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泪血大控诉”：铁丝穿锁骨、剜肉、随便枪毙……

解放战争期间，..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官兵，比美国现役军人总数还要多几十万人，全被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长春起义的..第六十军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五十军后，更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了骄人战绩，被..连连称赞。此后，更是被朱德称为“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

今天，库叔分享一篇文章，介绍..第六十军是如何变成..五十军的，在这背后，对于当下的我军建设，又有何意义。

文 | 高戈里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由作者根据其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六十军到..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摘编而成。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解放战争期间，..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

第一次..，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主要有1945年10月高树勋率新八军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新编第六路军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海城起义。

第二次..，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主要包括吴化文整编第八十四师的济南起义，曾泽生第六十军的长春起义，何基沣、张克侠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共三个半师的贾汪起义，廖运周第一一○师双堆集战场起义，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第三次..，在中国人民..“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部队成建制起义、投诚“风起云涌”。

起义，与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部队起义后，不是放下武器，而是“掉转枪口打老蒋”。因此，在接受起义之时，我军通常根据一贯的政策，承诺起义部队保留建制、保持武装、长官保留职权等。这就使得改造起义部队异常艰难，充满危险，因为多数起义官兵曾与我军兵戎相见，他们虽然追随长官战场倒戈，但思想尚未倒戈，而且继续持有武装。

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起义部队的改编，通常有成建制改编、合编、溶编三种方式。当年..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曾经生动形象地将其分别比喻为：

*“水里放糖精”——向起义部队派入少量我军干部，将其成建制改编；

*“面包夹火腿”——我军建制部队与起义部队合编，比如在一个师的建制内编入我军两个团和起义部队一个团；

*“牛肉泡馍”——撤销起义部队建制后，其官兵溶编到我军老部队。

三种改编方式，以“水里放糖精”即成建制改编难度最大，也最为奇伟——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派去一名指导员，仅凭一张嘴，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在中国人民..的序列中，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时，有起义成分的野战军多数都是以合编或溶编方式吸收的，唯有第五十军，用难度最大的“水里放糖精”方式，圆满完成了成建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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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旧军队最根本的是思想改造，但需要“必要的可能的组织改造为思想改造开辟道路”。

1948年10月17日午夜，反蒋起义的..第六十军撤出长春城，进驻九台地区，准备接受史称“九台整训”的成建制改编。次日，中央军委就改造第六十..作发来电报指示：“改造是必须坚持的方针，但不应操之过急。”

显然，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亟需稳定，这是顺利推进日后改造工作的必要条件。

..部队起义之初，军心都不稳定，特别是受反动教育毒害多年且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军官。

第六十军起义后，最不稳定的是被裹胁起义的暂编第五十二师。该师由..交警部队和保安部队改编，师、团长官来自..嫡系部队，其前身多系地主的护院武装，成分比较复杂，有伪满时期的军官、警察、宪兵、特务，有收编的胡匪，还有一些因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而逃来的流亡地主，部队内部还有帮会和特务组织。这些人不仅政治立场与起义宗旨对立，旧习气也比较浓。

为此，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在派来围城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浩之后，又先后派来张冲、潘朔端、郑祖志、马逸飞、魏瑛等滇系起义将领，以及杨滨、宁坚等原滇军地下..。同时，紧急调运来大量南方人喜欢吃的大米等食品，还调派文工团慰问演出。

组织调整首要一条，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东北军区派有改造该军第184师经验的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担任军政委、有改造原东北军第111师经验的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振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随即坐镇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来..干部410人，其中军职3人、师职11人、团职28人、营职26人、连职136人、排职206人，基本配齐了单职的政治工作干部，配备了部分后勤干部和少数机关干部。这其中，徐文烈熟悉的海城起义官兵在250人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

对起义部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是对军官的调整。调整方针是“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在此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对军官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

清洗工作，早在起义之初就开始了。

起义时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五十二师的师长李嵩和团长胡家驹、周曙初、谢绍贤等人，在起义后即被移交..。部队撤至九台后，各级..政工人员和谍报人员立即集中，有特务身份的，被送往哈尔滨..官教导团，其余人员被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

对一些不愿意留队的军官，网开一面，准其离队。对暂编五十二师，网开得更大，愿走的，如果交出武器，还奖励东北流通券。政策一宣布，仅其第一团就走了约三分之一的军官。

..干部到齐后，先宣布取缔一切反动组织和封建组织，同时以精简整编形式取消军、师两级八大处，在全军团以上单位重新编组司令部和后勤部，建立政治机关，配备连以上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掌握部队，组织供给，协调军政和军民关系。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基层，思想摸底，争取并培养积极分子，开展正式整训前的思想动员和临时教育。

对特务、奸细、胡匪、警察、宪兵、逃亡地主等的清洗，在暂编五十二师第一团四连发生叛变事件后，加速进行了。此外，还资遣回乡了一部分老弱病残。

在此基础上，抽调多数军官、部分军士和士兵计2490人，分批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200余名眷属亦随之同往。

留队的军官多数是云南人，有地下党的重点交友对象或..发展对象，有被..释放回来表现较好的军官，有思想比较进步或军阀作风较少的军官。对留队军官，再区别情况采取“夹带”“搬家”等不同方法，将一部分不会妨碍部队改造的军官留在原单位，通过..干部具体“传帮带”，边工作边随队改造；对一部分封建依附关系紧密或军阀作风较重的军官，调动其工作岗位，让其在新单位随队参加学习和改造。

组织调整基本完成后，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总部发布命令，将曾泽生率领起义的原..第六十军及所辖三个师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五十军及步兵第一四八师、第一四九师、第一五○师，任命：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军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军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步兵第一四八师师长，陈一震任师政委，邓应斌任副师长；陇耀任步兵第一四九师师长，李桂林任师政委，任孝宗任副师长；李佐任步兵第一五○师师长，李树民任副师长，李冠元任师政治部主任；耿万福任军后勤部部长，刘峰任军后勤部政委。

左起：白肇学、徐文烈、曾泽生、陇耀、军宣传部长刘惠之、李佐（摄于194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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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6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第五十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部队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对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政策，作了详尽部署。

这份《大纲》仓促成文，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

其中，明确提出了..士兵的“人权保障”和“启蒙教育”问题。与否定中国革命启蒙作用的“知识精英”不同，我军实施启蒙教育的主要内容，不是艰深繁冗的学理，而是“战士本身及其家庭所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事实”这一“生动的现实的活教材”。

具体来看，属于改造性质的经典教育内容及方法步骤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是倒苦水。

政治整训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对起义官兵来说，最刻骨铭心的是“泪血大控诉”——据资料记载和起义官兵的回忆，士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所受的压迫骇人听闻：

第一八二师五四四团某军官在战场上抓住逃兵，当场用铁丝穿进逃兵的锁骨，再把他绑到大树上；

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的一个步兵连的连长抓住逃兵后，下令全连每一个士兵用匕首在逃兵身上剜一块肉下来；

暂编五十二师第一迫击炮连连长抓住逃兵后，用4颗大钉子将逃兵钉在大树上，令其活活痛死；

还有将逃兵身上的肉切碎煮熟，然后强迫士兵分食。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第四四四团参加诉苦的1147名官兵，有989人哭了，占86.2%，其中哭病了的78人，占6.8%。

其实，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些连队布置了“为什么要有民主”等比较抽象的讨论题，士兵们不是费解就是没兴趣。后来，在上级首长的启发下，把讨论题换成“在旧军队你最寒心最痛恨的事情是什么”“上级打骂我们是不是为我们好”等具体的问题后，士兵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据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回忆：为了有的放矢抓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先对三个师各一个连开展了摸底调查，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指导员在控诉运动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四四二团一营教导员刘进昌回忆：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三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还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特别是反映..抓壮丁的《血泪仇》，看入戏的人真不少，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或王东才报仇。

《血泪仇》剧照——时任第四四四团团长赵国璋摄。

起义士兵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分散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些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骂..……”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

第四四四团指战员看《血泪仇》——时任第四四四团团长赵国璋摄。

第二步是算细账。

诉苦运动是一步一步展开的，“倒苦水”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小农经济又相对封闭，各地计量单位多种多样，地主剥削方法五花八门，所以，从史料上看，当年改造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时的“算细账”很难做到非常科学、准确，但其大方向却不容置疑，因为即便按照..政府的法规，旧中国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惊人的。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由于..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血肉联系，该条例自始至终都是一纸空文。

地主的地租是多少？士兵多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最重时三七开，农民只能留三成，七成归地主。高利贷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工作干部不失时机地教唱秦寄萍创作的革命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

士兵越唱越爱唱，越唱越响亮。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屯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10%。劳动人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只要穷人团结起来，地主老财没有打不倒的。再看..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压迫？一旦懂得了革命道理，谁不愿争取翻身解放？..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一定能打倒..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

云南的地主剥削人，东北的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是万恶的阶级压迫制度。而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反动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这些道理在控诉运动之前，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但听进去的人不多，听进去的话也不多。控诉之后就不一样了，..的话句句都说在心坎里，越听越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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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思想还家运动。

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控诉运动之后的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是指多数起义官兵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和封建道德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与旧军队彻底决裂。

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主战场——东北军政大学，要求每位学员都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在..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与旧我决裂，与旧军队决裂，要求每位学员在猛烈批判旧军队封建道德的基础上，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人在旧军队的一切罪恶，包括自己曾效忠过的长官。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做彻底清算，而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但仍有少数起义学员过不了关。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不论是初评、复评，还是请老部下来帮助反省，通常都在宿舍里，大家盘腿坐在通铺上与当事人围成一圈。发言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在长春时，你曾枪毙过一名企图向..投诚的士兵。起义前，你还做过突围和死守的准备，可你却说自昆明军分校毕业后，你曾想去陕北投八路，这不合情理，是伪造历史，掩饰自己的反动思想！”

“你在军官训练大队曾宣扬‘只有实行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才能强盛，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这种反动思想你批判得还不够！”

“身为一营之长，对手下官兵滥杀无辜，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李同学，你应该知道，抵赖自己的罪恶，绝没有好下场！”

“邓同学，刚进军政大学时你说：‘..都是些农民。农民能治理天下？’这种歧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你为什么不清算？”

“你还有两条黑枪，没登记上册，藏在我的武器库里，你怎么不说？起义后再这样做就不对了嘛！至于..会不会清查收缴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应该主动交代嘛！”

个别往日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上校、少将长官甚至被批斗得“嚎啕大哭”。

在九台的起义部队中也搞“思想还家运动”，但名称不同，叫“阶级自觉运动”。

在“阶级自觉运动”中，各级政治工作干部不仅鼓励起义官兵大胆揭发旧军队的坏人坏事，还引导每一位官兵反省自己在旧军队的所作所为。由于多数士兵是文盲，阶级自觉运动主要以讨论的方式进行。

运动之初，相当一部分人满不在乎。

第四四五团一营某战士起义前，曾借站岗机会诬陷一位老百姓是“八路便衣”，然后图财害命。他在反省酝酿阶段却说：“这事不怪我，怨旧社会。在旧军队，许多坏事都是当官的叫我干的。” 

这种苗头刚出现，各级政治机关马上组织政工干部发动群众采取措施把苗头压了下去。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各营、连均推荐了认识好的典型登台示范发言，然后，每个连队成立由起义官兵民主选举产生的讲评组，逐一讲评每个人在运动中的认识、态度和决心，以及揭露、反省问题是否彻底等等。

这样一对比，没人敢笑了。

第四四三团三连某班长在旧军队时就军阀作风严重，学习改造中曾不满大家对自己的批判，骂..，甚至扬言要上吊。在诉苦运动中，他想起自己被地主逼死的姐姐，感慨道：“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了..！”

第四四四团九连某战士坦白强奸民女等罪恶时，狠狠打了自己四个耳光，放声大哭。该团直属连某战士坦白抢劫、强奸等罪恶时痛哭流涕，当场咬破手指，写下..，保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据阶级自觉运动中的坦白情况统计，有1550人交代了起义后违反群众纪律及地方政府法令的行为；有402人坦白了在旧社会的政治身份，其中特务81人、宪兵15人、警察44人、便衣侦探26人、胡匪129人、乡保长49人、汉奸17人、叛徒22人、乡保丁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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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根本原因在于，改编后的..第五十军在建军伊始，就将..建军思想深深植入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之中，将古田会议确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在各部、分队牢固建立。

“破”是前提，“立”是根本。

那个年代，由于全党全军上上下下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九台整训的具体教育内容在整训中不断丰富，远远超出了“三个运动”和“三个教育”的范围，而且，在控诉运动发动之初，党领导全体指战员当家作主的政治工作制度，就已经开始建立。

以下，简介其中的五项经典教育：

一是建立士兵..制度。

对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起义官兵十分生疏。时任第四四二团一营政治教导员的刘进昌记得，开展民主运动之初，一些起义军官很不以为然，副营长刘连科就大大咧咧地告诉刘进昌：“民主？哦，我们团原来的团长也讲民主。”

刘进昌一听，好生奇怪：..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和保安团我都待过，别说实行民主，就是挂在嘴边提一句都没有，不乱打滥杀士兵就不错了。

出于尊重对方，刘进昌请教：“你们那个团长是怎样实行民主的？”

刘连科出生于贵州山区一个苗族土司家庭，耳濡目染的是专制统治方式，他十分认真地说：“打仗前，团长把连以上军官找去，让大家都谈谈这个仗该怎么打。”

“然后呢？”刘进昌追问。

“唉！每次都闹得乱哄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再后来呢？”

“团长把桌子一拍：你们都是放屁！老子说……”

“就这个民主？”

“是啊！难道这还不算民主？”刘连科大惑不解起来。

这类笑话不多见，但折射出来的思想状态，却很有代表性。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初期，对于部分旧军官的抵触情绪及对立言论，我军没有简单地压制。第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三营教导员王世臣记得，当时师政委陈一震曾说：你们不要给旧军官压力，要允许他们暂时不检讨、不认罪，允许他们思想转变有个过程，但不准他们压制民主，不准压制士兵控诉旧军队。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时任第一四八师四四三团八连指导员的浦绍林记得，建立士兵..很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不是和军官作对，..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建立的，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酝酿，按指导员的要求，全连官兵先就士兵..委员候选人提名，再组织差额选举。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候选人一律背向全连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指导员端来一小盆黄豆，按应选人数发给每个官兵相应数量的黄豆作选票，选举人依次从候选人身后经过时，想选举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上一颗黄豆。投票完毕，再由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当选。

士兵..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定期检查，每月公布账目，结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二十多年前在井冈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不多，但士兵们很激动，一个劲地说：“..好，..好，..就是好！”

军官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士兵..，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或士兵..主任联席会议主持。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这最大的变化，是士兵有了“言论自由”。第四四三团迫击炮连士兵任成说：“我五十多岁了，当了三十多年兵，想不到今天也能说心里话了！”

士兵的“言论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各连队士兵..全部建立后，再以师为单位召开士兵代表大会，隆重庆祝广大士兵群众的翻身解放。

以士兵..为标志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后，其“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

浦绍林记得，鄂西战役的行军途中，新战士小崔是平脚板，长途行军翻山越岭脚板痛得钻心，几乎天天掉队。一次在深山里行军，小崔又掉队了，先是班长接过他的枪，继而是副班长扛上了他的背包，再后来米袋子落到了浦绍林肩上。小崔还是走不动，特别是过河，脚一浸到冷水里就抽筋。没办法，只好背他过河。终于，当浦绍林把小崔背过一条小河后，他开始耍赖：“指导员，我实在走不动了，不走了！”

心急如焚的浦绍林忍无可忍，上前两步，飞起一脚踢在小崔的屁股上……

这事在连队传开后，严于律己的浦绍林在鄂西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就自己的“残余军阀作风”问题，主动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

各班讨论时，对指导员的检讨产生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

“干部打人是军阀作风，应该受到批评。”持有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新补入的翻身农民，但在连队战士中占少数。

起义士兵听了很反感，一群云南老兵嗓门吼得老高：狗屁军阀作风！军阀作风你见过？指导员剥削谁了？压迫谁了？当官的帮当兵的背东西，背当兵的过河，有这样的军阀吗？打人？该打！我说打轻了。那天指导员打他是为他好。

在大山里行军掉队后，被土匪剥光衣服弄死在路边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身上的东西全让别人帮他背走了，道理也讲够了，难道让他一人在河边坐到天黑？或者让指导员陪着不走？

浦绍林制止了起义士兵的反驳，明确支持了对自己的批评，这不仅仅是高姿态，重要的是，他要维护自己呕心沥血向起义官兵灌输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那个年代战士给干部提意见，也是很尖锐的面对面。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炮连副连长杨宗仁回忆，鄂西战役的一天，本连驮炮的马摔下了山，杨宗仁见到下山找炮的战士就问：“炮摔坏没有？”炊事班长听到这话就当场提了意见：“怎么不问人摔坏没有？说明你的立场还没转变！”杨宗仁后来感慨：“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

被浦绍林、杨宗仁们视为政治生命的“群众反映”，曾是那个年代..队伍用以评价干部、约束领导，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流行词语。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也是中国..扭转乾坤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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