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说的，绍兴人好像都不怎么喜欢“绍兴”这个名称，就连鲁迅，“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背后的原因，“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
在我看来，“绍兴”的名字，以及由此命名的府的来历，都有些以讹传讹，而且一讹就讹了八百九十年。陆放翁有诗云：“贞观开元嗟已远，为君试说绍兴初。”今试借题说之。
建炎南渡，宋高宗最后落脚会稽，按《宋史·高宗纪》，是从开封，经扬州、镇江、苏州，过杭州而渡钱塘江到越州的。一踏上越州地界，宋高宗就碰到了个福人，名叫赵不衰。不衰，就是“兴”。赵不衰，岂不是“赵兴”吗？王明清《挥麈录余话》载：
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
高宗入驻会稽城，时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十七日。是年，赵构二十三岁，陆游五岁。而宋高宗抵越之日，正是陆游的生日。高宗诏曰：
王者宅中，夫岂甘心于远狩？皇天助顺，其将悔祸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与夫亿兆之众，亟攘外侮，协济中兴！
据《鸡肋编》和南渡名臣赵鼎的一份奏折，宋高宗是脚穿草鞋、身着戎服来到越州的。显然，宋廷退至会稽，“惟我二三之臣”，已是气若游丝。但是，斯地斯民还是热情接纳了这位落难皇帝。陆游对此记忆深刻：“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
驻跸会稽，是上个月在平江府作出的慎重决策，为此苏州人还闹了一阵。之所以选择会稽，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会稽是水乡泽国，且有长江、钱塘江两道天险，所谓“重江之隔”，金国骑兵再无优势。第二，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卑词厚礼、卧薪尝胆的故事，此际几成赵构君臣唯一的精神支撑。这一心迹，可从他抵越前写于杭州的一首诗看出，略云：“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第三，赵构的母亲系会稽人，故会稽是高宗的“外婆家”，天然有一种归属感。这可不是瞎说，南宋名士周必大在《思陵录》中披露了韦太后（显仁皇后）的身世：“显仁本会稽人。”因此，驻跸会稽，作为抗金复国大本营，其初并非权宜。可是，住了四十四天，金兵“搜山检海捉赵构”而来，高宗被迫撤离会稽。临行，吕宰相下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赵构大发雷霆：“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但无济于事，小朝廷开始散伙，随行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载：“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沿着浙东运河，赵构一行，一路经过山阴—会稽—余姚—明州城（今宁波）—定海（今镇海）—昌国（今舟山）—台州章安镇—温州城。直到漂出东海三百里，金兵方无奈而退。一来一回，高宗渐次驻跸明州约六十五天，舟山约七天，温州约五十天，台州约半个月。这风雨飘摇的一段，是宋高宗一生最黑暗的时期，回头看去，倒像是一部《小康王浙东落难记》的励志片。
如此辗转近四个半月，高宗回到会稽，一切峰回路转。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一，金兵北撤，从此再也没有过长江以南。二，南渡中建康分开、向洪州（今南昌）方向撤退的孟太后一路人马，终于会师。三，御林军迅速增强，中央权威初立。建炎四年六月庚寅，“诏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以所部赴行在”；七月丙辰，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合万有一千人赴行在”。四，宋高宗发布《残破江浙杀戮生灵募僧道作道场祭文》，以国家名义公祭江浙死难同胞，民情稍稍得以安抚。
高宗驻跸会稽，首尾四载：从建炎三年十月十七抵越，到绍兴二年正月初十迁临安，去掉中间避于海道的四个半月，前后合计一年零九个月又十余天，六百六十五日。
绍兴改元，时在建炎年号已用到第五个年头的元旦（1131年1月31日）。
改元之因，南宋史家给出了两种说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谓“人言建炎多盗，炎字是两火”，王应麟《玉海》卷十三则云“建炎为两火，此离合之谶也”。但这样的解释，无疑既浅且妄。真实而深刻的动因，还当细细寻绎一番。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留有蛛丝马迹：“庚寅，上与辅臣议改元。”庚寅已是建炎四年十二月下旬，离次年元旦宣布改元没几天了。这次御前会议，应该是对改元各项事宜的最终敲定。
次日，“辛卯，刘光世奏谍报敌不渡江。上谓大臣曰：‘朕当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圣训及此，天下幸甚。’”看来君臣都认为改元大事合符天意。 改元的仪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记载如下：
绍兴元年，岁次辛亥（金太宗晟天会九年，伪齐刘豫阜昌二年），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遥拜二帝于行宫北门外。退御常朝殿，朝参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改元绍兴，德音降……
有两点颇可注意：绍兴改元，宋高宗既不受朝贺，也没有大赦天下（只降了次级的“德音”），显得非常低调；二是提醒我们，南宋绍兴元年，同时是大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金兵撤至长江以北，但仍在淮河一线；南宋统治区域，各路盗贼蜂起，兵匪横行；伪齐刘豫在金国扶持下，九月初九称帝，遵用金的年号，十一月二十三日又独立建元为“阜昌元年”，停用天会八年。
从时间上看，南宋改元绍兴，是冲着伪齐建元阜昌而来的。伪齐建元一个月后，“上与辅臣议改元”；再过十来天，南宋也宣布改元。如果对读伪齐与南宋的诏书，针对性更为明显。伪齐建元诏（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曰：
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来，仍纪嘉号，以与天下更新。……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沛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
“正岁”“嘉名”与“正始”“嘉号”，皆“正朔”之谓也。伪齐自认中国正朔，南宋岂不成了僭逆？于是非改元不可。
另一方面，金宋之间，赵构一直在谋求和谈。自建炎元年七月以来，南宋派出的大金通问使、大金军前通问使、金国祈请使不下十批。高宗《幸浙西迎敌诏》承认，南逃途中，一度“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也就是愿意使用大金的历法、年号。果如此，绍兴元年就要变成“天会九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但是，到了会稽，赵构转危为安，于是态度稍稍转硬。改年号本身，是一次颇有政治意义的宣示：对大金，是表示不再“请用正朔，比于藩臣”；对伪齐，是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我们对“绍兴”二字，首先须表示一分敬意。
如此低调改元，是因为虚弱，国也虚，心也虚。宋廷虽逃过生死一劫，却仍如惊弓之鸟，江淮地带的金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紧张万分。宰相范觉民只有“但得不死”的所谓“无策之长策”。
身在会稽，大臣们不约而同讲勾践故事，倡言“以越事为法”，所谓“外示微弱”“隐忍顺受”“包羞忍辱”等等。高宗本人之纠结、内心之苦衷，诚如刚到越州下诏所说：“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欲省费恤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如今改元，所取名字，必须贯彻这两大关切。
两宋是文人的时代，年号的名字一般取自古代典籍。起草《绍兴改元德音》的汪藻，制词精于典故，当世即有“用事切当 ，且尊国体”之誉。年号“绍兴”，微言大义，需要深度解读。
“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怎么通过年号向大金隔空喊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高宗初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故多盗。明年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久之，既与虏议和，遂不复改三十二年。
最后一句，颇可玩味。是否表明大金国接受了“绍兴”这个年号？按照惯例，南宋改元，必派使节赴金说明，“大国有人焉”——刘筈之类的降金..必会追问“绍兴”出自何典。果如此，当初南宋想传导给大金的意思就要细细揣摩了。
今天我们释“绍兴”，惯性思维是拆开来讲，“绍”曰继承，“兴”曰中兴。其实，南宋以前，“绍兴”已是一个成熟的词汇。如“陛下绍兴，光开帝业”（《南齐书·孔稚珪传》），“臣闻圣王受命，以代绍兴……”（隋江总《上毛龟启》）从当时哀求“比于藩臣”的史实出发，宋廷隔空喊话或者使节传导给大金的“绍兴”，极可能取自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诛秦篇》的意思：
宗周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东摄六国，西畏于秦，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封嘉颍川，号周子男君。
大意是：西周讲究礼义，然而国家削弱，以至不能生存，东面怕六国，西面惧秦国，君主远放，宗庙绝祀。后来承蒙汉武帝的恩惠，才使周的后代又兴盛起来，封姬嘉于颍川，号为“周子男君”。
这话的重心，乃在“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因此，是讲给大金听：我大宋“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望大金施予恩惠，继续存我赵氏。读一读建炎三年八月赵构《致金元帅书》就明白了：
昔秦并天下可谓强矣，而不废卫角之祀；汉高祖成帝业可谓大矣，而不灭尉陀之国；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谓广矣，而许留萧察以为附庸。
金之灭宋，初无长期占领之意，而是设一傀儡，长期勒索贡赋而已。始则大楚张邦昌，继也大齐刘豫。而大宋旧臣包括秦桧等人，一次又一次投书“乞存赵氏”。赵构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于是再三哀求做金国之附庸，为此而讲了这么多典故。
如今改年号，不奉金正朔，而是“绍兴其后”：一方面固然表达了顽强生存的意志，一方面又恳求大金放我一马。外交辞令，身段放低，但不伤国格。甚至可以说，是以典喻人，绵里藏针。
依据五德终始说，“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炎者两度举火也，故建炎者意在火德中兴。可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记载，当年初议年号，并非建炎而是“炎兴”，高宗选择了前者。如今改元，炎字不用了，中兴的旗帜不能倒，那就重新启用炎兴之“兴”。这样，绍兴改元，“兴”字早有着落，理论依据还是“五运之说”。“绍兴”替代“建炎”，重心落在了一个“绍”字。汪藻既无需说出“绍兴其后”，也不必死扣典籍引“绍兴”。
朕遭时艰难，涉道寡昧，熟视斯民之荼毒，莫当强敌之侵陵，负此百忧，于今五载。……致汝于斯，皆予之过。
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戎马虽来，边防粗备。嘉与照临之内，共图休息之期。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
“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如今解读为年号绍兴之由来，但我认为，这只是停留在浅表。联想到《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中“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的说法，“绍兴”之“绍”，当来自《尚书·盘庚上》：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薛，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通读全文，《绍兴改元德音》其实是一份罪己诏，高宗要人民体认国家之难，故引用《尚书·盘庚上》之典十分切合：昔“盘庚五迁，民咨胥怨”，今“迫于强敌，播迁会稽”，于兹新邑，欲“省费恤民”而不能。既是罪己诏，须曲尽哀词，又给出希望。“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一句，引导读者进入《尚书》，自去领会，意味更为深长：“若颠木之有由薛”（意谓好像倒下的树长出嫩芽）。如此一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语义上无非是“绍复先王之大业”的阐发而已。绕了十万八千里，以致后世释名者如坠五里雾中。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中华文化具有韧性的一面，历史的乐章总有低沉之处。放长历史时段，宋高宗的隐忍，是勾践故事的一次重演。同样是卑词厚礼，褒勾践而贬赵构，似不公允。王龟龄作《会稽赋》，将越国之精神诠释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后一句也许是对宋高宗“绍兴其后”贴心的理解。
“绍兴”本为年号，后代替越州而成为地名，也有一个过程。
首先，是因为越州升府。宋代行政体制，中央-路-州-县四级。其中州一级名堂较多，有府、州、军、监之别。府、州级别都一样，但权重不一样。所以，州改府又叫州“升”府。《宋会要辑稿·方域六》：
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诏越州升为绍兴府。守臣陈汝锡言：“车驾驻跸会稽，阅时滋久，它日法驾言还，恢复之功必自越始。愿加惠此州，易一府额，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故有是诏。十一月十七日，又言：“本州岛既升为府，欲率官属、士庶、僧道、耆老诣阙称谢。”从之。
辛亥年乙丑月己丑日——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1131年11月24日，便是绍兴府的诞生之日。此前半月，宋、金在和尚原大战，宋军大胜，“兀术之众，自是不振。”消息传来，朝野振奋，越州更是喜上加喜。或许，正是这场大胜仗，“故有是诏”。
其次，冠以年号，乃是“朝廷用兴元故事”。《嘉泰会稽志》云：
建炎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温台回，驻跸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越州官吏军民僧道上表，乞赐府额。昔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于是朝廷用兴元故事，改越州为绍兴府。
本来，按照惯例，朝廷驻跸，例可由州升府。一种办法是易“军府”之名为府名，那么越州当为“镇东府”，就像润州改为镇江府；另一种办法是择该州治下某一县名，以为新府命名，那么越州可改“诸暨府”什么的，唯不能名之曰“会稽府”，因为这是吴越国僭用过的“伪名”。
但是，越人向有“会稽情结”，“会稽”之名又像周作人所说的，很是“古雅”，即使到了嘉泰年间，陆游作序的地方志，不名《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于是尴尬之下，有人便想起了“兴元故事”：建中四年（783年），曾任“天下兵马元帅”的唐德宗，为避“朱泚之乱”，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百姓箪食壶浆，德宗以此为大本营平了叛乱，遂改元“兴元”。为感激梁州使他转危为安，唐德宗特地把他那帝王年号“兴元”二字赐给梁州，下诏升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