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科学家，在丈夫的庆功日选择了自杀|短史记

作者丨 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忽然想起德国科学家克拉拉·伊梅瓦尔（Clara Immerwahr）。

1915年5月1日晚，这位女科学家在位于柏林郊区的自家花园里，用丈夫的手枪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她的丈夫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而言，那本是一个极为美妙的夜晚。

因积极支持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的军事行动，成功为德军发明了各种化学武器，并亲自去往前线指导德军士兵如何释放毒气，弗里茨·哈伯刚刚爬上了人生巅峰，被德皇威廉二世破格授予陆军上尉军衔（对不能拥有军职的犹太人而言，这是极特殊的赏赐）。为了庆祝这一荣誉，5月1日那天晚上，哈伯在家中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也许是太过兴奋了，宴会散席客人离去后，哈伯吃了安眠药才入睡。但女主人克拉拉没有睡，她决定在这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听到枪声的，只有他们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 Haber）。哈伯于次日按原计划离家去了前线，继续为德意志皇帝忠实履行布置、监督毒气战的任务，将妻子的后事留给了年幼的儿子。

♦ 克拉拉·伊梅瓦尔

1915年的德国，正笼罩在官方宣传构筑起来的“防御性战争”的幻象里，国民们普遍坚信德军率先向法国发起攻击，是因为德意志帝国正遭受到“遍布世界的敌人”暗算而不得不如此（参见前文《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成功将自己变成了伐木工》）。即便到了战后，情况也仍然如此，当时的德国人“有一种拒绝战争罪责的倾向。许多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而且自私自利的受害者阐释，这种观点把德国人说成是战争受害者。”

所以，在1915年，既无人在意、也无人理解克拉拉的自杀。直到事情发生一周后，才有一家当地报纸《Grunewald Zeitung》刊登了克拉拉去世的消息，内中说，弗里茨·哈伯正在前线服务，“不知道这位不高兴的女人为何要这么做”。克拉拉没有留下遗嘱来解释自己的死亡，或许她留下过，却被丈夫销毁了。

其实，早在1899年，欧洲的主要国家便共同签订了《海牙公约》，同意禁止使用有毒化学武器。可惜的是，德意志帝国不准备遵守该条约。在一战期间，德国是最热衷于研制与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化学家汉斯·塔彭（Hans Tappen）的主持下，德军原本的研究方向是将有毒、易爆的甲苄基溴混合物装入炸弹。弗里茨·哈伯提供了成本更低、效果更佳的方案：将装有液态氯气的高压罐埋放至前线，释放出来的液态氯雾化后，会借着风向飘往敌军阵地，因氯气比空气重，这些黄绿色的有毒气体会下沉聚集在敌军的战壕里。毒气会刺激敌军士兵的呼吸道，引起咳嗽，胸部产生灼烧式疼痛，乃至窒息死亡。

1915年的4月，这种黄绿色的“死亡之云”开始被正式用于战争。在多达160吨氯气的袭击下，短短两周时间里，有超过一万名协约国士兵或死或伤。此役让哈伯成功突破了犹太人身份的限制，极大提升了其在柏林的社会地位。他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召见，人们赞美他用智慧和科学摧毁了敌人，他的毒气部队也成了媒体争相称颂的英雄。5月1日晚上的那场庆功宴，哈伯穿着匹配新地位的制服，戴着新获授的军功章，与有名的将军、科学家、实业家们觥筹交错。

也许，正是这些赞美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让他无视了妻子在庆功日的自杀。他后来在战场上写信给朋友：

“如今我又重返前线。为了走出战争困境，我无暇左顾右盼，也无暇反思或者放任情感。我生命中唯一担心的，是我无法继续，或者说无法担负起肩上的重任。”

德军启动化学战后，英、法等国寻求报复，也开始研制化学武器。哈伯则继续“担负起肩上的重任”，奉命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研究所，开发威力更强大的新型化学武器，包括可使人窒息的光气炮弹和含有坤化物且可将毒性粘附在防毒面具上的芥子气炮弹。于是，当一战进入尾声时，毒气战也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芥子气甚至成了德军最依赖的武器。1918年7月31日，为抵御美军在凡尔登以西的一次进攻，德军发射了多达34万枚芥子气弹。有统计称，一战中共有12000吨芥子气被用于战争，因毒气伤亡者高达130余万人。

♦ 弗里茨·哈伯

1918年底，德国的疯狂战车终于耗尽了能量，威廉二世被迫放弃皇位，龟缩至荷兰的多伦庄园了却残生，德意志帝国解体，一战结束。哈伯担心被捕后成为战犯受审，一度逃亡去了瑞典。

1919年，哈伯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机：瑞典诺贝尔..决定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他（据基金会称，之所以在1919年颁发1918年的奖，是因为上一年的提名皆未满足标准，故保留到了次年），理由是他发现了用元素合成氨的方法。在颁奖词里，瑞典皇家学院院长详细讲述了合成氨对农业增产的重要性——“植物最重要的肥料是氮，空气的主要成分也是氮，但植物只有在氮是化合物的一部分时才能利用它，所以1913年哈伯发现的用氮和氢来生产氨的方法很重要，可用于生产人造肥料”——颁奖词只字未提哈伯身为“化学武器之父”的所作所为。

哈伯似乎也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研制化学武器的行为。1919-1923年间，他继续秘密参与德国化学武器的研发工作。1933年，身为犹太人哈伯已无法继续安全地留在德国做一名“爱国者”，只能流亡国外。在受庇护于英国剑桥大学时，致力于营救犹太科学家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 ( Ernest Rutherford )明确拒绝与哈伯握手，理由是哈伯的手上沾满了毒气受害者的鲜血。1934年，哈伯死于颠沛流离之中。

哈伯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会不被德国所容。纳粹抛弃了他这个人，但没有抛弃他发明的毒气。那些毒气，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的利器。

♦ 克拉拉与哈伯夫妇的墓碑

哈伯的后半生起起伏伏，始终处在聚光灯下；他死后备受争议，仍是科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遗憾的是，没人记得克拉拉，也没人记得1915年庆功日的枪声，更没人想要探究这枪声背后的原因。直到1967年，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员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为哈伯写作传记《弗里茨·哈伯的故事》（The Story of Fritz Haber），世人才首次意识到，克拉拉的自杀，也许不是一次单纯的家庭纠纷——戈兰在书中提到，克拉拉曾谴责哈伯，说他的毒气研究“歪曲了科学”，说科学的根本准则是“本应该将我们的生活带往新的更好的境地”，说哈伯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野蛮的象征”。

继而，世人进一步注意到，在1957年，克拉拉的表弟保罗·克..（Paul Krassa）留下过一段回忆文字。内中提到，克拉拉自杀的前几天，曾来家中拜访，谈话间“因为毒气战争的可怕结果而感到深深绝望，因为她已经看到了准备工作中对那些动物的实验了”。1958年，哈伯毒气研究所的成员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也提到，克拉拉确实目睹过哈伯用动物做毒气实验，他评价克拉拉，说她是“一个神经质的妇人，激烈地反对哈伯跟着新的毒气部队去往前沿阵地”，还说“（哈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调和他和克拉拉之间关于政治和人类的观点”，“丈夫卷入了化学战，这肯定对她的自杀产生了影响”。

至此，1915年5月1日“化学武器之父”庆功日那个晚上的枪声，才慢慢变得清晰了起来。

克拉拉1870年生于布雷斯劳 (Breslau)一个富裕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化学博士，很重视子女教育。那个时代的德国女性普遍没有资格进入大学，社会对女性的核心期望是做好丈夫的伴侣，做好一名家庭主妇。克拉拉克服重重困难，才得以在26岁那年以“客座审计员”而非学生的身份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学习，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化学家。1900年，她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主题是金属盐对溶解度的影响），成为布雷斯劳大学首位得到博士学位的女性。在当时的德意志帝国，这是一项极为特立独行的成就。

从事科学研究，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是克拉拉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她原本以为，与同为科学家、同为犹太人的哈伯结为夫妇，不会妨碍自己追求这一理想。但现实与期望恰好相反。哈伯确实热衷于科学研究，但他热衷的，是所有的家人都必须围绕着他的科学研究打转，必须为他的科学研究做出帮助与牺牲。克拉拉很快便发现自己的理想被牺牲掉了，结婚的前几年，她还能偶尔出现在大学讲座和实验室里，再后来便越来越被家庭主妇的角色所束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几乎彻底与科学研究绝缘。

♦ 1993年，Gerit von Leitner女士撰写出版了克拉拉的首部传记Der Fall Clara Immerwahr. Leben für eine humane Wissenschaft.

有一段时间，克拉拉很希望哈伯的事业取得成功，理由是“一旦我们成为百万富翁，就能负担得起佣人”，那样她就可以重新回到科学工作中去。这个希望后来也破灭了，不过并非因为哈伯的事业没成功。他们确实富有了，也请得起佣人了，但克拉拉也发现，“哈伯是这样一种人：在他身边的每个人，只要不能比他更粗暴强势地牺牲对方的利益，就会被他吸干，我正是这种状况。”

哈伯先后两次向克拉拉求婚，这意味着他体察到了克拉拉的优秀。但他显然并不真正理解克拉拉优秀到了什么程度，也忘了在1900年的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一名女博士须付出多大的决心与努力。他忘了，当他志得意满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科学巨擘、没日没夜为德军研制化学武器时，因他的强势而牺牲掉了科研理想的妻子，仍对科学怀有一种炽烈的、纯正的感情，她热爱科学研究，深信科学研究的真谛是引领人类向善向好，而不是相反。

1909年，克拉拉写信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说“哈伯在过去八年里得到的，正是我所失去的”。到了1915年，失去者已彻底失去，得到者却没有善待他的得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丈夫自战场归来，从皇帝手中接过勋章，准备邀请各路名流，在家中大摆庆功宴时，克拉拉做下了那个向自己扣动扳机、与世界告别的决定。（来源：腾讯新闻）

①傅梦媛、田松：《克拉拉·伊梅瓦尔博士：科学史中一颗延迟闪亮的星》，《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9期。

②（英）杰里米·M.布莱克著，荀峥译：《大屠杀 历史与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页。

③（英）罗里·麦克林著；傅敬民译：《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第九章《弗里茨·哈伯和＜恶魔的地理位置＞》，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151页。

⑤刘萌：《一战尾声：毒气战的..》，《文史天地》2019年第1期。

⑥Bretislav Friedrich,Dieter Hoffmann：Clara Haber, nee Immerwahr (1870–1915): Life, Work and 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