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卫星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距离他最后一次走上讲台，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五年；他还是一位小说家，距离他第一本，也是到如今唯一一本小说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年。他年方五十，正当壮年，并未退休。在互联网初兴的十多年前，梁卫星曾经饱有名气，是钱理群笔下思想最深刻的中学教师，也曾被喻为民间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但后来，他消失了，他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他有博客但不再更新，有微博但又注销了，在一个不断进击的十年后，梁卫星的名字只剩下互联网考古学的意义。
本文就是关于这样一位教师、知识分子，还有他的朋友们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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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老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终于出现了。
钱理群致梁卫星的信
“那天你说想了解梁卫星，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已经被遗忘了。”
82岁的钱理群先生只有眉毛还不是白色。他的语调轻柔，半是惊讶半是感伤。这是2021年的夏天，一个安静的养老院，当年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如今是一个瘦瘦小小的驼背老头。我们坐在一套满目是书的宽敞公寓里，这是钱理群为自己选择的终老之所，妻子过世后，他一个人独居于此。他因鲁迅研究，在学界享有莫大的声名，又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积极介入现实，推动教育改革，虽然成败难论，但确乎让他身列当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林。但扪心自问，钱理群需要这些吗？他不需要，搬进养老院，便是向社会的一场告别。晚年的时光要只属于自己，为此他婉拒过许多寻踪而至的拜访（包括几年前我的一次）。但这回，在电话里，钱理群说，关于这位被遗忘的中学老师，“我有许多话想说。”“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收到梁卫星寄来的一本他私下写的集子。”没有停顿，钱理群进入了回忆，“我看了后非常吃惊，非常意外。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份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你可能知道，当时我也处在一种困惑当中，我大概是1999年就介入中小学教育，后来碰到我没有想象到的困难。”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便被“应试”演化成了连绵不尽的战场，知识成了弹药，教育成了题海，一切都“工厂化”了。在这之中，语文教育可能更为复杂，习化了什么样的语言，便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传统的语文教学，从识字、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到总结中心思想，开放的文本被归缩成标准答案，每个知识点都有了分数的衡量，个体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就显得不合时宜，语文教育不仅变得乏味，还将培养乏味的人：具有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地理解他者（在学校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是老板、领导）的意图和要求，自觉压抑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甚至是机械而死板地贯彻执行。但钱理群说，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培养兼具能干与有用，服从与付出的工具。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受邀担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小组”的顾问，希望让语文教育回归“立人”。但真正参与进来，却发现困难重重。出版社反对他，学校也反对他，应试名师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求胜心切的家长也不买账，他的书写了一本又一本，文章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但高考还是高考，就像做梦者谈论美梦，一切都是空谈。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无能为力了，那就自下而上的推动吧，钱理群转而希冀找到那些身处第一线，有理想、有智识的中学老师——如果他们决定做些什么，大概也能成为一粒粒燃烧的火苗。这是位浪漫的老师，他宣称自己的课堂“不独面向社会，面向知识，更面向大地与天空，河流和树木”；他对自己的责任高度自觉，“一个教师，不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营造他的课堂，不论以什么角色面对他的学生，他始终都是一个启蒙者”；他还有些小心翼翼，“我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如林黛玉进贾府一般，处处留心，处处在意，害怕我的语言对学生形成误导……”“那些年，因为我在教育改革当中高举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所以那些有理想的老师就围到我这来了。”钱理群说，每一年，他收到的信超过两百封，那都是些最优秀的中学教师，有的来自一省名校，有的来自底层乡村；有的是年高长者，有的是热忱青年；有早已是学校里的刺头，也有的前途远大，甚至还有乡村的残疾教师。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在这些人中间，梁卫星依然是最特别的，他的思想最深刻，“别说中学教师，一般的大学教授做不到，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做不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钱理群告诉我，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最初的来源就在梁卫星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我们培育的学生，有的信奉“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做人上人”，因而形成了“成功者的自信与失败者的自卑结合”的畸形人格；有的以“要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活得最好”为人生目标，信奉“权力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由此形成为了获取权力可以越过一切道德底线的“强权人格”；有的对生活、家庭、学校、社会，都失去基本信任，从而形成“反社会”人格。这三种人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成功，很可能就成为“高智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契合了钱理群自己的观察，“在北大时，我感到了三个阶段。”退休前，钱理群开授了三十载的鲁迅研究课，“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学生有强烈的共鸣，一边讲学生一边哭；第二阶段是90年代，我还是讲鲁迅，结果班上的学生就分两派，一派认为鲁迅这么活着太苦太累，希望他进博物馆，和我的生活不发生关系，另外一批学生就不，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太轻了，需要生活的重量；第三个阶段，我的名声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听我课的学生，很多是奔着我的名声来的。很多人找我签名，我一看，这书都没看过，是新的。后来我就很愿意退休，觉得这种课没意思了。因为我要名声干什么呢，我不要这个嘛。”2012年教师节前夕，钱理群组织了一场“一线教师座谈会”，那些和他长期通信的老师们都来了北京，其中也包括梁卫星。钱理群不记得这是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这位乡镇中学的教师已经调到了仙桃市某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这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聚会，也是最后一次。在会上，钱理群告诉大家，他要离开了。“我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而谈教育，其实就是做不到嘛。”钱理群摇摇头，“但是我可以退出，他们没法退出。这是让我觉得内疚的地方。从某种程度说，他们也算我的学生，但我是害了他们。”“他们许多后来都被边缘化了。”钱理群继续说，他没有提，但你明白他说的是“失败”。这二十年，是素质教育提得最多的二十年，也是应试教育持续扩张，愈发坚固的二十年。那些与他通信的老师，有的在不同的学校间辗转流浪；有的被家长围着骂，直到痛哭失声；也有的被调去了图书馆，再不能上课。剩下的老师，也在这个十年愈演愈烈的“应试”战场上疲于奔命，那位一心想着人文素养的残疾教师，所带班级统考排名倒数第一，他不肯做公开检讨，被勒令“停岗”。差不多又是一个十年快过去了，钱理群已经垂垂老矣，他被诊断出癌症，自己估计还剩五年。疫情之前，几乎每年梁卫星都会从仙桃来看他，他老了，梁卫星也老了，当年的青年教师现在也过了五十岁。他看着梁卫星一年比一年意态消沉，钱理群说，“一点不妥协是不行的。”但梁卫星思想最深刻，也就最不会妥协。“为什么每年他都来看我呢，因为在仙桃那个环境，他没有可以谈话的对手。”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文革”期间，钱理群被发配到贵州山中，那时候他也体会过的，就是鲁迅说的，“荷戟独彷徨”。“所有这些人里面最可惜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他实际的水平远远高于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东西。”我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梁卫星的《勉为其难的抒写》从未正式出版，这本叫《成人之美兮》的书，才是他出版的第一本，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让人意外的是，这是本小说，作为教师的梁卫星，最后不是以教育者，而是以小说家的形式留下印记。小说谈的虽然是教育，但不关乎学生，而是讲述如他一般的中学教师的命运。
我们把知识当做谈资，调剂着课堂气氛；我们也把现实当做佐料，来迎合学生。我们以这些作为筹码，要求学生听话、老老实实地做练习、乖乖地遵守纪律。我们的课堂成了优秀课堂。梁卫星的《成人之美兮》出版于2010年，一年后加印，后来并未再版。如今在二手书..上能看见零星的几本，售价相比原书的26元，最高已经卖到了152元。与之对比，两年后他又写了一本《梁漱溟传》，售价38元，同未再版，现在买还有打折，大概就能衬托出前一本受欢迎的程度。如果说作为教师的梁卫星，后来转型成了作家，他却只出版过这两本书，最近的一本也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在刚刚出版的十年前，这本书有过不错的声名，我曾经看到过当年的记者采访，当时的梁卫星就像一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一样，说他要写的是三部曲，第一本写老师，第二本写学生，第三本写校领导，《成人之美兮》只是第一本，颇有些文豪睥睨扬眉，要在笔端把我们的教育和人生一网打尽的意思。如今的互联网，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但十多年前可不是这样，他不仅是新兴的作家，还被称为民间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杂文、诗论、书评，他既以中学教师的身份，批评命题作文让学生成了学舌的鹦鹉，又以思想者的真诚，分析希腊城邦制度的兴衰。在互联网初兴的时候，表达还只有朴素的文字一途，中学教师梁卫星的表达欲如此旺盛，在每个下课归来的夜晚，文字就像被倾倒在键盘上。他最早在天涯论坛上饱有名气（由此也可见他的古早），他还是关天茶舍的版主，那是早期天涯非常著名的杂评版块，吾侪所学观天意，这是陈寅恪的一句诗，“关天”也就是关注社会，关心现实。但后来，他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他有博客但不再更新，有微博但又注销了，仿佛是时代的发展与他格格不入。如今在天涯上，除了一些十多年前的断篇残章，倒是能看到一篇他人的评论：《怀念在关天“自杀”的梁卫星兄》。所谓“自杀”，也是他销声匿迹的意思。这就是我对他好奇的来源。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如今回望，即使第一个十年，也给人遥不可及之感。梁卫星写小说是在第一个十年，发表时评更是远在十年之前，在一个不断进击的十年后，他的名字却只剩下互联网考古学的意义。他去哪了？还在教书吗？最初我试图做一点打听，一位实习同学来自北大，辗转找到了一位从仙桃某中学考入的同学，“你们学校有一位叫梁卫星的老师吗？”这位北大学生对此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建议我们联系学校，由“官方”向我们作答。故事以“我”开场，“我”是一个浑噩度日的大学毕业生，一辈子没想过要当老师，却靠了家庭关系挤进黄花市最好的中学。但“我”并不是小说的主角，更像一个线索人物，随着“我”进入学校成为一名新老师，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他们全都是语文老师。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当然，也有如“我”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还记得自己做学生时所受的折磨，希望能给学生不一样的课堂，他们先会无所适从，深陷痛苦，然后现实便要推着他们往前走。在与课堂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内，所有老师，无论表面上多么游刃有余，内在的精神都处于紧张之中，他们和学生一样，都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既带来了麻木也带来了不甘，麻木变成冷漠，不甘化成愤激，最后又都终于世故。直到这时，小说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比如“自私”，海无言告诉他的学生，这个词极具贬义，但是你们总是在新课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自私”吗？合作需要自愿，爱心也不能损害自己，“自私”让我们成为独立的人，理性的人，不被宏大话语融化的人，这就是它被遮蔽的意义。似乎想在可有可无之间，让他的学生明白，知识不只是试卷上的答案，也是看清权力意志的钥匙，介入现实的方法。海无言是梁卫星吗？在曾经的采访中，梁卫星坚决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只有海老师的缺点，却绝无他的优点。这当然可能是自谦，至少一部分读者是这么看的，梁卫星有一个简陋的百科词条，关于他的著作，除了已出版的两本书，还有四篇发表的文章。如果看过书，就能发现，所谓的四篇文章，全都是书中海老师的作品——其中三篇，完全是虚构的，在书和现实中都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书名。只有第四篇，发表在读库上的《希腊城邦之光》，确乎既是海无言又是梁卫星的写作，像是后者为自己留下的密码。当然，小说人物不是作者本人，这几乎是常识，但情绪却可能是真的。海无言的痛苦与颓唐，是梁卫星对自己的刻画吗？他这十年的全无消息，就像将现实中的自己也活成了一座孤岛。关于与现实的交错，书中还有许多，比如，海无言提到了他那些远方的朋友。郭初阳，你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吧？……他之所以不再教书，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教到以前那样的学生了——他以前的学生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的，少数是保送国内重点大学，绝大多数读完高中后直接出国留学，他可以少有顾忌地上课……现在，他的学校改制，和我们一样了，他只好不教了。
发下语文书的当天，我就问学生哪些课文想上，哪些不想上，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我们有选择课文的权利？今年五月，郭初阳在杭州做了一场演讲，身份是语文教师兼教育研究者。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在整个小学六年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的名家名作，有79篇被改动过。有的是字词的更改，有的是节奏的变换，有的则堪称大刀阔斧，比如《海的女儿》被删去了一千多字，结局都改了。
尊重孩子，启发而不是遮蔽他们对复杂的理解力，尊重文学，不要把文学轻率地变成工具。这是郭初阳演讲的主题，老实说，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但现实是，即使谈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我们还要接着谈下去。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郭初阳说，他第一次见到梁卫星是在2004年，一次全国教师的民间研讨班上，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即使研讨条件艰苦，参加的老师只能住学生宿舍，睡上下铺，大家也被一种兴奋的心情笼罩——“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在野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非主流、非名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和那些主流名师还是自觉有一定距离，有民间心态，草根立场。”郭初阳对梁卫星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男人手头总是变戏法似地夹着烟卷（海无言也是），笑起来却是一口白牙。他说梁卫星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虽然有许多话想说，但上台发言，却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又是好几年后，另一次研讨班，一位参加教师曾经撰文回忆，站在台上的梁卫星最后几乎是吼出来了一声：“我活得屈辱！”我有些好奇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什么。在网上，能找到2004年梁卫星为他的一届高三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不像一般的老师将之变成热血的高考动员，梁卫星没有提到一句高考，他只是为自己的退缩道歉。他曾经决定要给学生不一样的课堂，不搞专题复习，不做试卷，而是继续上课文，上老师和学生共同决定想上的课文，其他班级这一年都不再上新课，用题海来备考，他却带着学生看录像，写影评，编剧本，组织表演，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不为应试而作的教育也可以出成绩。但这样的做法让他成为了所有语文老师的敌人，因为其他班的孩子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领导开始警告他不要以孩子的前途做实验……现实不是小说，他无法说服任何人，自己咽下前后不一的苦果，他停止了上课文，开始按部就班地搞复习，和其他班一样，和其他课程一样，枯燥的专题训练，没有穷尽的综合测试，机械重复的应试作文……“我没办法不停止……可是，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牺牲了什么！今天，我向你们郑重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这个朋友真诚的无奈。”“我经常拿他作为一个参照。因为我有点怕他会批评我，他对鲁迅太熟了，《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所以我在想，我不要做得太聪明，到时被梁卫星骂。有的时候在某些层面上，可能大家都是傻子，最好不要一不小心去做奴才嘛，我觉得反正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做应当做的事情。”2008年，郭初阳从学校辞职后，开办了“越读馆”，践行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辛苦又快乐，他一办十二年，到今年才停掉。“我还真不知道梁卫星这十年在做什么。“郭初阳想了想，“他还在教体育班吗？”他说，《成人之美兮》出版后不久，梁卫星被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学生变成了那些依靠体育高考加分的特长生们——从概率上讲，他们很难说会是一个语文老师理想的学生。当时郭初阳劝慰他，越是困顿的条件，说不定越可以践行教育理想。“他写了《成人之美兮》后，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就让他去教体育班。现在体育班也停掉了，没给他排课了，就领基本工资，然后呢，没什么事做。”
我找到了书中海无言的另一位朋友范美忠，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梁卫星还在仙桃。和梁卫星结识的时候，范美忠还没有因为后来“出格”的言论闻名全国。当时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刚刚从上一份工作辞职，窝在宿舍看文学评论，关于史铁生小说《务虚笔记》的分析，他觉得有两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一个是学者邓晓芒，一个叫梁卫星，前者大名鼎鼎，后者没听说过。在论坛上，他找着了后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两个文学青年，都出身农村，都爱读鲁迅，一个是乡镇教师，一个在无业徘徊。范美忠说，他知道梁卫星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个评价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所谓“失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的经济自由没有解决，物质生活也不多，你也没有在江湖上获得多么高的地位，没有在大学教书，没有获得多少版税，也没有人到处去请你做讲座，是不是？再就是，从追求理想的角度，从改变现实的角度，我们也没有改变什么。两个层面都是事实。”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如果坚信自己是对的，世界是错的，挺矛刺向风车，结局往往毫无浪漫可言。老师范美忠曾经写过一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放言要“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对他们进行知识轰炸”，后来他是一份教育杂志的编辑，梁卫星是他邀约的作者，他们一起去参加民间研讨班，邀请崔卫平这样的学者来上课，范美忠斜挎小书包，在崔卫平身后做板书，起先是记录崔卫平讲的关键词，后来写着写着就开始把人家尚未讲到的，不会讲到的，一一列在黑板上，搞得听众很迷惑，不知道该听崔老师的，还是看他写的。但那都是过去的日子了，说到底，他们也没有改变什么。有一年，身处民办中学的范美忠打电话给梁卫星，惊奇地向朋友报告，教室里突然装上了摄像头，学生和他以后都要在监控之下上课，然后梁卫星平静地说，他们这早装上了。即使失败了，范美忠说朋友最珍贵的品质就是，对理想的坚持和对现实的批判，但这也是他痛苦的来源，“这种不减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消耗是很大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锋芒，是建立在我们青春的热情和身体素质上，可到了老了之后，那种批判也是消耗身体的，是需要身体素质来承受的，我们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批判这个世界所消耗的能量了。”范美忠说的也是自己，中年之后，他宣称走出了鲁迅，在《庄子》中找到了平静。“梁卫星还陷在鲁迅的状态里面，他的深刻和局限，都在这里。”如今，每个周末，范美忠会做免费的讲座，有时讲《红楼梦》，有时讲《庄子》，愿者前来，来一个也照讲不误。他说在《庄子》中找到了“道”，超越了曾经的痛苦，获得了内心的和谐。他也劝梁卫星读，但后者还没有他那样的领悟。“其实像鲁迅那样偏激的气质，又能适应他那个时代吗？最后都要回归到中庸之道。我原来很讨厌中庸，但我现在觉得中道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过度的偏激，也未必是符合事实，未必是认识到了真相，对社会过于负面的看法，也未必是真实的。”范美忠比梁卫星小两岁，今年也48了，他的话有一种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的平静，“年轻时候那种偏激，我们说好一点，是可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