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3日，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众所周知，1945年8月14日，..天皇便以宣读录音的方式颁布了《终战诏书》，并于次日由..放送协会对外公开广播。但“抗战胜利纪念日”不是8月15日，而是定在了稍后的9月3日。这是因为：
（1）《终战诏书》的主旨是停战，全篇无“投降”字样，也未提及侵华战争。
（2）..政府正式向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盟国代表签字投降，是在1945年的9月2日。签字次日，中国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当时的国际惯例是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战胜国的胜利纪念日。德军向盟军签署降书是1945年5月7日，故“欧洲胜利纪念日”定在5月8日。德军向苏联签署降书是1945年5月8日，故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定在5月9日。9月3日成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遵循了这一惯例。①
本文主要说一说中国受降代表在签字仪式上的感想。
♦ 1945年9月3日，中央日报（左）与新华日报（右）刊文庆祝抗战胜利
当年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密苏里舰受降的，是由徐永昌率领的代表团。徐的身份是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同行将领包括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承等人。徐永昌接到该项命令是在1945年的8月12日。当天的曾家岩会议上，魏德迈告知中方，如果日军在8月25日之前不按承诺缴械，“美军将于各要地登陆”，魏还询问中方“中国沿海是否可投原子弹”。②
8月17日，徐永昌等人正式启程前往马尼拉。午夜抵达菲律宾时正值大雨，供众人休憩的旅馆内外仍“弹痕斑斑”。次日，徐前往拜访麦克阿瑟，获知受降仪式将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上举行，但日期未定。等待期间，徐体验了美军的日常生活，见到军中常有电影可看且不卖票时，“回念我国健儿，嗟叹久之”。见到美军物资供给的丰富程度，徐又感慨“..军阀之不智，美物资如此甚丰富，蕞尔三岛乃欲与之争战，多见其不自量也。”③
生出相似感慨的，还有作为“观降团”随行的新闻记者陈博生：“我们每日参观马尼拉港。马尼拉现在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根据地，海港物资堆积如山，船只不时驶进驶出，码头上大小汽车更昼夜不停。看了这种情形，令人有美国军队打仗打的是物资之感。”④8月26日，受降签字日期确定为9月2日，徐永昌等启程前往东京湾。航行期间，徐读了一本林语堂的著作，见内中有“描写华人迷信及缠足等等之丑行”，颇为不快。徐的看法是：这些丑行应该批评，但“使之暴露于外人，诚为过矣”。31日抵达横滨时，徐见到美、英各国军舰云集的盛况，又生出感慨：“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如果甲午战争的赢家是中国，中国海军或许也可以有此盛况。⑤赴会途中的这些感想，显示徐永昌对中国的现状怀有很深的忧虑，觉得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包括文化和军事实力，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表现出一种胜利者身上鲜见的谦逊。当同船媒体请他就受降一事发表感想时，徐的回答是：徐所谓的“忏悔”，并不只是要求..政府就侵略战争忏悔，也将英美与中国包括在内。在受降日当天，徐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徐于9月2日早上8点左右乘坐驱逐舰来到密苏里号军舰，“按規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英、苏、澳等代表继登”。9点左右日方代表抵达，麦克阿瑟做简短发言后，受降仪式便正式启动。仪式结束后，获允登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询问徐对受降之事的感想。徐回答道：“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过失者外，皆应有所忏悔。”⑦当时采访徐永昌的记者，叫做黎秀石。他后来在报道里说，徐永昌与其他五名中国代表，是在8点15分走上甲板的，“他们看起来精神很饱满，很镇静”，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苏联、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徐签字的时间是9点10分。亲眼目睹此景，黎秀石非常激动：“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自由，以及为纪念那些为我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祈祷。我为中国那些无名英雄的家属祈祷。”舰上的一位美国士兵，还注意到了徐永昌作为胜利者那鲜见的谦逊：“当徐将军离开桌子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海员说：‘他是个大好人，他打仗打了多久了?’徐将军的确令人不觉是骄傲的征服者。”仪式结束后，记者请徐永昌发表感想，“他起初拒绝说什么，后来慢慢地经过深思后说：‘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地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⑧受降仪式结束次日，也就是9月3日，徐永昌在..街头游观了一个半小时，“见..警察守岗如常，民众静肃，各报登载亦豪（毫）不隐饰直认降伏”，觉得..虽然战败，其振兴仍指日可待，反而是那些“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为大”。这种观感让徐的心情颇为沉郁。当天晚餐时，有人提议“大饮”，说是要来一场真正的“痛饮黄龙”，被心情不佳的徐“切止之”。众人不理解徐为何要这样煞风景，颇怪他不近人情。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徐永昌希望军舰上“有代表的国家”，都趁着战事的结束做出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但前引《大公报》9月4日的报道和徐永昌9月4日的日记（补写了一段9月2日的事），都说得特别简略，完全没有提到究竟该忏悔什么。是徐永昌当时接受采访时便没有细说？还是记者刻意将内容作了简化处理？
答案有可能是后者。1946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再次找到徐永昌，问他“..受降一周年，此一年中有何感想？”徐的回答是“无新的感想”⑨。所谓没有新感想，便是指旧感想是有内容的，而且始终未变。1950年9月3日，徐终于在日记中，将当年于密苏里军舰上对记者发表的具体感想，写入了日记：“回想五年以前，在..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侵华，说到..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之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事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希特勒进而试之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应当忏悔的？……”⑩除此之外，徐还提到了一些具体国家（包括作为胜利者的同盟国和成为失败者的轴心国）应该如何反思。显然，这些话在9月2日这样一个..向盟军签字投降、举国皆在欢庆的日子，多多少少有些不合时宜。这或许便是《大公报》记者黎秀石的报道，要对徐的谈话做简略化处理的缘故所在⑪。但时过境迁七十余年后，再来重温徐永昌这番“大家皆应反省反省”的谈话，其中的历史价值却是灿然可见。
（来源：腾讯新闻）①正式确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间是1946年。1949年曾变更为“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1951年又重新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分别见：《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九月三日》，人民日报1951年8月14日。③依次见：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17日、18日、21日。④陈博生：《在米苏里舰看..投降》，《新闻天地》1945年10月30日。⑤依次见：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26日、28日、31日。⑧黎秀石：《..签降的一幕》。《大公报》1945年9月4日。⑪受降归来后，徐永昌曾要求《大公报》主持者王芸生不要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某些谈话，可能便是指这段内容。后来《大公报》转载了其他媒体刊登的徐的谈话，徐知道后感慨自己“为媒体所卖”。*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