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大秦：靠抄袭对付三晋 却因无力消化六国而迅速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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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层面的刻意山寨

秦国最初只是周天子故意册封的低价值炮灰

秦人初登历史舞台，发生在西周的中后期。作为天子的牧马人兼炮灰，赢秦部族长期处在戎狄包围之下。连其赖以得名的封邑“秦”，都是偏居陇西、已在今日变为..自治县的甘肃张家川地区。自然是无缘与关东产生什么有机联系。因此，在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秦人眼中，只有关中本地的宗周文化才堪称高大上。这种迷之痴恋，也成为早期秦文化的最大特色。

原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李朝远就发现，秦襄公与秦文公时期的青铜器，居然在造型和纹饰等方面同西周后期如出一辙。只是由于铸造技术尚欠火候，让乍看大气的作品在细节上粗糙笨拙，根本不能和周人的产出比肩。至于刻意模仿本身，也令该阶段的秦国青铜器略显落伍。当秦人还在生产无盖鼎时，同类物件已快在中原绝迹。因为摆脱昔日宗主影响的关东各国，正在积极摸索新的礼器类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鼎

此外，秦人对周文化的推崇，也深刻影响了文字发展。清华大学的赵平安教授，在《隶变研究》附录中指出，秦庄公不其簋的铭文，字体同西周晚期金文完全一致。日后被始皇帝推向全国的秦系文字，其实就发源于此。

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秦人对西周旧俗的坚守已发展至匪夷所思地步。例如国君对人殉的热爱，就时刻常被传统士大夫批作沾染戎风。但史党社先生在《秦关北望》中已经指出，这一血腥嗜好的源头，恰恰是丰镐一带的先周文化。当然，西戎对秦的影响并不能忽略不计，因为下层居民的屈肢埋葬习俗，就源自甘青地区的戎狄部族。但从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来看，不接地气的统治阶层仍按周人习惯，直肢下葬了事。

秦国贵族的人殉传统 其实源自周文化

到了春秋中后期，因周王室的日渐衰微，秦人终于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诉求。但随着商鞅变法的惊雷响起，一个令考古学家目瞪口呆的文化断层，又暴露在世人面前。

滕铭予教授在《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中指出，原本别具一格的秦式青铜器，在战国后期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就是关东列国风格礼器。屈肢葬虽仍占据主流，但也有不少关中秦墓使用直肢葬。而梁云先生则在《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中强调：不止贵族专享的铜器，连普通秦民使用的陶器，也在三晋影响下被迅速改造。

秦军兵器也只是对三晋产品的抄袭量产

在这个方面，变化最明显的当属兵器。由于《复活的军团》等纪录片吹捧，普普通通的秦剑、秦弩和秦矛，开始被无数军史小白奉为神器。但令人尴尬的是，丁大为的《秦、楚东周青铜兵器对比研究》指出，战国中后期的秦军武器，既失去了原有风格，又毫无创新性。剩下的只是简单粗暴地照三晋规格批量生产。

刻意山寨模虽不等于被全盘同化，但诸多秦人的文化传承，仍被彻底的一刀砍断。挥舞那把屠刀的罪魁祸首，正是《史记》中蔑称秦文化乃“戎翟之教”、自诩令秦国“营如鲁卫”的商鞅。这个来自关东的法术之士，总是高举变法图强的大旗行事。不仅要变更秦人的日常生活，还要在制度上谱写自己的狂想曲，活埋掉老秦人仅剩下的那点田园诗。

商鞅的作风与结局 堪称滴血的黑色幽默剧

变法幕后的玄机

秦国的变法原理 同样是胡乱抄袭的结晶

中原地区的先民，本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个个村社共同体中。德高望重的族人长老，会定期主持分配份地、领导劳动，让原始王权不能越过共同体去直达个人。所以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这种温情脉脉的集体生活方式，就是儒生所向往的井田制原型。

起初，老秦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差别不大。《诗经·秦风·无衣》所展现的袍泽之谊，显然是彼此熟悉的小共同体成员。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帮互助中形成浓烈情感，对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则没多大可能会这般掏心掏肺。

老秦人原本生活在一个个小共同体之中

但战争的压力改变了一切。为满足统治者的野心，也为在乱世中求生存，诸夏各国纷纷走上集权之路。其套路大同小异，都是要汲取到更多资源，并因此去努力拆分小共同体、强化王权对个人及家庭的控制。为方便执行王权意志，势必要扩大官府的组织规模、延伸朝廷触角，并以吃皇粮的官僚队伍负责具体运作。这点倒是很符合后世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在《论国家的作用》里的论断：公务员构成了专制主义国家的基础。

经常慢关东半拍的秦国，最终还是跟上了时代节奏。秦献公的“为户籍相伍”，初步打下了户籍制度的基础。秦孝公和商鞅的政治伎俩，则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十分明显的展示。先颁布“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一类的法令，通过奖励生产、让百姓尝些甜头的方式来收买人心。等到“秦民大悦”，才亮出尖牙利爪，通过第二次变法扩张政权组织，以便实现最终集权。这就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将所有民间聚落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集权和敛财

今天的很多秦粉始终坚信，暴秦比六国进化的更彻底、完全剔除了分封制与贵族制的残余。但这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史记》里就与白纸黑字的记载，商鞅不仅有封地，还被秦惠文君逼得以私兵造反。秦相魏冉还为扩大封地，努力忽悠秦昭王舍近求远去攻打齐国。秦始皇在亲政前还“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也就是下血本奖励自己老娘的情夫嫪毐。

至于被神化成打破血统论、英雄不问出处的军功爵体系，自然也绝非秦人独创。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考论》中指出，魏、齐等国均推行了军功授爵。颇为黑色幽默的是，拥有爵位的军功地主，虽是秦国新社会的模范，却也是朝廷极力提防的对象。从《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来看，这些最受街坊邻居称道的国家功臣，竟不能充任管理30户人家的“里典”。朝廷还规定“以其里公卒、士五年長而毋害者为典、老”，就是让编户齐民中最平庸窝囊、既上了年纪又无爵位和犯罪前科的老头，负责管理基层。目的显然是遏制军功地主在民间社区的影响力。

军功地主本身也是秦廷的重点防范对象

此外，有关变法确立土地私有的传统说法，也在云梦秦简出土后的20世纪70年代就被打破。刘泽华、张金光等老一辈学者，均断定商鞅推行的是国有授田制。当代学者虽对此所有修正，却也基本认为秦的田制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而是国有向私有的过渡形态。

甚至有部分痛恨秦国的网民，异想天开地称暴秦受波斯帝国影响，从而走上集权专制的不归路。用意无非是要暗示，光辉灿烂的诸夏文明，毁于走邪路的大秦之手。但盲目的仇恨，还是经不起常识与史实的考验。

马家塬西戎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历史上的秦国和西域并非没有交流。通过对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可知，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经常会流入臣属的戎狄部族。王子今先生在《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中指出，公元前4-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墓葬中，就出土有典型的秦式铜镜。但制度借鉴远比商品流通要难。后来的清朝宫廷收藏有大量法国钟表，但没人会就此认定爱新觉罗家族向波旁王朝的路易们借鉴治国理念。更何况，那些夹在西亚帝国与秦人之间的绿洲城邦和游牧民族，虽会贩运物品，但这些组织松散的政治体。所以就不可能成为帝制的中间商。

既然生物学上存在趋同演化概念，那么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明，也在相似的环境压力下，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相仿道路。但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波斯帝国的专制程度，根本不能和同期的中原文明相提并论！

波斯帝国的专制程度 远不如中原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的晏绍祥教授，曾对波斯帝国政体下过精辟论断--有“集权”而无“专制”。万王之王虽大权在握，在地方共同体仍处在自治状态。体量不及波斯帝国的先秦文明，倒在专制层面实现了弯道超车。..“中研院”院士杜正胜在《编户齐民》里指出，中原政权控制个体臣民的尝试，最晚始自西周末期的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大抵至公元前6世纪，楚、齐和晋等国已普遍确立了户籍制度。

在官僚组织的扩张和王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方面，李峰先生的《西周的政体》一书中详细论证过。貌似贵族掌权的西周，恰恰是东亚最早摸索官吏统治的王朝。网红梁惠王的硕士导师李家浩先生，则认为“县”这一名词在西周就已出现。

庞大的波斯帝国 从不以格式化的郡县统御万邦

当然，不论西周的“县”还是春秋初年楚、秦等国的“县”，尚不算一级官府。但陈剑在《先秦时期县制的起源与转变》中指出，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县已完成官僚化，成为君主专制的帮手。

显然，三晋才是所谓“秦制”的直接源头，这早已是学术界共识。如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指出，《秦律》乃至《汉律》的蓝本，就是李悝为魏文侯定制的《法经》。

晋国是最早完成县制官僚化的先秦诸侯

帝王心术与皇朝覆灭

秦始皇的一生 就是暴秦历史的缩影

梳理完秦人对三晋的全盘抄袭，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是笨拙的学生，反过来吞并牛气冲天的老师？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翻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能发现，三晋各邦不仅多面环敌，领土还交错破碎。其在制度和生产力方面的先发优势，并不能抵消地缘政治方面的巨大劣势。恰如工业产值早就是世界第二的德国，发动两回世界大战都血本无归，最后反而是原本落后的苏俄控制了半个欧洲。

三晋的地缘政治处境太差

早在春秋晚期，晋人就做过坑人又害己的赔本买卖。他们曾为牵制楚国，转而大力扶植吴国。不料在夫差统领下，小弟竟直接大举北上。不仅连破齐国，还在黄池会盟上让老大哥大丢尽颜面。面对尚处落后的江东势力，表面还算统一的晋国尚且招架不住。那么早已撕破脸的韩、赵、魏三方，被秦人杀下阵来也并非不可理喻。

横扫六国秦始皇，则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致命错误--全面推行郡县制。虽然此举被中国式政治正确给洗白为英明无比，却同步产生最激烈的冲突。何况肇事者居然不是六国遗民，而恰恰是秦国自身的官僚阶层。

秦始皇的彻底郡县化 为继承人埋下大祸

有管理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企业若缺乏强悍的资金链与管理层，就不应盲目抢占市场。如若一味接盘大集团，只会闪了自己的腰，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从岳麓、里耶等新出简牍来看，面对扩大了一倍的广袤疆土，秦帝国的干部储备与官吏素质根本没做好准备。于是就迅速陷入人手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

为抽调吏员去管理刚刚征服的“新地”，秦廷不得不饮鸩止渴。《岳麓书院藏秦简（五）》明确记载：今南郡司马庆故为冤句令，诈课、当废官，令以故秩为新地吏四歳而勿废，请论庆。制书曰：诸当废而为新地吏勿废者，即非废，已后此等勿言。

广大的六国故地 超过了秦的消化能力

简文含义并不难理解。即大量犯了罪过、本应被废除为官资格的秦吏，都被发配到“新地”当差。请问，刚刚遭受亡国之痛的六国遗民，面对惯于作奸犯科的“新地吏”，还能对大秦帝国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吗？

秦统治阶层对自身斤两并非毫无自知之明。博士淳于越，曾建议始皇帝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藩屏。身为齐人，他的建议或许出自给故国兴灭继绝的私心。但作为食秦之禄、有资格同皇帝丞相一道喝酒吹牛的政府高参，他也不可能无半点为君分忧的考虑。况且分封几个诸侯王，并不损害秦身为天下共主的威严。

秦始皇将如何统治的技术问题给意识形态化了

但一心建立万世功勋的始皇帝，还是把如何管理新地的技术问题，上纲上线到了意识形态高度。不惜下诏焚书，也要一错再错。此时的大秦帝国，如同酒精代谢能力有限、却为了面子而灌下六瓶闷倒驴的油腻中年，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可秦二世胡亥，还是朝嘴里胡乱塞了大把抗生素。

继位合法性存疑的新皇帝，急于树立个人权威。同时，身为千古一帝的乖儿子，他很自然地想起了父皇对韩非子的推崇。进而在法家理论集大成者的著作中，找到了源自申不害的驭下宝典--“行督责之术”。大力苛责惩处秦廷官吏，进而迫使深感朝不保夕的秦吏为多刷政绩指标而加紧搜刮百姓。

为指鹿为马大开绿灯的秦二世

这就是秦统治者对三晋智慧的最后一次抄袭，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不仅将更多关东百姓逼上反路，也毁灭了秦朝官府同老秦人的最后羁绊。当沛公刘邦带着一帮楚、魏故人杀到关中，就反其道而行的宣布约法三章。结果，长期被视作虎狼的秦民，竟把孟子口中的箪食壶浆与喜迎王师都变成了现实。

于是，外强中干的秦帝国，终于被自己的路径依赖所吞没。其继任者将在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之上，摸索融合各方文化、调和官民关系的新方法。失去了旧称的秦民，也将获得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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