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人出马

在那次改变北京大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会面之前，蔡元培与陈独秀已经是老相识了。

他们一起造过炸弹。

清末，为刺杀满清大员，蔡元培与朋友们组织了暗杀团。蔡元培后来谈起这段履历时说：“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个房子，亲手制造炸弹，他找来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找来了陈独秀。

据陈独秀回忆，他由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试验炸药。

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救国图存的探索中，这些读孔孟之道长大的书生都甘于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献身，诠释爱国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后，1917年，在一个黎明之前的觉醒年代，这两位大师再次相遇。

正如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所写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便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

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到了1915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党人，已经历清帝逊位、二次革命等走马灯似的政治大戏，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却依旧看不到国家的未来，心好累。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在华利益重新洗牌。..以协约国之名参战，实则趁火打劫，派兵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野心勃勃地想要独占中国。

这一年，陈独秀正处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参与二次革命失败，一度被袁世凯的亲信列为通缉犯，不得不告别妻儿，流亡..。

在..期间，陈独秀与胡汉民、章士钊等办起了《甲寅》杂志，抨击时政。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有时年26岁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爱国青年。

▲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国问题的争论，可谓“不打不相识”。

在该刊中，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名字发表了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批评国人漠视国事，不理解国家为何物。

陈独秀不吐不快，如一个愤青，对现实社会发泄不满，说西方人所讲的爱国，与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名同而实不同”。欧美人视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人，却仍将国家当做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优乐。”

辛亥革命革了个寂寞，执政者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遵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以草民自居。这才有了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闹剧，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为“国教”的落后思想。

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也在苦苦追寻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陈国家极端黑暗，毫无可爱之处，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对这种言论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为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温和的批判，说其“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觉得国家不可爱，那我们更要改变旧秩序，改造国民性，唤醒国人的自觉心呀。

兴许是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启发，陈独秀产生了新的觉悟。一个月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

▲青年李大钊

1915年6月，陈独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陈独秀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后迅速回国，与妻儿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陈独秀续弦之妻，也是他元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这段有违世俗的婚姻难免让人说闲话，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因此跟他们爸爸闹别扭，多年来缺乏联系，常年在外漂泊。

这俩年轻人跟他们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宁肯出去当打工人，睡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里的经济援助。

作为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说情，让陈独秀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当时，陈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攒够钱，到上海求学，考取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并在之后赴法勤工俭学。

据见过陈延年、陈乔年的人回忆说，这两兄弟的模样就像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多年后回国，他们改变了思想，终于成为父亲陈独秀的同志，却走向悲壮的结局。

1915年回国后，面对民族危亡的困局，陈独秀渐渐从意志消沉中走出。

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仿造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全民带来新思想、新文化，让他办个八年十年杂志，一定能使全国思想改观。陈独秀没钱，只好将这一想法告诉私交甚密的安徽老乡汪孟邹。

汪孟邹当时是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创业想法，并由他出面介绍，拉来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给陈独秀投资，议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

经过多方奔走筹备，1915年夏天，这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横空出世，最初的发行量只有1000册。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

因为《青年杂志》跟当时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时，《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树立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热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责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陈独秀将希望寄托于那个年代的“后浪”身上，希望青年自觉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进而对青年提出了提出六个标准：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从此以后，陈独秀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了唤醒民众，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中最落后、保守、反动的愚昧迷信、旧道德与旧文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将改变一个时代。

李大钊经过与陈独秀的爱国辩论后，也成了陈的好友。听到陈独秀的呐喊声后，李大钊也在次年回国，成为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发表了《青年》一文，洋洋洒洒8000多字，用115个“青春”呼唤青年觉醒，读来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写道：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在新旧思想的对垒中，《新青年》面对着来自保守者的巨大压力。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宁可断头流血，也毫不退缩，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学）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封面

1917年，注定是《新青年》的里程碑之年。正是在这一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与《新青年》北上。

据当时北大部分教师的回忆录记载，1916 年，陈独秀为办《新青年》跑到北京募款，正好北大要引进人才，缺一名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

经过友人引荐，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后，决定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起初不答应，他对其他朋友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更何况，陈独秀还要主编《新青年》，事务繁忙。

蔡元培亲自登门拜访，告诉陈独秀，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还请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只好答应试干三个月，如果胜任就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

虽然一起做过炸弹，但蔡元培的办学能力更能让陈独秀放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现代国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第一原则，在大学更是如此，若大学里没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1868-1940）

陈独秀答应了老战友的邀请，这也意味着，这场空前的思想运动从此将与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相连，蔡元培实际上成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保护者。

这一年，在张勋复辟时南避上海的李大钊，也应北京大学之聘请北上，担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同年8月，一位青年学者在日记本中写下《伊利亚特》第18章第125行的译文，“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之后从美国起程归国，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

他是胡适。

到了北大后，这名27岁的安徽人成为全校最年轻、薪水最高（月薪280元）的教授之一。他与51岁的蔡元培、39岁的陈独秀都是卯年生人，组成了“三只兔子闹北大”的文化盛况。

▲北京《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胡适认为，有三本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正如胡适所言，《时务报》代表戊戌变法时期，《新民丛报》代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政体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时代，而《新青年》，代表着新文化运动。

这只“兔子”，有一颗文学革命的心。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给朋友写信说：“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观！”

在胡适的回忆中，他发起文学革命的起因，出于留学期间的一段经历。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少年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而当时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书记先生受了传教士的影响，经常利用机会印一些传单给老外做宣传，大致内容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等。

有一天，胡适又一次看到了这些宣传语，说什么“欲求教育普及，非用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写一封信去骂对方，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

可见，胡适反对盲目的全盘西化。他认为，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要让中国文字“活”过来，就要普及白话文。

▲青年胡适

1916年，经过安徽同乡汪孟邹牵线，胡适与陈独秀开始书信往来，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胡适说，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也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有他这样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推行者，不久就要形成一个“大力的运动”。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有趣的是，这篇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文章却是用文言文写的。

在收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也挥动如椽巨笔，立即写下了《文学革命论》，与《新青年》同人一同推动“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正是有了这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普罗大众都能运用自如的白话文。

这一时期，胡适与思想保守的卫道士之间发生了不少趣事。

即便在后来的特殊年代都坚持写文言文的章士钊，在担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期间，反对白话文，提倡旧道德。

有一次，胡适与章士钊一起照相。章士钊特意在照片上题了一段白话文送给胡适，说：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见状，也特意回了一首旧体诗，对章士钊表示尊重，以和为贵：“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胡适与章士钊合影及题跋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章太炎的门生，如黄侃，也反对白话文运动。

黄侃故意调侃胡适，说：“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您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一听纳闷了，说，黄先生此话怎讲？

黄侃笑道：“如果胡先生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这些大师如果去吐槽大会，也没其他嘉宾什么事了。

胡适对这些刁难一一进行反击。有一个老北大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是有一次上课，一个同学激愤地反对白话文：“白话文不够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也多。”

胡适举了个例子，说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要复电拒绝，不妨请同学们用文言文来写一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数，还是文言文更简洁？

学生们都跃跃欲试，最后选出字数最短的一个答案，共12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笑了，说我的白话电报，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在写作

胡适并非孤军奋战。

当时，《新青年》的另外一名著名编辑刘半农在致同事钱玄同的信中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是《新青年》的四大台柱。

1917年，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请，成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正是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才有北大兼容并包的氛围。

刘半农在《新青年》出版第2卷时加入编辑部，与陈独秀相见恨晚，他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写了不少反映穷苦人民的新诗，批判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如他的第一首白话诗《相隔一层纸》，写一个屋子里点着炉火，屋内的老爷吩咐人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隔着一层薄纸，屋子外却躺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刘半农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创造了用来称呼女性的“她”字。

汉语中原本没有与英语的“she”相对应的字，刘半农在他所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率先使用了“她”字，影响至今。

“贵族制社会”视角下的南北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