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老师丨《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序

文丨王宁

汉语词源是训诂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从“声训”“音近义通”“因声求义”到“右文说”“右音说”“意象说”……前代训诂大师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从未间断而日渐加深；但是直到章太炎先生作《文始》，词源问题才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原理和同源词系联的操作方法。黄季刚先生不但用“《说文》同文”对太炎先生的《文始》做了资源上的补充，而且有了对汉语词源更为明确的原理阐释。我做研究生在20世纪60年代，汉语词源问题是陆宗达先生训诂学课上的常设话题，每上一节课，我都会被老师举出的那些精彩的同源词案例弄得兴奋至极；而兴奋之余又陷入惶惑。那个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封闭的学术氛围里，语言学知识所知甚少，独立思考是做不到的，受“音义关系任意性”的影响，对“音近义通”理论还是半信半疑的。但是由于对老师的学问绝对信任，加之那些精彩案例的逻辑严密，无可辩驳，让我不得不下功夫追究词源的音近义通现象为什么如此？同源词之间意义的相互关联究竟是什么关联？怎样寻求这种关联？这个问题便成为我定期去陆先生前清厂家里请教老师的一个每次必谈的话题。在老师指导下，我弄清并熟记了黄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古韵，背熟了刘博平先生《音韵学表解》中的“诸家古韵异同表”，看懂了、用熟了太炎先生的“成均图”，挨着次序钻研黄承吉、段玉裁、王念孙、黄季刚、杨树达、刘师培、沈兼士、蒋礼鸿、黄耀先等先生的相关论述，终于弄明白了汉语词源学的基本原理。《训诂方法论》中《因声求义论》的理论概括，和一本疏证《文始》的阅读笔记，算是给老师交了两份考卷。1979年我从青海师大到北师大陆先生那里做访问学者，陆先生给我的工作任务就是为他的研究生辅导《文始》，作为《说文》学的一个部分。为了将这个中国传统语言学独有的重要课题传播下去，20世纪90年代，我们设计了两个博士论文课题：《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黄易青）和《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孟蓬生），通过这两个课题，以《说文解字》所收字为语料，将汉语词源学的理论问题和同源词系联的操作方法进一步加以完善。我在这里阐述100多年章黄之学几代学人汉语词源学的传承历史，说明自己的学习过程，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人文科学的发展，师承的确重要。想要离开已经有的学术定论标新立异自己另搞一套，虽可以突出个人，却容易偏离正道，难以返回正途；而在前人的基础上仅仅低水平重复，一步也不走出去，那就是有师而无承，学生也不是那么当的。在汉语词源问题上，形音义、字词与文化、历时发展与共时积淀等诸多现象纠缠在一起，情势很不单纯，没有一点辩证思维，做到完全通达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也都是在不断学习、积累资料和冥思苦想之后，紧跟老师走了一步而已，并非自己独创。陈晓强研究“形声字示源功能”，正是章黄之学词源学传承历史的延续，他走出的这一步，是很有意义的。

回顾词源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同源词音义关系问题说明白以后，还有一个特别需要阐释的问题，那就是同源词与汉字的关系。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发展过程中，“词源学”曾被称为“字源学”，“同源词”也称“同源字”。王圣美创“右文说”，看到的是形声字声符的作用，似乎词源问题属于文字学问题。章黄之学多人次梳理后，词源问题本质上是早期汉语的造词问题已经明朗，但又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词源问题与汉字没有关系。为了科学说明形声字声符与汉语词源的关系，我们在采用“结构功能分析法”来分析汉字构形时，设置了一个新的概念，称一部分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的形声字声符具有“示源功能”。这就是说，形声字的声符，在组成汉字时都具有“表音功能”，但只有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示源功能”的。换一个说法，经过多层次的演变，发展到《说文》小篆以后，形声字声符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已经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汉语词源与形声字声符的确是有关系的，“右文”现象的确存在，但这不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在微观的层面上，汉语词源与汉字形体哪些是有关系的，需要历史的考据和理论的论证才能定下来。于是，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也就应运而生——汉语同源词是造词问题，为什么会与造字发生关系？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同源字有共同的声符而不是都有？怎么判断哪些有哪些没有？形声字声符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的总体面貌是怎样的？陈晓强的这个课题，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讲清同源词和汉字字形的关系，确立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来源，作出确定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操作条例，并对具有示源功能的形声字群体的大体面貌作出描述。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梳理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还要对《说文解字》的同源字进行考察，特别要关注《说文》里的谐声偏旁、声符互换和声训等现象。所以，晓强把这本书分成两大部分：《通论篇》和《考释篇》。

在通论篇里，他把“形声兼会意”的这部分字首先发掘出来，作为研究的抓手。再考察同声符的同源字，将散见在《说文》里的“右文”现象集中起来讨论。最后，再以声符互通情况建构了同源字之间的多向交错关系。这三个层次的考察，他归纳为泛时的考察。同源字系联当然只能是泛时的，这里有明显的操作原则，很清晰，不紊乱。而在理论上，他梳理了汉语词汇的孳生造词推动孳乳造字的历史发展情况，把造词与造字的关系理清，从理论上说明词源问题本质上是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造成的。晓强所说的问题，都是前人提出的，不是他的独创，但他清晰地将词源问题的理论实质和同源字系联的操作规程分开，将造词与造字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以点、线、面来勾勒《说文》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面貌，解释了汉字的形声字介入汉语造词的原因和结果，从事实出发，合乎逻辑地将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说清了，这应该是他这本书明显的成绩吧。

在《考释篇》里，晓强做了多个案例。太炎先生《文始》想以《说文》所收字为资源系联同源词，季刚先生《说文笺识四种》的“《说文》同文”与“字通”为之做了补充，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同源字新证》为之做了疏证，黄易青、孟蓬生的论文都有很多示源功能的案例。仅仅在这一条在线上，可以借鉴的资料就很丰富。但是，同源字并不都是形声字，《说文》也很少收异体字，要想将属于形声字示源功能那一部分提取出来，属于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完全系源，也是要用心用力的。我不想一一讨论这些案例，只想说一说前辈师长们都要在《说文》所收的小篆中来系联同源字的一个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说文》汉字系统对应的是以五经话语体系（应包括同时代的诸子论著）为大语境的书面语词汇系统，汉语同源词既然是单音孳生造词的结果，东汉大致是这种造词方式的时间下线，汉语此后的造词方式应以合成造词为主流。《说文》形声字已经占到将近90%，由于新的单音词产生很少，为汉语新的单音词所造的新字必然骤减，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明证。

汉语词源问题是训诂学的一个深水区。汉字深度参与了汉语的单音孳生造词，这是汉语的特点决定的，这个完全中国式的研究课题，西方语言理论无法涉及，需要我们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步步深入。希望晓强不离不弃地把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把这本书当做起点而不是终点！

2021年3月11日于北师大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作者：陈晓强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732-0079-2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定价：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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