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读《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新政与宋代士大夫政治

宋代中国的改革：

王安石及其新政

[美]刘子健著

张钰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240页，59.00元

刘子健高度评价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看他前一定位的理由：

关于后一定位，他认为：

然而，在刘子健看来，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试图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时代。

王安石像

一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官僚彻底取代了门阀出身的贵族官僚，成为君主官僚政体中统治阶层的精英与主体。宋代官僚政治，说到底就是士大夫政治，对其深入研究自然大有必要。然而刘子健指出：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刘子健就将研究视野投向宋代士大夫政治，堪称慧眼独到而首开风气。他研究这一问题时，“中日欧美的史家既有的尝试所给出解释，尚未完全抓住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现象的综合性”（斯波义信《刘子健敎授：其人与其学》）。

对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刘子健有一个总体把握：第一，“宋代君权，高于前代，同时，士大夫的力量也在生长”（《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二，“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甚至“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第三，但君权强化导致的“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92页）。刘子健把士大夫政治（包括其权力与地位）放在专制君权的大框架下，去分析与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与衍变进程。他的研究绝无其时与其后的同一论题中极端化的两种倾向，即要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要么是完全以偏概全的无度讴歌。

针对学界一般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总称为“新法”，刘子健认为，这一概念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由于改革举措远不限于颁布几项新法律，更包括“众多体制性的改革”，故采用“新政”这一更综合性的概括。他将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时期：从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即1069年至1085年；通常所说的元祐更化为反变法时期，即1085年至1093年；从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即1093年至1125年。

宋神宗像

刘子健的研究思路是整合既有研究中各种兼容性的阐释，借以获取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然后建构起自己的阐释框架，结合自身的研究，根据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与政府运作诸层面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进一步提出有别于既有认知的再评价，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为此，他对北宋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时代性定位：尽管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与不断增长的权力，但整个君主专制政体未有实质性改变，士大夫官僚的权力只能来自皇帝有限度的让渡，这种权力“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由于官僚在政治行为上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92页），新政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动力的推波助澜下启动、演进并走到尽头的。刘子健也在这种动态的全图景中充分发掘出既往研究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

对这一研究，刘子健原计划只是形成一篇专题论文，结果却远超预期，撰成了一部专著。这部名作批判地融汇了现代中国和..学者的既有成果，以敏锐独到的问题意识翻上一层，运用了他素所擅长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用行政学解释新法在实施时的困扰，引起新旧看法的冲突”（刘子健《从研究王安石说起》，《宋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在文献解读与问题阐释上，都“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杨联陞语）。

仅以八万字左右的篇幅，完成了笼盖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宏大研究，刘子健史识之卓荦，行文之简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主要得益于他从不铺张不必要的细节，为一般读者考虑，还尽量避免使用过度专业性的术语。杨联陞指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其一，“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其二，“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宋代中国的改革》杨序）。柯睿格更推誉道：“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转引自吴原元《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学苑出版社）

《宋代中国的改革》英文版

二

刘子健着力探讨了王安石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的这一层面，其时代大趋势则是北宋新儒家的崛起。王安石将其前已有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推向了顶峰，“它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有关治国之道的紧迫任务：财政政策、经济举措、国防、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实际问题”（96页）。刘子健强调，“早期新儒学的基调是多元性而非正统性”（97页），其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以胡瑗与孙复为主要代表。发展阶段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学术标准的提升和学术综合性的增强，欧阳修堪称“令人震惊的典范”；二是非传统理论的出现，李觏足称典型。冲突阶段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功利主义趋向达到顶峰”的王安石新学与朔学、洛学、蜀学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其分歧因地域之争、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和政治迫切性而更加复杂和恶化”（100页）。在冲突阶段的四个学派中，“不管他们的政治理论如何冲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忠于各自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原则普遍优先于私人利益的考虑”，“显示出与各自理念一致的值得称道的政治理想主义”。（103页）

《中国转向内在》

刘子健逐次分析了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南方变法派与反对新政的北方保守主义者在政治理论、..背景、社会政治背景与经济背景上的差异，并深入梳理了王安石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

就政治理论而言，在人性、风俗与政府准则的相互关系上，王安石主张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所以表现出善或恶，与人的感情密不可分；人性的发展与情感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风俗，风俗为道德生活实施了必要的制度性控制。王安石重视道德教育及其影响力，强调应该设计并建立对风俗控制的制度建设，唯有这样，政府才能治理好国家。王安石认为，王道在根本上如其道德性一样具有功利性。在法与官僚以及整个官僚体制的关系上，变法派相比保守派儒家学者更注重法律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法律不能管理法律自身，其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强调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体制，既引导官僚的行为，也形塑民众的行为。在王安石的思想中，官僚体制的进步才是治国的关键，而构成体制的官僚应该“长于阐释经典，善于将经典运用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中，擅长商讨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于法律知识”（128页）。针对王安石能否归为法家的争论，刘子健追溯了从变法当时的反对派见解到南宋各家的观点，认为对于王安石经常使用的“法”或“法度”，“更具包容性的‘管理体系’（regulatory systems）这一翻译可能更接近王安石的本意”（138页）。

就经济理论而言，王安石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假设：如果政府采取主动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尽管花费超越过去，但民众仍能为自己保留更多的劳动成果；故而推动政府建立可以扩大财政的体制，用以提高财政收入、国家生产力与人民的..。在土地经济与贸易制度上，王安石仍应被视为重农主义者，但他强烈反对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与财富聚敛在压榨农民的少数人手中，这也是变法力推青苗法的主要原因。但均输法与市易法，却表明他在经济上力图既增加国家收入，又稳定市场价格，兼具促进扩张而维护稳定的双重目的。这是由于“稳定的价格有利于消费者的利益”，其时不仅国家业已转化为巨大的消费者，像他这样主要依赖薪俸的官僚也是消费者。在论析王安石经济理论之后，刘子健独具慧眼地评价道：“他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133页）

对王安石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在变法中的实践，著者有言简意赅的概括：

较之于大陆宋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仍纠缠于王安石变法的重心究竟是富国还是强兵的争论，这一见解显然高明与深刻得多。

三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虽然具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追求，现实政治中却是官僚机构庞大而分裂，官僚队伍风气颓靡，许多官僚的行为往往低于儒家标准。刘子健划分了王安石新政中的官僚类型，以此探寻官僚体制彻底堕落的原因究竟何在。他运用自定的方法，采用多元的标准，将这一时期的官僚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仕进型指追求仕途的官僚，渎职型指滥用职权的官僚。在这三大类型下，可再细分若干特色类型。在他看来，理念型官僚大致可以归入传统所谓的“君子”，他们“有个人操守，有公认的学术水准，有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有将政治原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坚定信念”（161页）。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理念型官僚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北方保守主义者（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与程颐为首的洛党）、西南温和派（指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与南方变法派（指王安石及其阵营中的理想主义者）。在其后的论文《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中，他也分别以德治型、治术型与改制型来定义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与南方变法派。仕进型官僚可再分为因循型与干才型两类，因循型官僚占其中绝大多数，他们一开始倾向于反对激烈的变革，支持保守派反对变法，当变法既成定局后也会因循执行；干才型官僚急于进取，颇具行政天赋，推行新政不遗余力。渎职型官僚又可分为贪污型与弄权型两个类型，贪污型官僚只是凭借职位利用权力而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弄权型则一身兼具干才型与贪污型的特点。在区分官僚类型后，他选取了王安石的四位干才型盟友，再据传记材料罗列各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