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

张舜徽（1911-1992）

文︱戴海斌

一

上个世纪四〇年代前半段，大概是张舜徽涉览清人文集著述最用力的时期。《壮议轩日记》1946年10月26日记：“近十年来，喜读清人文集，家藏仅十余部，游食四方，从公私借观所及，合之不下五六十家。”日记内容以读书札记为大宗，抄撮典籍原文外，也有许多“论议”之言，研究心得已具有“学术论文雏形”，多数内容也融入了后出包括《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在内的多种著作之中。

《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

1944年，张舜徽因避战乱，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移讲席于北平民国学院（该校抗战时由北平迁至湖南宁乡）。11月4日，读清人姚文田（1758-1827）《邃雅堂集》，以其“研精鄦书，不废宋学”，“平昔规切并时学者之病”，引发关于“清学”的一番评论：

1946年秋，张舜徽入陇，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0月15日，“取张尔田《史微内篇》重温寻之”，此书在十年前曾阅一过，而今又有新识：

按张舜徽于清儒中特重一人，曰章学诚（1738-1801），激赏其不为乾嘉诸儒“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蠹虫”的时风所裹挟，慨然以“扶偏救敝”“转移风气”自任，在当日学林独树一帜，进而将之与姚鼐（1732-1815）、翁方纲（1833-1818）并称“乾嘉三通儒”，作传以传（当日似已撰成《乾嘉三通儒传》[《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719页]，但此书未传，今人不得见）。依此类推，近世学者中，张尔田（1874-1945）、孙德谦（1869-1935）二君“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史微·宗经》），被他认为“独得其大”，也博得青睐。

章学诚（1738-1801）

《壮议轩日记》而外，张舜徽著作中表彰实斋不一处。《清人文集别录》谓“卓识闳议，载于《文史通义》者至详备矣”，“史义”“通史”“方志”诸大端而外，尤在说明“学诚自少治学，不乐事章句，披览子史，识去取，洞明著作本末，迥然与当时诸儒异尚；值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糊口，乃群趋于嗜古嗜博，学诚顾厚非之，发为议论，以匡救其失”，揭示其卓越处在“病时人之专事考订而不明大谊也”“痛夫学者之误以功力为学问，而不求深诣也”“深忿士子从事考订而妄攻朱子也”。

《清人笔记条辨》推许“实斋申郑之见，至为卓越”，同不以《通志》作者郑樵（1104-1162）“才疏”为公论，“乾嘉诸儒，以考据家之尺牍，上衡夹漈未成之书，固有不厌人意者。然而夹漈之弘识孤诣，又岂诸儒所能梦见哉？如实斋之能见其大，在当时不易觏也”。

《爱晚庐随笔》“功力与学问”条，引顾炎武（1613-1682）“采铜于山”之论，区分“治学之功力”与“自得之学问”，指出“乾嘉中，章学诚辨之甚明”，“如斯所论，其分别二者之不同，至为明切。从知著作之体，悬鹄甚高，非有创建卓识、自抒所得者，不足以语乎此也”。

《清儒学记》之“浙东学记第六·章学诚”篇，首揭“浙东学术”之卓识，继从“批判了当时学弊”“扩大了史学范围”“明辨了史书编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几方面肯定了谱主的史学贡献。

张舜徽嗜读《文史通义》，专门撰有《〈文史通义〉平议》（收入《史学三书评议》），全面发挥实斋学说，近人从“为人”“学风”“文风”“器局”等方面有所评述（参阅施丁《张舜徽评章学诚——读〈文史通义平议〉》），不过，除了正面立说，张氏与之辩驳的对手方，也一样值得注意。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二

《〈文史通义〉平议》表扬实斋之余，还直接批驳了世人对于其人其学的质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章氏同乡、清末学人李慈铭（1830-1894）的说法：

张舜徽先是承认“此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然后笔头一转，又作但书：

按李慈铭一说见于《越缦堂日记》同治己巳（1869）三月十二日条，其评章学诚方志之学，“自信太过，喜用我法”，“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于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至于论史诸条，则“谬论尚多”“皆极谬妄”“几于文理不通”，而哀叹“后之不学之士，耳识其言，以为高奇，遂云汉后无史，唐后无文。持空滑之谈，以盖百家；凭目睫之论，以狭千古；自名绝学，一无所知，岂不大愚而可哀哉？”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书谭献（1832-1901），历数章氏史学有“不可解者”四大端，“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并云“实斋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论纰失，不能为之讳”（《与谭仲修书》，《越缦堂骈体文》卷二）。同治十二年（1874）七月，《跋何氏学》复称：“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且并时江鲸涛（声）、戴东原（震）、汪容甫（中）、洪北江（亮吉）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越缦堂读书记》（四），“何氏学”条）同治十三年（1875）五月初三日，“卧阅章氏《文史通义》，其疵缪不胜指数”（《越缦堂日记》第9册，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6128页）。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胡适在1921年“决计编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除了东人内藤湖南（1866-1934）的启发和刺激，很大部分原因出自“替章实斋抱不平”的心态，结果不仅使得“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的章氏著作有了“完全见天日的机会”（验诸事实，此语或有夸张），也使得其人一变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梁启超语）、再变为“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语）。不过，面对二十世纪后纷至沓来的“迟来的赞誉”（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语），章学诚依然是一个“箭垛式人物”。世人从反“卫道”、反“正统观”角度责他不脱“绍兴师爷口吻”（胡适语）、“头巾气盛，门户见深”（钱锺书语）、“对于人生，只抱着许多迂腐之见”（周作人语）一类姑不论，以史学家身份为《文史通义》作评注的吕思勉（1884-1957）推许实斋史学“思力之沈鸷，为不可及”，但读至《妇学》《妇学篇书后》，也说“章氏此见，本不甚妥，处处借国家法令压人，尤为可笑，近人讥为绍兴师爷口吻，宜矣”（《文史通义评》，收入《吕著史学与史籍》）。哪怕章氏最具“自信”“盖有天授”“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动摇”的“史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又与朱少白书》），各方投来的质疑也从来没有消歇过。清人李慈铭批评他“识有余而学不足”，张舜徽曲允“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揆诸当代，此言仍未落空。

最早为《文史通义》作注的叶长青（1899-1944）说实斋之学“其志甚高，其趣甚正”，然而“学不足以逮厥志，又过辩求胜，喜用我法”（《文史通义注自叙》）。章太炎（1869-1936）与人论国学，以为《文史通义》“其用祗在方志”，又将之与郑樵《通志》并论，“其误学者不少，昔尝劝人浏览，惟明真伪，识条理可尔，若读书博杂，素无统纪，则二书适为增病之累”（见《与人论国学》[1908]，“二章”学术渊源关系颇为隐晦复杂，可参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陈垣（1880-1971）径贬章氏为“乡曲之士”，甚而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此言或有针对时风的意图，牟润孙回忆说“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先师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其意或指章实斋”，参见《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在教学场合，另言“章实斋预作《史籍考》，仿朱氏（筠），有稿，然未见。其书若有，一定作不好”（《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陈门弟子柴德庚（1808-1970）列举实证，说明“章学诚的学业水平，也是有问题的。他在《文史通义》中也好，在《遗书》其他部分也好，常常有些错误是常识方面的错误”，还表示“像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少了些”（《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对于章氏史学最为全面系统的驳论，来自余嘉锡（1884-1955）。发表于1940年的《书章实斋遗书后》一文，以1920年代刊行之《章氏遗书》（最早具有全集意义的章氏著作集）为标靶加以痛击，自白写作旨趣：“今既取而尽刻之，使其底蕴毕露，不可复掩，吾虽不加纠正，五尺童子犹知笑之。故仿实斋驳述学、辨洪保之例，聊复摘发耳。欲使学者知读书不可不熟，下笔不可不审，庶乎知所戒慎云尔。”（《书章实斋遗书后》，原载《图书季刊》新2卷3期，1940年9月，收入《余嘉锡文史论集》）文内条分缕析，一气举出数十条错误，揭露《文史通义》之《内篇》“考核不免粗疏，持论时近偏僻”；《外篇》及《文集》“气矜弥甚，其失弥多”；《校雠通义》“所言得者二三，而失者六七，多似是而非”；《信摭》《乙卯丙辰札记》之类“征引群书，往往失之眉睫之前，属辞比事，有绝可笑者，虽曰随笔、札记，本无意于著述，然其读书亦太卤莽灭裂矣”。结论是“所惜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虽力究纪传之史，性既健忘，又自视太高，除创通大义数十条外，他皆非所措意，征文考献，辄多谬误”。

余嘉锡（1884-1955）

余嘉锡自号“狷庵”，为人治学向取平实，歉抑自守，而此文奚落揶揄，不少假借，至谓“不知如何读法，不通至此，洵堪喷饭”，“遂尔无的放矢，未免厚诬古人矣”，“如此说经，直不类清代人语矣”，“读其诗，几如听负鼓盲翁上场引子”，“所论史法，未有如此节荒谬之甚者！真苏东坡所谓“村学究饮白酒，吃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也”，“如此而讲史法，不如不讲之为愈也”，又引清人萧穆（1835-1904）评论实斋之言，“谓为‘盲人道黑白’，诚深中其病”（语见《跋文史通义》，收入《敬孚类稿》），真是少见的犀利语言！

其实，学问高段如余嘉锡，当然知道章学诚学术短长所在。他尝引《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一语，评论“观实斋此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未尝自讳其所短也”，其责章“考证粗疏”，也在针对一种时代风气，故示意“患在后人尊实斋太多，不知检择，务摭拾于水火之余（见萧穆《记章氏遗书》），使之尽传耳”（《书章实斋遗书后》）。再则，章之“神解精识”一面对余氏也有深刻影响，后者独步学界的目录学研究，高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便深契郑樵、实斋所谓“校雠”之义（近有学者注意到，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书，大量别致的观点实从章学诚处推阐而来，“余之于章，可谓知之深责之切”，见章益国《道公学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1页注释1）。

三

余嘉锡与张舜徽有伯侄之亲，同嗜文献校雠之学，一归“考证”之属。在学问上，余嘉锡耳提面命，时予提携，1954秋，即离世之前一年，面对来京拜谒的张舜徽，尚谆嘱：“《四库提要辨证》乃未完之书；小学、经学，尤多阙略；汝其为我补之。”（《忆往编·湘贤亲炙录》）张舜徽对姑父之学，敬其“勤恳”，服其“通核”，然而并非全然接受，坦言“治学蹊径，与先生不能尽同”。他在晚年回忆道：

按《广校雠略》为张舜徽出版的第一本书，原为大学文科讲授“读书指导”的教本，“始属稿于一九四三年，后二年始付刊行”。它是作者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后出多种著作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皆由此发展而来。全书凡百篇，“乃效郑（樵）氏《通志·校雠略》之体”，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厘析“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广校雠略〉自序》）。成书后次年（1946），即寄奉北平余嘉锡，而二人对待郑樵、章学诚的看法颇相凿枘。

张舜徽《广校雠略》

当年张舜徽自命室名作“仪二郑斋”，而谓“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如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又以“郑学”传人一肩担当，“千载悠悠，则亦未有能真知郑学者，因欲为书发明之”，口吻声气与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申郑篇》毕肖。张氏心仪之“二郑”，在一秉“考证之学，贵在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语见《目录学发微》）的余嘉锡看来，可取者仅其一，即厚郑玄而薄郑樵。他批评章学诚“天性坐忘，读正史不熟，又不耐考索”，“不留心史事，而空言史法，其弊固必至于此也”，“然或事理必待考证而后明，典故必须检寻而后得者，既非实斋之长，吾固不欲苛责之矣”，作为章氏前世宗范的郑樵同犯“考证粗疏”之病，自然也“不足取”。后世流风所及，师法实斋，代不乏人，一样不入余嘉锡的法眼。

张舜徽尝记余嘉锡早年手书“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一联，“装为楹帖，而系以长跋，远贻舜徽，教之以务其大者远者，而不可狃于细物”（《忆往编·湘贤亲炙录》）。按此联乃清儒阎若璩（1636-1704）集南朝陶弘景、西晋皇甫谧名言，题联于柱，用以自励（事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阎先生若璩传》），一般认为反映了清初学者杂识泛览、博学多方的学风，张舜徽本不满“贪多务博”之风气，此处解释“务其远大”一节，似有发挥之嫌，或已脱离余氏的原意。

前引《壮议轩日记》1946年10月15日条，张舜徽推重张尔田、孙德谦二君能“衍会稽章实斋之绪，以致力乎辨章学术一途”，并加注语“与吾近岁所营若有所深契，而姑父余先生亟非之”——

余嘉锡以“记问精博”为标尺来度量实斋学派，固然证据事实具在，无可诿卸，但被告却以为情有可原，罪不当罚。柴德庚读过《书章氏遗书后》一文，便说“拿这些考证上的疏忽来批评章学诚，章学诚是不会接受的”（《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申郑篇》尝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文史通义》内篇五，《申郑》）章学诚对待郑樵如此，对己当然也是同理，他所自负的是学术上的主张，“盖将有所发明”，“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不求乎外也”。（对此种思路最犀利的反驳，目力所及，当属钱锺书之论：“窃谓实斋记诵简陋，李爱伯（慈铭）、萧敬孚（穆）、李审言（详）、章太炎等皆曾纠其疏阙；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学，以博精识创见之名者，阳为与古人梦中闇合，实则古人之白昼现形，此亦仲长统‘学士第二奸’之变相也。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 戴震）、容甫（汪中）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隐饰。”惟此一句后尚有“姑存疑以俟考定”的转语。参见《谈艺录·章实斋与随园》。）

张舜徽理解章学诚，显然也遵循这一思路，《清人文集别录》中多举证其人“卓识闳议”，复与“后之学者”有所辩驳：

同样，上述辩护策略也适用于张尔田、孙德谦等“浙东之学”后劲，张舜徽反问道：“数十年治国闻者，仍囿于乾嘉藩篱，不能自拔出，孙、张两君不徇时尚，卓然有以自立。虽间考证小疏，要其学有本原，平情论之，亦何可厚非耶？”（《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75页）在他看来，学问“本原”不在“考证”“记问”，“神解精识”大于“名物度数之学”，而章、张、孙一流识解卓绝之处，在能“夐绝时流”“不徇时尚”，为各自时代“风气”中有志扶危救弊的少数清醒者，至于“学术之深浅”，反而其细也夫。换用刘承干的评论，“休宁（戴震）、高邮（王念孙、王引之）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而章氏能会其通学，亦惟章氏能匡其蔽”（《章氏遗书序》），或借钱基博读书之法读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

章学诚生前留言：“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文史通义》外篇三，《又与朱少白书》）按两汉之际，扬雄词章成就冠绝一代，却为时人所忽，只有一个桓谭说他的著作“必传”，知己赏音成为后世美谈。如此看来，张舜徽心通其情，意会其理，行正其道，正无愧实斋“身后之桓谭”。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