容，直到深夜。

长期伏案，使姜亮夫的近视又增加了600度。他晚年视力极差，读书要把书捧在脸前。

姜亮夫《敦煌瀛涯韵辑》第一版

回国后，姜亮夫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于1940年整理出《敦煌瀛涯韵辑》二十四卷，成为时代性的著作。

“瀛涯”两个字，今天体会，体现了他那一代人的辛苦——研究自己国家的敦煌，要跑到天涯海角去抄录材料回来。

到蒋礼鸿20世纪50年代后写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研究条件相对变好了。

蒋礼鸿、盛静霞夫妇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什么是敦煌变文？

变文是敦煌文献中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唐代的通俗文学，写在敦煌经卷上。当时还没有印刷术，都是手抄。书面文学传承有序，因此唐代的《滕王阁序》今天我们依然能读懂，但唐代变文的语言面貌没有代代相传，今天很难读懂。

蒋礼鸿这本书通过归纳法解释变文中的字词。当时没有网络数据库，这项工作非常考验学者的阅读面和判断力，张涌泉的印象里，蒋先生功底深厚，读的书很多、很广。

蒋礼鸿的研究，主要参考《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等人编辑的《敦煌变文集》，其中收录了大量变文作品。

《敦煌变文集》

当时很难看到敦煌文献的原件，这本书就成为蒋礼鸿以及同时代很多学者的必备工具书。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古籍研究也迎来春天，关于敦煌研究的文章、著作众多，都是依靠这本《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浙江大学2015年版。

蒋礼鸿花费数年，编写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1959年一经出版就引发轰动，推动了对唐代口语的研究。国内学者周一良、吕叔湘以及..研究敦煌的波多野太郎等人都纷纷好评。英国、俄国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面对不断涌来的赞誉，蒋礼鸿并不满足。书出版后，对于书中的词条，蒋礼鸿不断增订，找到一条例证，就增加一条。

30多年里，6次增订，这本书从最初的9万字增加到40多万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