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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了开头一定会大为惊讶：府兵制不是“关陇集团”得以在南北朝后期异军突起重新统一天下、甚至为后来大唐盛世奠定基础的最重要的“制度贡献”吗？但是，不知有人想过没有：也正是在府兵制的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最为频繁的改朝换代。所以说，许多人所谓的“制度史观”只是给自己披了一层理中客的外皮，骨子里还是颠覆主流标榜自我的那一套：明明北周篡西魏、隋篡北周、唐代隋都是在府兵时代发生的，然而“制度党”们似乎从来不认为府兵制应该为皇权的频繁旁落负“制度责任”，然后到了贞观唐军大杀四方的时候又集体跑出来抢功…是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不用朝廷额外出钱养军，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是平时兵将分离，战时编制成军，使将领脱离私兵体系，无法专权？还是让自耕农与国家利益绑定，这样“良家子弟兵”作战更有动力，纪律也更好？以上这些，在常见的府兵制介绍文章里都能看到，各有道理，但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实际是：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人明白了，不过重点还没讲到，还得继续讲下去。按照史学界主流观点，府兵制形成于宇文泰当政的西魏时期，标志是建立了一套新的统兵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兵员补充体制。
统兵体制确立了在宇文氏最高统治者领导下的“八柱国（实为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指挥系统，六大柱国“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兵员补充体制则是将关中汉族豪强武装和地方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并多次征发“民有财力者为府兵”。随后，开皇十年，隋文帝将汉末以来的“兵民异籍”制度转为“兵农合一”。将原先世代服役的“兵户”变成了兼具军籍与编户齐民性质的“民户”，原先的“军府”也从军事机构变成了“地方预备役管理机构”。至贞观十年，唐太宗将天下划分为六百三十四军府（即折冲府），分属“中央十二卫”管理。
折冲府下设团、旅、队、火等编制，平时负责府兵的统计、训练、马匹器械管理等工作，上番宿卫或出征时则担任提供兵源的角色，如果征发人数较多则军府主将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也要随行。以上是对府兵制体制的基本介绍（隋唐史爱好者估计都耳熟能详，这里就简单科普一下）。可以看出，府兵制作为一种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多次改革，从军民异籍到兵农合一，从军事集团式管理到官僚系统化，从地方豪杰半自治到军府长官委派制，但是，无论怎么变，“分掌禁旅”“上番宿卫”作为府兵的核心职责之一是始终未变的。这张图有些地方画得不太精确，比如有吐鲁番文书研究称“军府”一级的府兵参加征行时并不是整建制抽调的，朝廷派将出征时所统率的府兵也不限于本卫系统——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理解就好不影响整体。
每种【颜色】代表一场战役（与“战役n”的书写位置无关），
其实这张图，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统一了南半壁江山的李孝恭李靖，在史书中体现出来的对初唐政局的影响力似乎远远不如秦王李世民？所以说“读史有自己的思考”是好事，但是这种思考应该是带着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与事件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不是一上来就默认史书都是瞎编的，“强行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极端唯心的一种。不过话说回来，李渊虽然不担心李孝恭李靖他们“篡位”，却担心他们“自立”，所以武德七年李孝恭在扬州（当时位于江宁县，属长江以南）大造宫城，李渊马上以谋反罪召其回京，然后又在武德八-九年命襄邑王李神符迁居民渡江，将州城移到了现在的扬州市江都区。继续回来看长安的禁军宿卫——现在有这样一种制度，它的运行体系遵照以下规则：1.担任宫廷禁卫系统的将领和士兵，与野战军是同一批人，出则作战，入则宿卫；2.战斗奖赏与升迁纳入禁军系统，有功将士可以得到禁军队正、旅帅、郎将等不同职位，也可以提拔为地方军府将领，同时军府也要轮流“上番”宿卫；3.由于战事未定，部分将领士兵以“半职业军人”的属性，在禁军中挂职操练，以便战争发生时能够迅速集结（这一点后面会细说）。按这套“算法”，最终几乎必然产生类似【赢家通吃】的局面，即野战战绩越强的军事统帅，在禁军中的影响力也越大，最终影响政治格局。可能有人会说，府兵上番是“以抽调形式而非整建制形式”，又分属十二卫管理，是不是可以互相制约防止抱团？——然而什么样的抽调方式能够防备“所有人包括将领都跟着秦王打过仗”这种情况？？？要知道，府兵制是一种“战时体系”，当初以宇文泰为核心的西魏-北周集团创建它，就是为了整合战争资源与东边的死对头一决高下。套用流行点儿的话说，府兵制从诞生之日起就流淌着扩张的鲜血，又怎能指望其作为“制度屏障”去保护一个呆在大后方的宅家皇帝？比如那位最著名的常何，学界和网文界普遍认为他“在玄武门当天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然而他是怎样成为北门将领的呢？又平时德睿于洧部，破谢名余陈郡，赏口十二人，细马三匹，器玩二百件。……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大唐故使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黔州刺史赠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武水县开国伯常府君碑》有些人永远只能看到“赐金刀子”，对 “（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 视而不见——当然不否认李世民对常何的拉拢，但如果不是“禁军野战军不分家”的这套体系，他常何又怎能一下子从河南民兵团长变成中央警卫员的？（另外我还看有人说“李世民给常何金子说明常何不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就不需要拿钱笼络”，这种人我怀疑他一天都没在真实社会中生活过……）另外啰嗦几句：墓碑和墓志不一样，墓碑按性质应归为“传世史料”，墓碑被埋被毁相当于传世史料散佚。甚至可以说，在活字印刷术流行之前，碑刻是比书籍更加“大张旗鼓宣传”的方式，否则《熹平石经》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从陈氏能够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常何墓碑拓片来看，唐朝并未禁止该碑拓印流转。此外，唐高宗时期曾组织编纂过《文馆词林》，其中收录了多位初唐人物的碑文，并流传于..。因此“现代人挖出了敦煌遗书才发现常何碑文”并不能说明“常何的作用被刻意掩埋”。以及，从碑文来看，当时的常何只是“北门健儿长上”（卫队队长），所谓的“中郎将”是贞观四年职务的以讹传讹。总之，历史上的常何只是李世民在禁军中安插的角色之一，是不是重要角色都要打个问号。而类似常何这样，“因为秦王李世民而调入禁军”的人还有：以武德之始，率众辕门，授大将军，兼领校尉。於时战争在辰，云雷方始。三晋之野，*齿为哭；两周之地，铜头扇梗。皇上昔居分陕，任实专征，嘉公忠到，致之幕府。扫搀抢於汾浍，斩级居多；靖枭镜於伊*，懋功为首，进拜上柱国。续以漳南之清大憝，匹马先登；蓟北之廓重氛，凶徒皆靡，以功授玄真府别将，封新兴县国侯，寻迁左翊卫中郎将。陛戟任隆，兵栏寄重。隋末大乱时，王君愕曾劝说贼帅王君廓先取井陉，又与其一起投奔唐高祖李渊。随后王君愕加入李世民麾下，参与了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郎的战斗。因功升为“内府三卫”（翊卫、勋卫、亲卫）之一的左翊卫中郎将——这是开国功臣凭借战功当上禁军将领的代表。武德元年，自薛举归国，拜正议大夫，即于北门长上。刘武周挺訞晋水，偁乱夏庭。太宗作援三河，聊申六伐。公先驱阳毂(穀),首陷坚城。……王充逼迁宗祏，荐食伊瀍……建德封豨万群，仍浮白马之水。……以功拜将军。太宗道凝区外，识洞机前，聊陈命子之雄，用防宫甲之变。以公为柏堂左右，恩同卧内，寄深牖下。家难克清，预有其力。赐物三千段，金带一具，拜新城府别将。——《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这个曹钦（曹三良）在史书中“唐太宗亲征高丽”时出场过一次，按墓志所载的详细生平，则是从薛举手下归唐，被安排为北门长上，跟着李世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统一战争（包括平定河北和抗击突厥），然后利用其在禁军中多年任职的经验，既而晋野降白云之瑞，秦川开赤玉之图……高祖大武皇帝御紫极而统天，坐元扈而则地……择贤分器，量器授官，除公骠骑将军就加上开府口……寻改授左卫中郎将。刘武周称兵马邑，结援龙城，挻祸汾阴，连横河朔。今上口口口口口。公陪从戎麾，蒙授左三总管。……除左卫长史，其中郎将如故。王世充口口口口口以戎旃，曾无勤王之心……窦建德同恶相济，共为犄角……刘黑闼建德余孽，尚蓄狼心。拥兵赵魏构难漳淦……于是稽天息浸，飞岳口尘，饮至策勋，蒙授上柱国，封南安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又检校参旗军副，又检校左领左右中郎将、检校东宫右卫率，近臣侍奉委之以正人，爪牙寄之以心旅。贞观元年，授太子左卫率、捡校右武卫将军、左领军将军。这个张琮是李世民的表兄兼连襟（母窦氏，妻长孙氏），唐朝建国伊始便担任左卫中郎将，然后也是跟着李世民参加了所有的统一战争，在打仗的同时“除左卫长史，中郎将如故”，属隋季板荡，海内分崩……以大唐义宁元年之末，取父荫授左亲卫。后从秦府经略东都，执锐先登，克摧凶丑。册勋班赏，蒙授仪同。至武德元年，简拟左亲卫队正。四年，又从秦府於介州破刘武周贼，加授大将军。五年内又破窦德、王充，勋授上柱国。其年又累前后勋，封常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唐故戎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常平县开国男刘君墓志铭并序》刘辟恶在唐初出任左亲卫，随即升为队正，然后跟着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灭窦建德、王世充，以勋封爵。注：现在市面上有一篇论文，为了论证“刘辟恶仕途坎坷”，花了大量篇幅试图证明刘辟恶最初是李建成的左亲卫。原墓志丝毫未提及“东宫”左亲卫（当然了专家说是刻意隐瞒的），故本人认为该论文存在过度解读之嫌。墓志中之所以反复强调“从秦府”，因为左亲卫属于宫城禁军之一，和秦王府不是一个体系。而这篇墓志的价值，则是进一步印证了开国战争阶段“禁军野战军不分家，内府三卫也要上前线”的史实。
颜人在唐朝开国后投奔秦王府，武德八年升为“内府三卫”之一的翊卫府旅帅。我大唐握龙乌于河汾，扫搀抢于泾渭，仰廻天睠，俯应乐推太宗受律文昌……公以义列著闻，忠勇表称，选为秦府三卫队正，从征薛举，电讨王充，告捷泾源，澄氛河洛，授朝散大夫，转亲卫旅，帅攻圾，别破刘武周军于美梁……从征窦建德，击高头逻……又破刘黑闼于洺州，讨徐圆朗于河上，……加授上柱国，封阳夏县男，赏物前后以千段，还为亲左卫校尉，仍于北门长上。武德九年，出为左武侯积善府别将，进爵为子。——《大唐故番禺府折冲都尉上柱国阳夏县开国子袁夫君墓志铭并序》这方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主袁石，初为秦府三卫，也是因为破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一大堆功劳，升为“亲左卫校尉，北门长上”。按《旧唐书·职官一》，未见亲王府设置亲卫，且墓志先书“选为秦府三卫”，又写“转亲卫旅”时已不再提及秦府，故而认为袁石后期担任“亲左卫校尉，北门长上”时已转入禁卫体系。颜人、袁石二人的履历，是地位较低的功臣升迁为基层禁军军官的代表。上面这些人，有的在史书中被一句话带过，有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之所以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记载的必要，这就是当时最最正常的 立功-受赏-升迁 的方式——根据“海恩法则”，if you see a XX，there will be XXXXXXXXXXXXXX……当然了，不否认东宫、齐王府在禁军中也有旧部，没挖出来不代表没有，秦王府这几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挖出来。按照“立功越多提拔概率越大”的算法，他们打的大仗太少，权重不够，无法对秦王系形成有效制衡。所以，每当看到有人说李世民“暗中渗透了禁军系统”，嗯，虽然没啥大毛病，但老王内心中还是会浮现出以下情景：
03
对于李世民来说，我哪里是暗中渗透，我是大大方方地渗透
——如果你为了降低我的影响力，刻意提拔无功之人担任禁军要职，那才是处心积虑破坏规则呢！
真正的政治讲的都是大势，所谓“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是也。平心而论，关于玄武门的各种讨论中老王并不十分抵触“亲情党”，就和电视剧粉“恋爱脑”差不多，可以一笑置之。但是，那些把阴谋论厚黑学奉若政治圭臬怎么也说不明白的人，真的能引起人生理性的反感。对于这样一个【系统bug】，政治老练、权术精明的李渊没有发现吗？或许发现了，但正如上文所说，以“李世民一人统一北方”的军事存在，指望李渊一个个照着简历把沾“秦王”俩字儿的卫兵全都给择出来并不现实。又或许李渊鉴于北周宗室内斗不止导致国祚被篡、隋朝皇族子嗣稀少致使无人守京的教训，在潜意识里觉得“最重要的地方要交给能力最强的儿子来看管”，至于是哪个儿子则并不那么重要。再或许李渊真的是久疏战阵，低估了一个常胜统帅在军中的威信和习惯性服从的力量。那么，真正身经百战、对军队的建制架构指挥体系烂熟于心的李世民发现了吗？对此，只能说：玄武门是李世民对“皇权及其继承人集团”的最后通牒。李世民始终保持了“坚决不打第X枪，但是坚决不给你机会打第X枪”的实力与克制。但因为身在官场，很多本身就是宰相，基本的政治素养还是具备的，知道“太宗于唐，有人臣不能为之功”。儒家也好，理学家也好，对李世民的指责始终停留在“违背礼教”这一层面，什么“向使太宗有子臧之节”啊、“想当拔刃投床际，也忆海池舟里心”啊、“周公制礼凤凰鸣，渠肯抽戈指建成”啊之类的——但是同时他们也承认，只要李世民肯“抽戈指建成”，他就能“抽戈指建成”。结果到了近代，说史书记载“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都是李世民改的，而其他地方如《长孙无忌传》“与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是李世民忘了改的。后来秦府旧人的墓志纷纷出土，有名有姓的“玄武门功臣”越来越多，他们又说“你看李世民果然改史了吧，史书记载李世民只有九个人，实际上却有那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