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万众瞩目的“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
而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根据最新发现的历史材料，正是他将建立“国家植物园”的起点提前了整整60年。
坐落于北京植物园樱桃沟内的水杉林。沟内有一水杉亭，亭侧岩壁上刻有胡先骕所作《水杉歌》。1946年，胡先骕与郑万钧发现“活化石”水杉，从此胡先骕便筹划修建“水杉国家公园”，但直到他逝世后此愿望才得以在北京市植物园内实现。
1920-1940年代，近代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汇集着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历届年会上，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提案。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央研究院的活跃成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目前找到了至少9份胡先骕的提案。最新发现的胡先骕于1944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的“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正式提议。
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
理由：植物为农工两业之主要资源，中国植物种类之丰富，甲于世界，可资利用之植物资源，未经开发者尚不可亿计。欧美各国莫不有规模极大之研究所与植物园以从事此项植物之研究与栽培，英国之邱皇家植物园及其各属地之植物园，咸负研究与栽培经济植物之责，英属马来之橡皮业，锡兰之茶业等等，皆此等植物学机关有以促成之。美国农部之植物输入局，亦规模庞大，每年派大批专家至国外探求输入有经济价值之植物，无往勿届。苏俄亦然，苏俄为建立北极圈地带之农业，曾派人至南美安第士高山，觅取特种耐寒之马铃薯新种，其所建立之经济植物研究所，助教多至五千人，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甚且有大规模之特种作物研究所，如大豆研究所，搜集试验吾国产之大豆，多至五千余种。荷属东印度亦有茶业研究所，橡皮研究所，金鸡纳研究所等，彼人重视经济植物研究之精神可以想见。今中央研究院虽立植物研究所，然植物学范围至为广大，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两方面决不能兼顾，故有另立经济植物研究所之需要。植物园为栽培各项经济植物之场所，宜择适当广大面积之地区设立一中央植物园，并在不同之纬度或高度设立分园，与经济植物研究所合立或分立皆可。
这份提案的“提案人”是胡先骕，两位“副署人”是真菌学家戴芳澜（1893-1973）与动物学家王家楫（1898-1976）。在提案诞生之前的1943年冬，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拟分设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由王家楫和罗宗洛（1898-1978）分别担任所长。植物研究所拟辖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植物生理研究室和藻类研究室。但胡先骕认为这个规划没有给予“经济植物学”以足够的重视。
胡先骕在哈佛留学时的照片，摄于1925年。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先驱之一，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国家植物园的梦想。
胡先骕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呼吁重视经济植物。经济植物是工农业的重要资源，是国家发展的命脉。不仅已被应用的植物资源仍需加深研究，并且作为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还有大量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未被认识。他说：“处在一切都需要科学化的今日，我们对于已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研究其改良种植的办法，使其获得最高效果；对于未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加以调查和提倡，使民众的生产能力提高，使国家的富源增加。”可从以下三点入手：“一、提倡采集植物；二、输入外国有用植物；三、设立大规模之植物园，以输入试验国产野生有用之植物。”植物园是培育、保护、研究经济植物的重镇。橡胶、茶叶、金鸡纳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植物，最早的引种和研究都是在植物园完成的。
胡先骕的提案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建议参照欧美苏等国家的先例，通过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机构及“中央植物园及分园”，来促进我国对经济植物的重点研究。
文丨杨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首发于2022年4月20日，原标题为《“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有个人不能不提》，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建立一个以中央植物园为中心，以各地分园为辅助，兼顾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不仅是胡先骕规划的抗战之后中国植物学发展远景，更是埋藏在胡先骕心中长久的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园的夙愿。1923年秋，胡先骕第二次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拥有多位世界植物学权威、大量的中国植物标本和享誉全球的阿诺德树木园。那时中国人想研究中国植物却要远赴异国他乡，这对胡先骕来说“此亦国耻心徒伤”。他立志学成后要回国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牙买加平原和罗斯林德尔区，成立于1872年，为北美最古老的公共植物园回国后不久的1926年，胡先骕即设法从国内和国外筹款在南京建设植物园。设想中的植物园选址在南京明孝陵旁，近中山陵。但是，此计划刚开始运作，就因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而被迫放弃。1928年10月，胡先骕与秉志在北平创立静生生物调查所，随即就开始筹划建立植物园。1929年，胡先骕前往香港植物园和当时亚洲最大的植物园——爪哇茂物植物园学习建园经验。1930年10月，胡先骕向静生所..提出在北平西郊的鹫峰建立“西山植物园”的计划和预算。但是..否决了胡先骕的计划，认为静生所成立时间不长，而“西山植物园”的计划过于宏大，应日后再做打算。1928 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时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后排左起为沈嘉瑞、冯澄如、唐进。1928 年10 月，胡先骕与秉志在北平创立了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为今中国科学院动物和植物研究所前身。1931年，胡先骕到江西庐山考察。胡先骕是南昌人， 1917年第一次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江西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此番旧地重游，他不仅对庐山的植物做了详细的调查，更开始用建设植物园的眼光来审视庐山。他发现，庐山地区虽然经过长年的过度砍伐，植物种类很少，江西全省也“大部分皆呈童赤之象”，但庐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有利于高山植物的引进和驯化，而庐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地位更有助于吸引公众，有利于植物园的繁荣和发展。胡先骕（左）与胡适，胡先骕小胡适3岁，两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即有交往，虽然彼此观点有所对立，却一直保持着友谊。1933年1月，胡先骕正式提出在庐山建设植物园。此时，中国北方已经笼罩在..军国主义的威胁之下。胡先骕设想中的庐山不仅是一个植物园，还是在“华北情势终难乐观”的情况下，提前为科研机构打下“将来的迁徙基础”。但胡先骕对..威胁的远见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庐山植物园的建议未被接受。1933年夏天，胡先骕指导卢作孚的西部科学院建立了“西部科学院植物园”。胡先骕感叹：“作者有意在北平创一植物园，数载于兹，尚无眉目。而在数千里外在作者指导之下植物园，在短期内即可实现，可见在适当领袖人物领导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1933年12月，永不服输的胡先骕用自身的影响力游说江西省农业局参与建设庐山植物园，多方斡旋，终于获得各方支持。在艰苦的努力下，“庐山森林植物园”（即今日的庐山植物园）于1934年8月正式成立。这是胡先骕在屡败屡战八年之后建成的第一座植物园。庐山植物园，原为1934年8月成立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也是胡先骕支持建成的第一座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为典范，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科学水准的植物园。胡先骕指派静生所植物标本馆馆长、蕨类植物学家秦仁昌（1898-1986）担任庐山植物园的首任主任。在1934-1938的短短几年内，白手起家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即取得耀眼的成果：与国内外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种子交换体系，开展了植物资源调查，收集、栽培植物3100余种；在荒山上开辟了草本植物区、石山植物区、水生植物区等专类园区，以及3幢温室和面积近11公顷的苗圃区；建立了当时被称为“东亚惟一完备的标本室”，收藏经济植物标本5万余号、蕨类植物标本2万余号。这些成绩使得年轻的庐山森林植物园迅速跻身于世界著名植物园之列。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欣欣向荣的庐山植物园随即被占，被迫关闭达8年之久（1938-1946）。战火中的胡先骕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植物园梦想。1938年，胡先骕在昆明建立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随后把庐山植物园的人员撤到云南，由秦仁昌建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胡先骕还在筹资为昆明建立植物园。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位于北平的静生所被日军占领，静生所的学术刊物《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汇报》被迫停刊。但是转移到江西的胡先骕居然在条件极其艰苦的1943年将《汇报》复刊了。他在复刊前言（英文）中写道：“在这些年中，静生所全体工作人员如同和平年代一样，努力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与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哈佛大学树木园合作，在云南省各地进行了连续三年植物学和园艺学考察研究。……我们第一部分研究报告的出版，表明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是向持有侵略思想的..同僚的挑战。”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此时的胡先骕已经在思考抗战胜利后中国植物学的发展策略。回顾二十年的筚路蓝缕，胡先骕越发认识到中国要强大，必须大力发展生物学：“生物学研究规模之大，必须十百倍于今日，方能对于建国有伟大之贡献。……设立中央生物调查所、中央植物园、中央昆虫研究所、中央经济研究所，皆为以后科学建国之要图。”1944年3月，胡先骕在中研院评议会年会上正式提交了“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1944年12月，“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被送往农林部办理。1945年1月，农林部函复中研院：“委员长亥佳侍秘电略闻‘凡政府所办若干工作事关百年大计，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均应酌为停止留待战后办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总干事及秘书报告》，1946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此案虽引起了国民政府重视，但中央植物园乃国家百年大计，花费极巨，只有等到战后从长计议。提案由此搁置。对于梦想受挫，胡先骕早已习惯。1946年，胡先骕与郑万钧发现“活化石”水杉，轰动国际科学界，胡先骕又开始考虑建立“水杉国家公园”。1948年4月29日，胡先骕致函植物学家蒋英：“教育部正发动建立水杉国家公园，并将组织国家公园顾问..。……广东如能建立罗浮山国家公园，亦大佳事；而在广西则可建立阳朔国家公园。”同日，胡先骕致任鸿隽函中提及自己已将拟好的水杉国家公园方案寄给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果成，则亦中国学术史上一重要事也。”最终，因时局动荡与建设经费不足，水杉国家公园建立之事没有了下文。这是胡先骕距离实现“国家植物园梦”最近的一次。但是，胡先骕的中国植物园之梦已经在众多年轻的植物学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其中最突出的是陈封怀（1900-1993）、蔡希陶（1911-1981）和俞德浚（1908-1986）。陈封怀是静生所研究员，被胡先骕派往英国爱丁堡专习植物园造园及高山花卉报春花的分类，回国后在庐山森林植物园开辟了培育高山花卉所需的岩石园，并于1946-1953年担任庐山植物园主任。陈封怀从庐山起步，在1949年之后先后规划并主持了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等，被誉为新中国的“植物园之父”。1932年，胡先骕对年仅21岁的静生所实习生蔡希陶委以重任，派往云南进行热带植物采集。蔡希陶日后长期扎根云南，成长为著名的热带植物学家，并于1959年于西双版纳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而跟随胡先骕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俞德浚则成为日后北京植物园的主政之人。庐山植物园内三老墓，为三位创始人胡先骕（中）、秦仁昌（右）、陈封怀（左）安葬地，西侧紧邻陈寅恪墓。新中国成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胡先骕任研究员。1950年1月，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拟建立全国性植物标本馆，并在北京建设植物园。1955年正式在北京香山挂牌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1956年3月20日，中科院第10次院务常务会议同意与北京市人民..合作建设植物园。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合作上报..，申请筹建北京植物园。1957年，北京植物园规划设计..成立，由俞德浚任首任主任。设计..将植物园分为两大区，“南植”以科学研究和专业参观为主，“北植”供群众参观与教学实习。但到了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建设专款被冻结，建园工作停顿。1962年，胡先骕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第三次会议。会上，胡先骕继续推动植物园体系建设，“植物园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事业。一般大国都有几个著名的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先后接办了并新创了几个植物园，在这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按全国一盘棋的计划，还是应该按地区添设几个植物园的，尤其是四川。现在云南建立有两个植物园，还拟建一个高山植物园，这是值得称道的。但号称‘天府之国’而植物又极丰富的四川，却一个植物园都没有建立。科学院的生物部应该重视这事，拟定计划由西南分院或地方政府尽速在四川建立一个植物园，同时也应该在其他省份建立植物园。”（《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作用》，1962）1968年胡先骕去世，未能看到国家植物园之梦的实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植物园迎来新的生机。1987年，北京市植物园正式对外开放。北方最大的水杉林葱茏耸立于园内樱桃沟。沟内有一水杉亭，亭侧岩壁上刻有胡先骕的名作《水杉歌》。“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这是中国老一代植物学家的学术自信，也昭示着后辈植物学家前赴后继发展中国植物园事业的决心。北京植物园园门风景。1955年正式在北京香山挂牌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7年北京市植物园才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召开，中国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诺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物种多样性。2003年12月26日，侯仁之、陈俊愉、王文采等地理、园林规划、植物分类的11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王文采也是胡先骕的弟子，经胡先骕推荐进入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一生硕果累累。王文采接过胡先骕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推动建立国家植物园的“追梦人”之一。院士们在信中写道：“作为世界植物宝库的中国，理应建立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物园，以全面搜集和展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开展科普教育，提高国民素质。”2021年底，..批复同意将在北京依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植物园的现有资源，统筹建设首个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这意味着凝结无数中国植物学家科学理想与爱国情怀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指日可待，中国之声将唱响世界之林。此时，距1925年胡先骕在哈佛大学发愿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已近百年，距胡先骕1944年正式提交“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过去了78年。经过几代中国植物学家的不懈努力，“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国家植物园梦想终将实现。胡先骕所作《水杉歌》，在结尾处有“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之句，寄托了以胡先骕为代表的中国植物学家努力奋进，希望中国植物学科能有“东风伫看压西风”的自信与豪情。（本文得到徐自豪、胡晓江、马金双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本文题图来自国家植物园）库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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