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传染病的流行

民国时期，在社会、经济、科学等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广泛流行，我国每年都要遭受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等10种以上的急性传染病的攻击，传染病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民国时期，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很短。据有关资料记载，吉林省长春市人口平均寿命为35~40岁，甘肃省平均寿命只有34岁左右，福建省福州市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我国民众“平均寿命的短促，多半都是传染病盛行所致”。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胃肠道传染病，如不及时抢救，病死率很高。1932年6月，从潼关开始，自东向西，霍乱在关中大爆发并迅速扩散，渐行南北，约计疫区达53县，患病人数至50余万人，不及救治而死亡的人数多达十二三万余。在1935年，发生在简阳县的霍乱病，“路毙甚多，惨不忍睹”。据赤水乡总保谭已三统计，仅赤水铺至石桥镇15华里内，沿途死于霍乱的就有500多人。因此一些人出门时，“就身悬木牌，上书自己姓名、住址，倘遭不测，便于家人认领尸首”。当时在简阳农村一些地方，已出现“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状况。

鼠疫是一种急性剧烈的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对身体危害巨大。1917年，山西、绥远鼠疫流行，死者达16000余人。在福建浦城，1942~1946年间的鼠疫流行是浦城县历史上疫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染疫死亡者最多的一次。仅富岭、大庄、余塘、观前4个集镇、乡村因鼠疫死亡的就达355人。这些集镇和乡村早上路旁摆满棺材，午后关门闭户，晚上凄神寒骨，人迹罕至。“真是千村薛荔，万户萧疏，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寄生虫病流行范围广，也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比如血吸虫病、黑热病、疟疾等。血吸虫病，俗称膨胀病。据江西省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40年间，因本病流行而毁灭的村庄有1362个，因之病死的达31.5万人。疟疾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河南、安徽、江苏以及辽宁等省及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和山区危害严重，而且由南到北分布广泛。云南思茅坝原有住户7000户，近4.5万人口，1919~1936年疟疾在此地流行十余年，“死亡甚重，后仅余数千人，十室九空，道尹府衙不得不弃坝北迁至普洱城”。

民国时期，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社会教育水平低，科学的医疗卫生知识匮乏，致使迷信盛行。当遇到传染病流行时，人们束手无策，应对疫病多采取迷信手段，有的地方使用本地的土方子来应对，有的只好祈求神灵保佑。

民国时期军队进行消毒    

1917年鼠疫流行时，劳苦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迷信活动上，就连打死一条蛇、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地方士绅们怕疫病延及自家眷属，遂强行隔离封锁，对疫点也不积极采取科学措施进行防治抢救。相反，他们还用迷信和恐吓的方式说：“这种传头子病（鼠疫）是很有针对性的，谁家干了坏事就惩罚谁家！”更毒辣的是他们根本不顾群众的死活，扬言说：“死不绝不行，否则还得调用飞机轰炸！”

在福建浦城，1942年鼠疫疫情发生后，民间对鼠疫的辨别方法是：让病人口含明矾，有甜味感则是患了“老鼠瘟”，觉得味苦，就排除鼠疫之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即使知道自己染疫也无钱请医求治，当地人们只好采用土方子作防护和治病，如随身带上一包雄黄作防护，已染上鼠疫的人就让他口服鸦片，并用鸦片膏贴“洋核”，此法几无疗效。有的则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人们“谈鼠色变”，纷纷惊恐万分唱哀歌：“鼠疫染上身，陷入鬼门关，亲人永分离，呜呼见阎王！”

瑶民在感染了天花后，有“送灯”的习俗。“即病者结痂将愈时期，须持香烛纸灯送鬼于河中，以为驱病之意，送灯以后，自谓可不再传染他人，而可与各家照常往来，不以为怪，于是带毒者遂能延长并扩大天花之传染区域。”瑶民对待传染病采取迷信的手段和方法，导致传染病流行加剧。

民国时期，烈性传染病危害极大，短期内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威胁着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而在城市则能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大城市已初步建立起医疗卫生体系。城市具备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医务人员较多且素质较高，医疗设施健全，西医的医疗力量也主要集中在城市。

此外，饮用水不洁是导致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城市开办的自来水厂使得饮用水变得安全卫生，从而减少传染病的流行。中国的自来水建设最早开始于上海，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建杨树浦水厂，由李鸿章亲启水阀开始供水，该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供水单位。后来上海又先后建立多个自来水厂，至1930年自来水厂已基本上覆盖了上海市区居民用户及工业用户。上海自来水供水事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市民健康程度，并且推动了国内其他地区的自来水事业。北京自来水创办于1908年，为了吸引民众使用自来水，报纸上刊登了赠送自来水的广告：“自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隔年正月二十八日止，在北京城内分地区、分期送水一星期，放水奉赠，不取分文。在送水期间，无论有票无票，均可到该段水龙头随便取水。”城市开办了自来水厂，饮用水安全、卫生，减少了传染病的流行。

1915年建成的京师传染病医院

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逐步开展。1928年，卫生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种痘条例》等，指定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9种法定传染病，并制定包括传染病报告、登记、隔离、检疫、预防接种等环节的管理与预防措施。为了保障学生的健康，在1934年卫生署制定《城市小学学校卫生实施方案》，要求全国城市一律组织健康教育..，实施学校卫生，包括在校学生的定期体检、传染病预防和管理等。此外，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已经开展了一些妇婴保健工作，涉及的范围与人数虽然有限，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

传染病防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严格控制传染病流行蔓延，政府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卫生条件，积极开展卫生宣传，群防群治。还要开展科学研究，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手段防治疫病，创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式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