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1911-1992)
文︱戴海斌
张舜徽先生致函湖南图书馆保管部负责同志信函手迹(1984年8月2日)
余生于辛亥七月。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非敢高论以忤俗也,实欲诵先正之法言,无违于正,以免俗耳。(《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97页)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一
1942 年10月24日,在蓝田国师,“阅黎劭西(锦熙——引者注,下皆同)所撰《钱玄同传》”,张舜徽回忆起“北游时尝以杨遇夫(树达)先生之介,而往见之”的情形,从而引发对于钱氏学术“平日所以昌言于众者,不免新奇可喜,其自立及与同道者论议,则否”的一番评议。当日有钱玄同(1887-1939)在场,而湘、浙两地学人竞短争长、公然较劲的一幕,尤令他印象深刻:
按,张舜徽早岁自学,十七岁其父过世,1928年始“负笈出游,求师觅友”,始至长沙,继而“北游”,蒙四姑夫余嘉锡(1884-1955)“揄扬绍介之力”,在“人文荟萃,得风气之先”的北平“博访通人”(据其晚年回忆:“时先生任辅仁大学教授,又以目录学施教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各校。日有名流、学者登庐谈叙,舜徽因先生之介,多识通人。其时以专门名家者,经学则有吴承仕;文字训诂则有沈兼士;音韵则有钱玄同;史学则有陈垣、邓之诚;诸子则有孙人和;金石则有马衡;文辞则有高步瀛,皆一时显学,有声黉序间。舜徽咸从奉手,有所受焉。”见《忆往编·湘贤亲炙录》),眼界为之一开,同时“吾湘前辈若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诸先生,咸任教各大学,舜徽以同乡后进,时往请教,往来尤密”,自谓在平时期是学问蜕变的阶段,“左右采获,为益无方,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裨广见闻,愈于在湘远矣”。
吴承仕(1884-1939)
当年在章门弟子、北师大国文系教授吴承仕(1884-1939)北平寓所发生的这一场“清学”论争中,大有一点“地域黑”的味道。出身皖籍的吴承仕颇不以湖南学人的学问程度为然,专攻其“不明故训”之陋,而盛称乃师章太炎(1869-1936)“小学足以集清儒之成”,并举湘人叶德辉(1864-1927)《六书古微》为例,太炎似有不屑一顾之态,直视此学为“犹待吾为开采而后可用”的专属矿区。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生在湖南长沙,自称“半吴半楚之人”,在学术旨趣上有意接续三吴汉学之余绪,对当时湘人所宗的王闿运并不佩服,而有“侍讲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之讥(《郋园学行记》,《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109页)。章太炎以为湘人不通小学,尝谓“大抵湘中经学亦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之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支伟成:《章太炎先生论订书》,《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其实对叶德辉还高看一眼,许他为“读书种子”。但在“通人”汇聚的北平,章门高弟钱玄同、吴承仕等人在座的场合,面对江左学人咄咄逼人、不留情面的傲慢言论,张舜徽年轻气盛,不甘低头,终究按捺不住,遂而发出“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的豪语。
二
1932年2月至5月,章太炎北上,讲学于北京大学、北平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各校,章门弟子执礼谨然,各派学人纷纷请益问学,影响所及,相当深远,“似乎象征着五四以后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离合,经历长期调适,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在此期间,两位湘籍在平学人,任教于北师的杨树达(1885-1956)与任教于辅仁大学的余嘉锡多次往谒,请其奖掖,以印证学识。
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3年3月30日,“章太炎先生及黄季刚(侃)已来京”,次日即“偕余季豫、吴检斋谒章太炎先生”。4月3日复记:“吴检斋以电话招余至鸿春楼。告余方从章先生寓来,先生谓渠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积微翁回忆录》)其时黄侃(1886-1935)亦附和云:“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见《积微翁回忆录》1932年5月26日条,同日并录陈寅恪语:“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附记:“余于《汉书》治之颇勤,亦稍有自信。两君当代学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见真实之业自有真赏音,益喜吾道之不孤。”)
杨树达(1885-1956)
章太炎自信力过人,“湖南前辈”小学功夫全然不在话下,唯独嘉勉杨树达之“精审”,所谓“智殆过其师”,此处“师”者,即指叶德辉而言,无怪杨氏受宠若惊,“先生奖籍后生,令人愧悚”(按杨树达与其兄杨树榖早年从学于叶德辉,后以“受业门人”身份为之纂辑《郋园学行记》)。黄侃在章门弟子外,只许可余嘉锡、杨树达二人有“治国学”的“教授”资格,后一人精研《汉书》之学力已“突过”乡前辈王先谦(1842-1917)。阿好之辞,自多溢美,当然不能“语语信为诚然”,杨树达日记屡载学界“奖藉之语”,乐此不疲,除了“姑取以自励”外,背后大有为“湘学”竞胜的心理。
1935年12月7日记:
此处张尔田(1874-1945)所赏“二君”,即余嘉锡、杨树达。而杨氏意犹未足,尤耿耿于“不类湘学”之说,随即反驳道:“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浙江人之学也。余不足论,季豫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
1939年5月21日,得知钱玄同病逝消息,遂忆一往事:
钱玄同认可杨树达治学谨严不苟,迥异于“湖南前辈之所为”,同时赏其淳厚个性,以为正“湖南风度”所在。此处与之对称的“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同为湘人,亦治音韵文字之学,在钱玄同眼中“做人尽脱湖南气”,倒与张舜徽的印象——“先生对客从容和易,有江浙士人风调,殊不类湖南人之简重伉直也”——如合符节,然而学问疏阔,“文字喜作大言”,却落了“湖南派头”的下乘。杨树达的语学成就得了钱氏赞赏,却仍被视作“非典型”的湘籍学人,不免意气难平。然而若与前引张尔田一语并看,这也证明,杨氏的小学造诣“不类湘人”,已成为自章太炎以下江浙学人的某种共识。
1944年6月1日记:
按章说见于《国故论衡·小学说略》。“三王”者,王安石(1021-1086)、王夫之(1619-1692)、王闿运(1832-1916),皆有小学著作,而后二人同隶湘籍。章太炎的学问标尺是极严苛的,直截判定“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瘖聋者视书,其揆一也”。这一说法给予湖南学人持续而深刻的刺激。近代以来,不少人欲在“小学”一层自我证明,如李肖聃(1881-1953)便说:“昔荆公《字说》,遗笑通方;船山《说文广义》,亦多创解;湘绮释字,见于喻谦《六书存微》,喜标新义。余杭章炳麟枚叔,至讥三王不识字,而吾楚居其二焉。吾之治之,将以弥前修之失,道南士之先。”(《问奇亭记》,见《李肖聃集》,按“问奇亭”,为杨树达室名)杨树达精研训诂,以古文字学家和《汉书》专家名世,在北平激于时风,也立志有朝一日返归乡里,教授学问,培植后进,所谓“拔旗要张三户楚”,以“雪太炎所言之耻”(其时曾运乾[1884-1945]和韵,亦有句云“船山湘绮各孤军,异世荆舒风议新。折角要张三户楚,敬乡合树百年人”,均见《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三
张舜徽自幼由父亲授业,从未入过学校,后转益多师,走的是自学之路。他在治学、著述过程中,湘籍前辈多予提携教诲,杨树达或是影响最力的一位,故谓“平生所识老一辈的学者名流,算来不是太少,而亲炙最久、感慕最深、治学著书最勤的,首推杨遇夫先生”(《忆往编·湘贤亲炙录》)。他在治学上十分重视小学根基,仪范许郑,湛深经训,很早就信服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讲“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为学次第(《自强不息壮心未已》)。在这方面,受教于杨树达尤多,尝忆“北游时,以乡后进礼谒见先生于旧刑部街寓庐。时先生方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日有定程。知舜徽亦有志从事于此,每有新悟,辄为舜徽言之,津津乐道,不以舜徽年犹未冠而轻易之。老辈遗规,令人感慕。迨舜徽南归,常通书问,凡有质疑,未尝不答也”。(张舜徽:《忆往编·湘贤亲炙录》,《旧学辑存》下册,第1146页)不过,张舜徽的学问规模未止于此,其自述治学历程:
先精熟小学,进而治经学,再藉此两大“基石”,推而广之,开辟“博治子、史”的闳阔路径。张舜徽以湖南人身份发掘“湖南人之矿”,抗争外界对于“湘人不识字”的讥议,目的在为湘学争地位、张面目,但见诸行事,更体现了别一种进路。1944年10月26日,致函杨树达,揭出湖湘学术的“真精神”别有境界:
此处不再斤斤于细琐的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以“考证”为湘学正名,而着眼于“由义理发为事功”的特质,发掘近代湘学的自身脉络,要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达至天下莫能与之争之局。由小学入手,深造自得,走博通之路,行致用之实,或可以说,他对学之本原的理解,终归于义理。函末谦称“先生一代通儒,登高而呼,有响斯应,倘有意绍湘学之遗风,以洗濯一世之人,舜徽愿黾勉以从其末也”,然究其“光大湘学”的终极途径,已与乃师有别。
《壮议轩日记》手迹
在1940年代,相较于煊赫中天的以胡适、傅斯年为首之北大-史语所一系,或者渐已式微、然典型犹在(俗语“倒驴不倒架”)的章黄学派,偏处楚地一隅的张舜徽无疑属于边缘学人,不过并未倚门傍户,或自甘默默,“不附和时下风气,卓然有以自立”。日记中多有读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傅斯年《论学校读经》的记载,针对他们反对“读经”的呼声,认为“二君之言,似是而实非也”,“此殆邻于因噎而欲废食,非通方至论,可以不辨”;对于古史辨派倡导的“疑古之风”,亦反对谓“自疑古之说日昌,学者未开卷,即疑古人无是书,古人不能作是书。闲坐游谈而不读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1944年,拟为《匡时十议》以箴砭时风,包括读经议、考史议、尊孔议、教孝议、改字议、崇文议、广才议、重选议、定制议、责实议,“凡此十端,皆系乎今日政教之大,余必出新思以分论之”。又言“今日大学中以文科为最猖披,其失不在下而在上”(据我观察,此一时期张氏观念颇受章太炎影响,以上问题牵涉较广,且溢出本文主题,拟另文专论)。此种地域派分、暗中竞逐的消息,在张氏发愿纂辑之《湘贤语录》《湘贤学案》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窥民国时期学界内部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1944年致杨树达函中,张舜徽自谓“自丁丧乱,一悔往者所学,率支离不适于世用,发愤取史乘及他经世之书,急读之七八年于兹矣”。蓝田国师时期,他读得最多的是宋史和清人文集。据统计,从1942年的9月24日始,至1943年1 月20 日止,在一百多天时间里,阅读了四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文集,其中作者为湘人者有《苍莨初集》二十一卷(孙鼎臣)、《曾文正公文集》四卷(曾国藩)、《养晦堂文集》十卷(刘蓉)、《左文襄文集》五卷(左宗棠)、《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郭嵩焘)、《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李元度)。
郭嵩焘(1818-1891)
1942年12月8日,读《苍莨集》,录孙鼎臣(1819-1859)论学之语,“此种议论不啻与刘霞仙(蓉)、阎季蓉(镇珩)一鼻孔出气,即曾、胡、左、郭诸公,莫不早见及此,湖湘正学与江左不同者在此,经世之学固不可与徒守章句者同日语”,而“颇有志辑为《湘贤语录》以张之”。12月17日,读《养知书屋文集》,“集中叙咸同诸公功烈至详备,如曾文正公(国藩)墓志,罗忠节(泽南)、刘霞仙(蓉)墓志铭,胡文忠公(林翼)神道碑铭诸篇,尤为经意之作”。郭嵩焘(1818-1891)在晚清回溯前史,“楚南文教”晦暗不显,犹有“不自慊”的情态(《江幼陶重修新宁书院记》:“屈子(原)楚词成于罗汨之交,濂溪(周敦颐)起自舂陵,天下之文开于楚,而后无闻故,自汉诸贤祀于学者六十有二人,濂溪倡有宋道学之先,楚以南无得祀者,徐(乾学)氏集《经说》百二十有一人,阮(元)氏集《国朝经说》百有二人,楚以南无得叙录者。前无与承,后无与述,相与沉沦汩没,终安于卑陋。”),生在民国的张舜徽却认为“此则过也”。他推崇湖南人在近代史上有开启风气、领袖天下之功,“咸同之时,湖湘先生大抵以儒生奋起武略,勋绩烂然,为前古所未有”,从而拈出“湘学”特出之处:
张舜徽“平生喜治小学经训”,但未以诂字说经自限,“于乡先正之学颇能窥其深处”,认为以天下为己任而奋起有为的“儒效”精神,才是“真学问、真精神”。他“反复寻绎《郭玉池集》以自遣”,择其“议论之犹有可取者”一一录于日记,“凡此诸论,皆有系于政教之大。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录而存之,以志景慕”(《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224页)。此《先正其言明且清》,即指《湘贤语录》而言。
浙人李慈铭(1830-1894)的《越缦堂日记》好月旦人物,“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 (《清人笔记条辨》,第342页)此句重话,最触到张舜徽的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近“诛心”。末了,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四
张舜徽高自标树,立志踵武乡先正之学,发扬而光大之。在蓝田国师,教学过程中,“时举此为及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励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黾俛图之,没身而已。”同校中,“共事多江浙士,湘人独尟”,据他自记,蓝田时期“与余洽比而居者,自钱子泉(基博)先生外,有阮乐真、曾金佛、吴忠匡诸君。阮,浙人。曾,赣人。吴,沪人。曾、吴俱钱翁子弟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4页),但也常与说法,“时时为道及之,俾能明乎湖湘学术之大也”。
钱基博(1887-1957)
1943年5月3日记:
同事钱基博(1887-1957)透露将撰“百年来湖南之学风”的著述计划,而早于此前,张舜徽已发愿纂写《湘贤学案》,“迄今不就,竟为此翁所先”,就私心言,未免有憾;但钱著叙述湘贤事迹,藉以“作厉士气”,立意正大,从公心论,又“喜其所见之同”。(《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自述旨趣,“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表彰湘学立意与张氏契合)从学术角度,他提示了两条意见:
一则湘军人物王錱(1825-1857)武功卓著,不以学显,宜附录于罗泽南传,二则据“见生之人,不宜作传”的著述体例,以章士钊(1881-1973)为并世之人,不宜收入。是年冬,钱基博在蓝田镇李园撰成《近百年湖南学风》,同年即交储安平创办的袖珍书店,纳入“袖珍综合文库”印行出版(《〈近百年湖南学风手稿〉序》),前述二条似未见采纳。按对待钱基博其人,张舜徽颇佩服“此翁治学之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但对待其学,又不乏微词,谓“其病在滥杂而无别择,又转涉猎唐以下书,未及探寻本原之地,故其学只在集部圈子内周旋耳。使能尽其精力博观群书,以归宿于经史,其成就当不止此。学者择术之所以难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250页)。
《近百年湖南学风》手稿
1944年秋,杨树达已由北平南下,出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延揽人才,邀张舜徽前往执教。后者复函“书累六纸,纚纚千六百言”,以“流亡在外,行囊久空,衣物荡尽,一家数口处于啼饥号寒之中”不得已推辞,而感念之余,更发挥湖湘学术传统,表示“国家之败,不由于无才,而由于无尚志之才,士必尚志,而后能胜天下之任”,晚近罗、胡、曾、左数公功业彪炳,正因“秉其高尚之志以从事学问,学问素成而后发为事业,其能震烁古今,岂偶然哉?”(《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16-517页)1946年9月,应湘籍前辈、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1894-1977)之邀,移砚兰州,见及左宗棠平回之役后文教所施行,感喟“甘肃人文素不逮乎陕西,自文襄大治书院,敦厉实学,而后英贤蔚起,信有造于斯邦,至今黎庶讴思,相与咨述不衰”,由此再度坚定了自己的学术判断——“余往论清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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