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喜气洋洋的正月初一，之前以“奉旨讨逆”之名起兵的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以特别的方式为大唐新年献礼。七天后，河北重镇常山陷落。一代名臣颜杲[gǎo]卿被俘。在洛阳面见安禄山时，颜杲卿大骂不止，以致被安禄山钩断舌头，肢解而死。六月，哥舒翰于灵宝大败。几日后潼关失守，唐玄宗奔蜀，在马嵬驿遭遇兵变，眼见爱妃“宛转蛾眉马前死”。长安也随即落入叛军之手。一年后的春天，被叛军俘虏的大诗人杜甫见到长安城的萧条景象，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名句，可以说把大唐的惨状描绘得很到位了。早在称帝之时，安禄山便派出两路大军，西攻潼关，东取睢[suī]阳。潼关一路直取大唐中枢，而睢阳一路则把控漕运，窥伺江淮。如今，潼关、长安一路已实现目标，玄宗、太子皆远遁；若东边再把江淮收入囊中，掐断大唐的财源，安胖子一统江山就指日可待。当时的江淮久未生战，将卒不堪一击，眼下叛军又所向披靡。看起来，打下睢阳对安禄山来说，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就在叛军高奏凯歌，宋、曹郡县望风而降的时候，一个书生横空出世。▲安禄山称帝后计划：西攻潼关，东攻睢阳（红圈处）。
当时战乱四起，苍天变色，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感慨世事变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愤而……写诗！这个书生，虽然也学富五车，还是个“有文凭”的进士，却扔了笔，拿起了刀。张巡，出生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史载，其人“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又“气志高迈，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简单说，张巡这人有能力，志气高，不拘小节，喜欢跟长者相交，不愿与庸俗之人为伍。33岁时，张巡中进士，后以太子通事舍人之职出任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县令。治理清河时，史载张巡“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不仅为政有口碑，看重道义和气节，对困难群众也非常慷慨，倾财相助，毫不悭吝。张巡为人正直。当时杨国忠专权朝政，炙手可热。有人劝张巡去拜见他，说不定能飞黄腾达。为求仕途顺畅去拜见权臣？在张巡看来，这是国家的怪事，是不可为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48岁的张巡正在谯郡真源（今河南省鹿邑县）县令任上。次年伊始，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不久后，东侵的叛军就攻陷宋、曹等州，兵锋直逼谯郡。谯郡太守表示投降，并逼张巡为长史，让他去迎接叛军。张巡却趁此机会“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讨贼”：拉着千把人的队伍，冲着数倍于己的叛军“平叛”去了。当队伍西进走到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时，张巡遇到另一支义军贾贲部。二人于是合兵，加起来两千人。然而，此时的雍丘县令令[líng]狐潮已然“举县附贼”。于是张巡、贾贲二人夺雍丘，杀尽令狐潮的妻子儿女。令狐潮怒，引叛军万余人来攻雍丘。贾贲出战身死，众人遂推张巡为首，继续与令狐潮作战。
756年，三月，令狐潮引叛军四万余人重返雍丘城下，城内人心惶惶。张巡对诸将说道：“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今出不意，可惊而溃也，乘之，势必折。”我们就这点儿人，敌方知道我们的虚实，轻视我们。如果出其不意偷袭，必能折其锐气。于是，张巡率军出击。叛军本以为城里的人会龟缩防守，遇到突袭，果然阵脚大乱，不得不后撤。第二天，叛军围城发起进攻。张巡在城头立木栅栏，又用蒿草束灌上油脂点燃，叛军不敢登城。就这样打了一个半月，张巡一边防守，一边伺机出击。史载，“大小数百战，士带甲食，裹疮斗，（令狐）潮遂败走，追之，几获”。不仅打赢了，还差点抓住令狐潮。这次，令狐潮长了记性，知道张巡虽然兵少，却不是好啃的骨头。于是改变策略，以围为主，以攻为辅。困围日久，城中物资渐渐不支怎么办？史书说，张巡“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城里粮食不够了，就出奇兵去抢令狐潮的粮船。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烧掉。箭不够了，就扎了千余稻草人，套上黑衣服，晚上的时候用绳子吊在城头。令狐潮下令射箭，射了老半天才知道那是稻草人。数百年后的小说家，把这个故事改编进了《三国演义》，成了诸葛亮的神作。▲《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型是张巡草人借箭+孙权乘船遇箭。光是草人借箭还不够，张巡又一次把人用绳子吊着放出城。只不过，这次放出去的是真人。围城的叛军笑了，当我们傻啊，又来骗我们，所以根本没有防备。张巡的士兵偷袭成功，砍得叛军一愣一愣的，“追奔十余里”。城里柴火用光了，张巡心里一合计，嗯，这事儿还得拜托令狐潮。于是就给令狐潮捎信说，我想领军弃城，请你们往后退个几十里，好让我的人撤走。令狐潮心想，反正也攻不下，你不守了那就放你一马，双方各得所需。张巡见令狐潮上当，便令军士四出“撤屋发木而还为备”，趁机拆了城外的房子，补充柴火。张巡却又心生一计，不紧不慢地对令狐潮说：“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藉口。”傻憨憨的令狐潮便送了三十匹马进城。张巡得马，悉数分配给骁将，并约：“贼至，人取一将。”令狐潮炸了，想干仗，结果没等阵列好，城中“三十骑突出，禽（擒）将十四，斩百余级，收器械牛马”。此后大半年的时间，令狐潮等叛军将领又数次领兵来攻，但均被张巡打败了，所谓“围凡四月，贼常数万，而（张）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就这样，雍丘之战从正月一直打到腊月，张巡以区区数千兵马，守了雍丘一年。虽然张巡在雍丘守得不亦乐乎，但其周边唐军的战况却不容乐观。随着战局的变化，张巡决定放弃雍丘，退入睢阳（今属河南商丘），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共拒叛军。
雍丘一战，让张巡成了名，而睢阳一战，却让他成了“神”。757年，正月初五，刚当了一年皇帝的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派人刺杀。由于安庆绪在军内的威望远不及安禄山，当他杀父上位后，便急于在战场上取胜树立威名，正如代父自立的唐肃宗执意收复两京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一样。柿子自然是挑软的捏。军力疲弱的江淮，成了安庆绪的目标。客观上，打下睢阳，进图江淮、江东，巩固根基，也是当时安庆绪必须采取的战略。安庆绪派手下尹子琦率领突厥人等组成的劲兵，与杨朝宗会合，凡十余万，浩浩荡荡进攻睢阳。相比之下，张巡、许远手下，加起来不过六千兵。史载，两军接战，“（张）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凭着这么点儿家底连战数日，叛军始终无法攻下睢阳。而且，与镇守雍丘时一样，虽然兵不多，但张巡不仅能守，更是趁着叛军不备，搞搞突袭，赚赚外快。擒贼先擒王。张巡想在阵前射杀敌首尹子琦，但却不知城下哪一个才是尹子琦，于是心生一计：他削了一根竹箭用弓射下去。捡到箭的人大喜过望，以为城中箭矢已尽，于是前去报告尹子琦。张巡在城上看见了也大喜，当即便令将挽弓射之，一箭射中尹子琦左眼，叛军暂退。757年，七月，尹子琦为报损目之仇，再次带兵前来围攻睢阳。由于夏麦被叛军抢收，存粮又在战前被上级调走了一半，以致睢阳城的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城中士兵每天只能吃一勺米。吃不饱就只能拿木皮、纸张煮了吃。叛军得知城内缺粮、士卒大饥后，架云梯，以钩车、木马攻城。但就是这样，也还是攻不下。尹子琦没办法，“不复攻，穿壕立栅以守”。打不过你，那就困死你吧。围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巡的士兵有的渐渐饿死，而活着的人“皆痍伤气乏”。有人提出突围东奔。但张巡、许远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保障，如果放弃了睢阳，叛军乘胜进军，则“江淮必亡”。而且，现在“帅饥众行，必不达”，就算突围，也不见得有活路。史载，张巡将自己的爱妾带出来，对将士们说：“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杀了自己的妾，来充军粮！“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张）巡强令食之。”整个睢阳城，为了应对叛军的围困，“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到了十月，叛军再次攻城。此时的睢阳城，内已无兵可战，外也无兵来援。城遂破，史载“遗民止四百而已”。古代战争，打下城池后屠城的并不少见，但像睢阳之战这样，为了守城以城内居民为军粮的，十分罕见。尹子琦见到张巡，说道：“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尹子琦听了大怒，以刀撬开张巡的嘴，发现里面牙齿果真仅存三四。尹子琦心里也是佩服，想放了张巡。而左右人却纷纷劝道：“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于是，尹子琦再次逼张巡投降，张巡不屈，终于被杀。与他一同赴死的，还有许远等三十六人，他们都不屈而死。然而，从756年正月，安禄山洛阳称帝，雍丘战事爆发算起，到757年十月，睢阳城陷，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攻下睢阳，对叛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张巡死后第三天，唐军援兵赶到，十日后，尹子琦军败撤还。叛军十个月间的辛劳，瞬间付诸东流。而洛阳也在当月被唐军攻下，至此，两京收复。张巡的苦守，不仅保全了江淮，使“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又牵制了叛军大量的兵力。相反，若雍丘、睢阳弃守或者过早地丢失，则“贼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绩，根结磐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大唐的麻烦可就更大了，那时，江淮的百姓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被屠杀。因此，传统史书认为，虽然睢阳之战唐军终遭败北，但于全局却为大唐争取了时间，为江淮百姓免遭大屠杀争取了时间。此后若非唐肃宗送大礼，史思明复叛，安史之乱就该改名“安禄山之乱”，早就结束了。而对于张巡，即使其以人为粮之举陷入争议，但后世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辞。唐人如韩愈、李翰等人称：“（张）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了这样的一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将张巡视为榜样，激励自己不屈抗敌。明清以降，在官府的推动下，张巡、许远双双封神，世称“双忠公”，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双忠公信仰，起自中原，现仍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一场惨烈围城战，就这样改变了历史，而被千秋万代铭记。但是，在睢阳之战的整个历史叙述中，那些被吃掉的女人、孩子和老人，都被轻飘飘地忽视了。
传统史学家认为，张巡和许远为了保全天下，主动吃人，并命令守城士兵以人为粮，“以百易万可矣”。意思就是，牺牲了三万被吃的老弱之人，维护了江淮数百万生灵免遭叛军大屠杀，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直到明末清初，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后，我们才听到关于此事的不同声音。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说，张巡“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作为忠义之士，你张巡与孤城共存亡，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战死，这就是守城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贼仁戕义，走向仁义的反面了。王夫之接着说：“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不管处于任何极端情境，都必须守住一条底线，而且这条底线，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的。
你不能说，我为了救全天下的人，然后下令吃掉一城的人。没有一条无辜的人命，要为了保全他人或更多人，而成为被吃掉的代价。与王夫之同时期的另一个大思想家顾炎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在《日知录》中解释“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时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带头吃人，这就是禽兽所为，不管出于任何高尚的目的，都无法改变这一做法的野蛮性。尽管在张巡的年代，甚至在王夫之、顾炎武的年代，为了守城而食人的事仍偶有发生。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人相食也始终是饥荒与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甚至出现人肉价格不如狗肉的历史记载。尽管有人会说，正是由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相食才守住了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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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舒士彦注解，中华书局，2004年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END -
作者丨文青、末丛
编辑丨艾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