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曲：民盟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1957年，..与沈钧儒亲切交流。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1936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年7月，他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广为流传，影响极大。..看到该文后，于8月10日致函沈钧儒等人，该函刊登在10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信中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年9月18日，..再次致函沈钧儒等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妥协。1948年初，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一些人所持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

1948年4月30日，在人民解放战争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列出准备邀请的人员名单，包括沈钧儒在内共29人，其中在港的就有16人，《指示》提出，“讨论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的意见，并电告中央”。中共中央对二人的重视、信任程度，不言自明。

沈钧儒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毕生以救国为己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矢志不渝地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避险阻，通过长期锲而不舍的探索，从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时期，他与..人合作共事，从..人的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逐步明确了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坚定的爱国意志和抗战立场，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共同的志向与意愿，使沈钧儒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合作日益默契，最后成为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亲密朋友。

1956年，..与费孝通（左一）合影。

费孝通早年抱着探求富民强国的强烈愿望，赴英伦学习，1938年暑期学成回国。他来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投入全国抗日民主爱国热潮中。为了救亡，费孝通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政治启蒙”。他说：“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4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后的费孝通成为了西南联大著名的民主教授，一直致力于呼吁和平民主，也曾因此险些被..特务杀害。比较危险的一次是1945年11月25日，那天晚上，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操场演讲，会场已经被..特务包围，特务们搞破坏断电，甚至向场内开枪。费孝通站在会场的最高处，面对头顶呼啸而过的子弹，向全场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集会之后的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之后又发生了“李闻惨案”，1947年11月，民盟也被迫解散。面对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费孝通不禁悲呼：“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等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国统区的黑暗让费孝通彻底地失去了对..的幻想，而对..，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我们对..人有积极的印象，因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直到1948年底，当中国..在华北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仍然在文章中说：“由于....和恶意宣传，我们对解放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不了解的东西无法评论。”

但费孝通的内心始终高扬着报效国家的热情。他自己说：“我很高兴我回到中国而不是留在国外，一个人属于他原来的集体，并对该集体负有责任，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可以丰富生活。”他在不十分了解..情况下对..抱有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确实代表人民的利益。1948年11月，他告诉住在清华园的雷德菲尔德夫妇，他可以在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甚至于可以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对他们提出批评。而且，他确信并希望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新政府领导下为国家作出贡献。

使费孝通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情发生在1949年1月。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勠力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1948年8月起，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的激励下，在中国..的诚挚态度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远在香港和..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的征程。

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平西郊八大处乘坐大卡车出发，由八名..战士护送到达西柏坡的。

费孝通一生作为中国..的挚友和诤友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也与中国..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自己90大寿那天，动情地说：“我今年90岁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民盟同仁的帮助下，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这条路我选对了，感谢中国..带领我走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