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课后服务创新举措将推广，老师够用吗?常态化保障跟得上吗?

“课后服务让我们双职工家庭不用逃班了！”下午5点，在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门口，聚集着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家长林丹说，“以前学校下午3点左右放学，为接孩子，夫妻俩轮流请假。接完孩子再赶回单位继续工作，有时还要托亲朋代管。听说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我们第一时间报了名。”

除了可以晚点接孩子，一些学校的课后安排还缓解了家长的“辅导压力”。“在学校写作业更快，放学书包都不用背回家。”长春市北安小学学生聂炜伯说，老师还给批改作业、讲错题，回家后和父母关系变得融洽许多。

北京市黑芝麻胡同小学副校长周京胜说，考虑到学生答疑的需要，学校安排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老师进行课后服务。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可以接触到不同班级的孩子，年轻教师与骨干教师搭班也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记者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小学看到，下午放学后的校园格外热闹。操场上、活动室里，足球训练、跆拳道教学、合唱排练等活动丰富多彩。“以前课后只能在教室写作业，现在能选择很多特色课程。”世纪城小学校长张文敏说。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减轻了部分家长的经济负担。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高先生对编程课非常满意。“外面300元一节的编程课，在学校就能学习，给家长省了一大笔钱。”他说。

记者采访发现，在各地探索课后服务的过程当中，不同学校学生参与率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学校尚存在经费有限、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学生参与率有较大差距。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小学从2018年开始探索课后托管服务，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目前实际参与率超过90%。校长王学武说，开设课后托管之初，学校针对家庭需求开展问卷调研；根据家长诉求和建议，开展了体育、艺术、科技等类别的四十余项活动。

但是，记者采访也了解到，有的学校一个年级参与人数不足20人。部分家长因为“担心麻烦老师”“怕老师不高兴”，不敢让孩子报名课后托管；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只是把学生聚一起写作业，缺乏内容安排，白白荒废时间”，更愿意让孩子参加校外辅导班。

——经费保障机制有待完善。记者采访及梳理发现，课后服务多数为地方财政出资，因此受各地财政能力限制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可以全额买单；而一些欠发达地区，政府投入较少，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不足。

福州市教育局答复相关问题时表示，课后服务已纳入市、县（区）财政预算，但补助最高的福州市市属学校也仅是每生每学期100元补贴标准，划转当日课时数仅每人0.5元。

贵阳市在2018年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乐童计划”，经费主要由市、县（区）两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每生每年300元标准划拨。2019年之后，在原有财政划拨经费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引入了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随着筹资经费渠道增加，贵阳市“乐童计划”升级版活动更丰富，也更契合家长和学生的需求。

▲ 在福州市乌山小学，学生在参加课后古琴兴趣班。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针对教师课时增加缺乏配套政策。“家长参不参与，教师是关键。”北京市一位小学校长表示，家长最关心的是谁来带班，希望能固定教师。但实际上，不少学校教师早上7点多到校，下班后还有批改作业、备课等任务，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课后服务只能由教师轮岗完成。

长春市一所小学教师认为，课后服务补贴平均一次只有二三十元，难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有小学校长表示，在课后服务的费用分配上，教育监管部门尚缺乏具体的政策指导。

受访业内人士建议，要切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还需从制度上加强顶层设计，给予校内课后服务明确的制度保障，理顺收费、托管和学生在校时长等问题的关系，让学校负责人“吃定心丸”。

——建议出台实施细则，完善配套制度。比如，一些地方还规定“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等要求，与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要求的关系尚未理顺。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调动各界参与积极性。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明确提出，下一步在提供大面积、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工作过程中，在增大工作容量与时长的情况下，要做好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同时，进一步做到“家校社”联动，学校组织、家长志愿、社会支持，解决师资不足问题。

部分受访人员建议，可以将学校老师也纳入购买服务的范围，让他们在充分发挥个人专长育人的同时，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不仅能增强老师的劳动获得感，也能让老师感到受尊重。

——给学校更多自主权，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一些专家和学校管理者建议，课后服务应该给学校更大自主权。一些地方规定，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等，但如果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给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也能满足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