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

王夫之

文︱王培军

一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有一条以贾谊、陆贽与苏轼三人并论，而痛批苏轼云：

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这是最有火气、也是最厉害的攻击苏轼的文字了。王夫之不愧号做“姜斋”，他的骂人的文字，可谓姜一般的辣，痛快有杀伤力，使人喜读。并且他骂的人又多，古人在他的笔下，大抵是体无完肤。苏轼之被批抹几句，不算什么。当然，苏轼议论起古人，有时也是翻弄笔墨，只图快于口，而不顾事实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此“语业”之报，也就怨不得人了。

王夫之说苏轼“自曰吾谊矣”，大概是真的。不过，据苏轼廿六岁作《贾谊论》，为贾谊下的考语云：“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又似乎无其事。因为，一个人既自比于古人，就一定是对他所比的那个古人，有较深的感情，有很高的评价，也就必不任意轻贬，尤其不至蔑之为“量小”“识不足”，只有他所不喜、比不了的人，才可能不加护持，褒贬随心。说起来，苏轼的《贾谊论》，是一篇家弦户诵之文，历来批点家也一致推赞，但其中的错误及问题，却是无法掩盖的。或者换言之，这篇文章所说的，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老子》云：“善建者不拔。”东坡先生固未能也。

《贾谊论》中云：

其实，这是在厚诬古人，而为编排之辞的。姑不提其他，只“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一句，就不是事实了。按“痛哭”云云，不用说，是指《汉书·贾谊传》中所载的《陈政事疏》：“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这是西汉鸿文的最有名的发端之一，一提便知。而所谓的“立谈之间”，其语本于扬雄《解嘲》：“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立谈封侯”的事，是指《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这是李善注指出过的。后来的诗人，用此事的多，如王维《田园乐七首》之二：“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黄庭坚《次韵公择舅》：“昨梦黄粱半熟，立谈白璧一双。”都是。苏轼之用此语，是为了衬跌下句，从修辞上说，不可不谓有力。所以《古文观止》中的夹批就用浮夸的口气说：“责倒贾生，觉《治安》等篇，俱属无谓。”所谓《治安策》，是《陈政事疏》的别名。这当然是上了苏轼的当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贾谊“为人痛哭”、上《陈政事疏》的时间，是文帝初召他的五六年后，而他之初见文帝，则是在文帝元年（前179）。《汉书·贾谊传》云：

这也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有的。为《屈原贾生列传》所未及、《汉书》补出的，则是下面的事：

“其大略曰”后，所录的便是长达五六千字、连颜师古注一起要占三十页书的《陈政事疏》了。也就是说，《陈政事疏》之奏，是淮南王、济北王反后的事，据《资治通鉴》卷十四，是文帝六年（前174），而据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七，则是文帝八年（前172）。《资治通鉴》可能更对些。淮南王刘长，是刘邦与赵姬所生、文帝的异母弟，他大概生于高帝八年（前199）；济北王刘兴居，则是文帝之兄齐王刘肥的一个儿子，他在诛诸吕之时，是立了功的。刘兴居反于文帝三年（前177），八月，兵败自杀；刘长反于六年，被掳，以不食死。《陈政事疏》中谓“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谋为东帝”的就是刘长，“西乡而击”的则为刘兴居，所指皆极明白；其所谓的“可为痛哭者一”，也正是缘此而发：“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这又哪是“立谈之间”的事？苏轼熟读《汉书》，《陈政事疏》一篇，必亦闇诵如流，而作《贾谊论》之时，笔下竟如此“前言不搭后语”，可谓咄咄怪事！而《古文观止》的那个批，实在也就陋得可怜了。

不过，苏轼的这个显然的谬说，在后人也有觉察到的。方苞在《古文约选》中有一条批云：“亦自有见，但贾子陈治安之策，乃召自长沙独对宣室、傅梁王后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未免卤莽耳。”（据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3985页）方苞之后，有方宗诚的《贾生论》，亦以为上疏事，“在宣室召对之后，为梁怀王太傅之时”（见《柏堂集前编》卷一）。而早于方苞、辨说得更详的，是王世贞《读书后》卷二《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云：

王、方之所言，大体都是不错的。据汪中《述学》内篇三《贾谊新书序》附《年表》及王耕心《贾子次诂》附《年谱》，贾谊为梁怀王傅，也是在文帝六年，其独对宣室、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是此年的事，但可能要稍前。六年梁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所以文帝六年以后，贾谊皆在梁。贾谊之奏上《陈政事疏》，故当在六年。王、方必谓在“对宣室与傅梁之后”，却是不一定的事。要之，其非初见文帝之时，则是无可疑的。不仅于此，其实在贾谊上《陈政事疏》之前，灌婴已老死，而绛侯周勃也已退居了，并不在朝。《资治通鉴》卷十四文帝四年（前176）云：

文帝四年的周勃，其自身都是难保的，就是想谗害贾谊，那也并无机会。灌婴之卒，是此年的冬十二月，也就是此年的第三个月。说明一下，汉武帝太初之前，是以每年的十月冬，为该年的岁首。这是汉承秦历之故。而文帝之以贾谊任公卿之位，为大臣所短云：“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通鉴》也系于四年，《西汉年纪》则系于三年。《西汉年纪》较是。无论是哪一年，都与所谓的“立谈之间”，有好几年之隔了。并且，那时周勃被逮下狱，“恐，不知置辞”，以千金贿赂了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教他一个办法，“以公主为证”（勃子尚文帝女），又得薄太后之力，才逃过一劫；这就见得文帝之待大臣，并不是如苏轼所言，是什么“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自古权力博弈，君臣之间，哪有什么“骨肉手足”的关系？就是真的“骨肉手足”，家人父子之间，不是也屡屡杀却的吗？作《贾谊论》时的苏轼，年岁犹少，理想尚多，更事却不多，关于人世间的情伪，他体会得还很不够，而他自信为贾谊画的策——“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借一句东方朔的话，也真是“谈何容易”了。就以他本人后来的仕宦生涯验之，他之言之侃侃的，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二

这里另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汉书》所录的《陈政事疏》，据近人考证，认为并不是贾谊的原文，而是由班固杂取贾谊《新书》，“剪裁熔铸，煞费苦心”，为之纂为一篇的。今人有一本《贾谊集校注》，就以《汉书》所录的贾谊疏，只作附录对待，而不与《新书》及贾谊赋同编。而最通行的一种《中国文学史》，也在提及《陈政事疏》时，加一脚注说：“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而不视为贾谊的作品。可见其说的影响之大。按此说其实发于宋王应麟，其《汉艺文志考证》卷五云：

这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所引的。“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说”，余氏读作“故又分《解县》、《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以“说”字属下，又以为“制”是错字，而改为“县”（..中文出版社影印现存最善之本《玉海》附《汉艺文志考证》，亦作“制”，别无异文），逗作两篇名，并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汉艺文志考证》此节的标点，错误尤多。以《新书》之诸篇与《陈政事疏》对勘，并考其异同及《新书》中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有哪几篇，则与王应麟同门而年长其十岁的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五十六中已指出了，只未主张《陈政事疏》是班固取《新书》拼合而成的。《四库提要辨证》引以助其说的另一人，为以《论语骈枝》著名的刘台拱，其《汉学拾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