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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后人提及蒙元帝国的崩溃，往往只会想到源自红巾军系统的朱元璋和陈友谅，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张士诚与王保保。至于仅占据浙东一隅的方国珍，则多少有些陌生或习惯性无视。然而，正是这位毫无图谋天下之心的走私盐贩子，打响了掀翻蒙古时代的第一战。通过对漕运重镇刘家港的毁灭性突袭，彻底重创了蒙元帝国的经济中枢。草原帝国的经济输血模式
南宋灭亡 预示着蒙古帝国的大扩张时代结束
公元1279年，随着光复的南宋残部在崖山海战中彻底覆灭，整个淮河以南都沦为蒙元帝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又以前朝中枢所在的太湖平原最为要紧，不断向北方的大都输送粮食、丝绸原料与各类经济税收。为此，蒙古统治者也不忘翻新疏通大运河，并借用本地船只开辟了史无前例的海上漕运航线。依靠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迅速恢复了扬州、苏州和杭州两地的城市经济。
蒙元的相对宽松模式 让江南大城市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然而，看似非常不错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就衍生出各类复杂的社会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居于最上层的蒙古人数量极少且缺乏治理能力，往往需要将任何事物的开展都转交给色目秘书、中层汉儿官员与地方基层合作者去执行。所以对这些群体的越权、敛财或滥权行为都缺乏制约，更没有多少动力去修正原有路线。结果使大量财富被迅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而付出最多的普通平民阶层却要不断蒙受制度性损失。例如被大量招募去转运钱粮的东南沿海船户，就容易在冒险完成运输工作后又拿不到相依补贴。同时还被赋予越来越重的任务摊派，遭受日益严格的监管限制。特别是一些来自浙东的民间商船，就经常被要求空仓起航到长江口载货，并在全程中不得夹带许多高净值货物。倘若在任何停靠的口岸被市舶司等官府查处，可能连用以安身立命的船只都无法保全。至于朝廷规定的工钱能都抵扣时间损失，则是根本不被予以考虑的问题。
后世的大运河就是由蒙元帝国下令疏通
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那些沿海私盐贩子。由于蒙古人很早就任用归降士大夫充当幕僚，自然也将中原帝国的食盐垄断传统继承下来。除官家制定的销售网点和签约运输的商贩群体，大部分生产工作都由特定的沿海居民负责。他们也会像本地的船户那样，因朝廷需要而被不断增加产能指标，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提高。于是就不得不为生计去倒卖私盐，进而形成大小不等的走私团队，并时常和不满现状的船户进行合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元宫廷只等采取各种应急机制来加以平衡。比较常见的策略，就是向东南各地派遣高官担任达鲁花赤。同时也不忘增加驻军规模，分散到各个更小的区域内执行监管。所需费用仍旧靠地方摊派和滥发纸币的方式予以解决。由此酿成的进一步通货膨胀，会让包括官员与士兵在内的公家群体也蒙受损失，进而助涨贪污行为或直接参与各类走私。处于更下层社会的普通平民，则继续承担着最大比重的经济压力。
蒙元帝国的内陆与海上漕运线路
铤而走险的私盐贩子
方国珍早年就是小有名气的私盐贩子
公元1348年，原本只是私盐贩子的台州人方国珍，因当地官府的诬告而出海遁逃。由于早已熟知附近水域的地下交易网络，所以瞬间拉起千人规模的逃亡队伍，并很快在海上混的如鱼得水。事实上，当时的蒙元朝廷已在浙江沿海设置有50个海防基地。但因为雇佣船只与募集水兵的费用高昂，所以大都维持在极小规模。这些往往只有500驻军和2艘巡逻船的据点，也很难靠自身实力去和大规模走私海商对抗。所以对方国珍这类早有相当基础的反抗团队而言，根本不是能阻碍其扩张发展的制约因素。他们经常活跃在温州和台州两地，向南劫掠来自福建的商贾或向北袭击由浙西起航的漕运船户。同时也不忘维系自己的贩盐老本行，让缺兵少粮的官府是异常头疼。
蒙元时代的台州与温州地图
为尽快解决这个日益膨胀的麻烦，蒙元当局很快用临时征募的方式奏出水师追击。然而，这些往往为解决温饱而来赚取军饷的临时民兵，根本不能在海况多变的水上制造威胁。不少人甚至在权衡利弊之后，果断选择加入方国珍的走私船队，很快就让朝廷不敢再轻易扩大募兵规模。结果自然是脆弱的海防体系更为松散，而走私海商的队伍愈发壮大。于是，除刘基这类热衷于农本世界观的士大夫外，许多蒙古-色目官员都倾向于对方国珍实施招抚。公元1351年，方国珍的浙东海商舰队再次赢得大胜。在南北两路人马夹攻的情况下，依靠船只的机动性从容应对，并以娴熟的水战技巧完败朝廷水师。甚至还俘虏了担任江浙行省左丞的蒙古人孛罗帖木儿。同在当地任职的色目官僚泰不华，便开启了对该集团的首次正式招安。但在这个阶段，他还是希望靠提拔副手和遣散部众的方式，完成对方国珍势力的彻底扼杀。后者也很清楚自己时刻身处险境，很快就重新组织老部下们夺船出海。
正在进攻温州的方国珍船队
到了1352年初，泰不华彻底决心对方国珍下死手。他先是派人二次向对方传达了招降意图，却被浙东海商们用200艘小船突破了台州海防。随后又派方国珍的亲家第三次示好，并亲率水师前往交头地点设伏。不料自己征用的大船突然在近海搁浅，完全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最后被识破诡计的对方就地反杀，刚刚编组完的新兵队伍也在混乱中全军覆没。至此，整个东南水域已没有能阻挡方国珍的力量，他的队伍规模也因声望高涨而扩大到数万人规模。尽管其本人也倾向于接受官府的招安，却意识到手头的本钱还不足以和蒙古当局展开讨价还价。于是分头派人袭击北面的丽水、宁波等地，同时还分兵抢占更靠南方的口岸温州。在攻城略地之余，还将收益最高的海商贸易和食盐业都紧紧窝在手中。这样即便无法攻克一些重点布防的主城，也可以在经济上形成不对等的施压，渐渐的让更多人乐于站在自己这边。
整个浙东沿海都成为方国珍集团的势力范围
意义深远的海上突袭
屡次海战胜利 让方国珍的船队可以在东南海岸随意出动
公元1352年3月，也就是在海上击杀泰不华后不久，方国珍便率领近万人的走私舰队北上。准备用史无前例的特大新闻，向对方展示整个浙东海商集团的势力，并让蒙元帝国不再敢对自己有任何轻视。由于不少属下就是先前的运粮船户，所以突袭者们对即将攻打的目标可谓是了如指掌。反倒是长期依赖该口岸漕运的帝国当局，一直对苏南的海防缺乏准备。结果，大批等待装货的官船被直接放火焚毁，积压在港口的粮食也基本损失殆尽。
刘家港是蒙元海上运粮航线的起点
如果仅从军事角度考虑，那么这场针对刘家港的突袭多少有些乏善可陈。因为自南宋时代起，长江口两岸就很少有大规模的海盗袭击事件。在蒙古大军南下的过程中，这里有多为重兵云集的战场，更没有第三方民间团体的生存空间。所以即便有新朝开辟的海上漕运航线，运粮船也多半是在浙东水域遭伏击，让蒙古人把有限的经费都投入到钱塘江以南。以至于当方国珍的部下突然杀到，聚集在港口的船只根本没任何防备，也不可能在混战中进行抵御。但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刘家港之战对蒙元方面的打击可谓是异常巨大，称得上是造成蒙元帝国崩溃的第一战。由于方国珍在占据港口后还向击败了匆匆赶来迎战的小股内陆驻军，所以还忙里偷闲的劫掠昆山，随后才满载战利品扬长而去。在任何视角敏锐的观察者看来，这就是帝国无力保护治下最重要的核心经济区域。以至于同样是私盐贩子的张士诚，也开始在淮东掀起叛乱。作为始作俑者的方国珍，则在1353年迎来了第四次朝廷招安。虽然这条绥靖自保路线并不顺畅，来去自如的主动权却永远被掌握在自己手中。
漕运船队覆灭 让整个帝国都遭到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重创
最后，漕运本身的巨大损失，也让非常依赖江南口粮的大都陷入饥馑。在浙东海商集团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因洪水、饥荒等问题而产生经济衰退。因此，方国珍势力的长期存在，又严重威胁了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这迫使元顺帝下令加税，并征伐大量劳力去治理黄河，以便保证内陆运河交通的运作安全。结果，正是这些大量聚集的民夫，孕育出更为可怕的红巾军群体。他们对蒙古天下的打击，将远远超过方国珍与任何相似起源的地方集团。两者的前赴后继也堪称是相互成就，在蒙古帝国垮台的大时代中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