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政治文化的共和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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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入主中原

汉民族之缘起，有着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因为形成国体之初就有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并立。比如，刘邦开口就说“老子马上得天下”，陆贾立即就回一个“诗书治天下”，这就强调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相结合，也就是一代王朝的确立，要由文化中国来认同，由文化中国来确认一代王朝的正统性和正当性。

有了文化中国的确认，一代王朝便超越其时代局限，去追求国族之永恒，这就有了从汉朝向汉族的催生。汉朝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有了文化中国的自觉，并且能与之结合。汉代政治思想，最出彩的就这两句话，“马上得天下”是冲着王朝中国说的，“诗书治天下”则是为文化中国立言，它们成了汉家的根本大法。

仅以“马上得天下”言之，说秦比汉更强，并非不宜，但秦能兼并六国，却不能兼容文化中国，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以至于焚书坑儒，走到与文化中国对立，这就是一代王朝找死的节奏，所以秦制犹在绵延，而秦朝却二世而亡，死因在此。

文化中国有着不死的气运，汉朝已逝，汉族永存，就因为汉族基于文化中国的底蕴，而汉朝却在王朝中国的治乱循环中气数已尽，此后，虽然历代王朝，均以其家天下国朝之名为国人命名，但不管他们被称之为晋人、唐人、宋人，还是元人、明人、清人，作为民族认同，他们都有一个穿越不同朝代的共同名称，那就是..，显示着文化中国的身份。

..虽以包含了吴、越的楚人为主体，但秦、晋和齐、鲁，在政治文化上，一直是中原主席，习惯以正统自居。刘邦统一后，..入主中原，要在中原坐稳了，就必须接受中原正统，在地缘政治上也得以中原为中心，这样..就发生了转型，不再以楚人为本，时过境迁，当早期的楚人被..新生代所取代时，新生代们已淡化了故土观念，认同于中原。

所谓“中原”，有两个含义在里面，一是地理位置，就大体而言，在长江、黄河之间，秦岭、淮河一线，特指河、洛之地；二是政治中心，乃中央所在地，为王朝地标。这两个含义，从周秦至汉唐，都是统一的，宋以后就改变了，政治中心东移，向运河靠拢，因为东南财赋增长，运河财政成了王朝命根，北方则由各种游牧入主，导致了北京中心的出现。

新的政治中心，产生了新“中原”，从原来东西向的位于两河流域中间的秦岭、淮河一线，转向南北向的靠近滨海地区的京杭大运河一线，元、明、清三个朝代都高居在这一线的最北端——北京，与之相应，在这一线的南端，还有个南京，两京之间，江淮取代河洛，成为新中原的代表，同时，江淮官话取代河洛官话，成了中原正音的代表。

金陵官话成中原正音

扬雄《方言》中，谈到方言流行，已有江淮并举，吴越并举，吴扬并举，其中，吴方言区，不仅有江南，还有江北。吴语北上，以扬州为基地，深入两淮，淮扬并举，继而楚语东来，覆盖了江淮流域，形成吴楚方言区，为江淮官话的兴起培植了根基。

但从方言变为通语，还要等待历史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就出现在三国时期的吴楚方言区。当淮泗集团带着他们的方言，来到吴方言区，同江东士族相结合，这样就不仅产生了东吴政权，还形成了新的以建业为中心、介乎淮泗与江东之间的江淮官话。

但凡一种官话的形成，必有相应的政权支撑，东吴政权的兴起，也成了江淮官话的一个起因。通常的看法是，江淮官话是东晋以来衣冠南渡造成的，我们认为，它跟东吴政权建立的地缘政治有关。衣冠南渡是东晋人，如果要等到东晋人来了才有官话，那么之前的东吴人说什么官话呢？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谈到了三国时期方言“音韵锋出，各有风土”的状况，还提到了当时“帝王都邑”——金陵与洛下，为了统一语言，而“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形成了两大官话中心和两个通语体系。洛下，乃东汉都邑洛阳。金陵，指东吴政权所在地建业，将金陵话与洛阳话并提，显然，颜之推不认为金陵话来自洛阳话。

金陵来了洛阳话，是从东晋那次衣冠南渡开始的，洛阳官话与江淮官话在金陵一碰撞，就碰出个金陵官话来，两大官话系统统一了。所以，中原正音从洛下来到金陵，就因为那时已有东吴建业官话先声，以至于东晋之后，南朝宋、齐、梁、陈，成了中国官话的标准。

南北朝时，中原沉沦，正音沦丧，胡人入主也开始汉化，国体政体皆可攫取，衣冠文物亦能仿制，唯独说汉语，胡人有一根本缺陷，那就是汉语四声之中，胡人发不出入声，于是，入声成了中原正音的标准，华夷之辩，胡汉之分，便从入声上去确认。

而金陵官话，是所有官话系统中唯一保留了入声的。六朝以后，又有唐、宋之末那两次南渡，中原官话因而一而再地往金陵跑，与金陵官话通容，确认金陵官话为正统，至明朝初年，定国都于南京，金陵官话遂正式成为官话通语，为全国所通用。

江南是文化中国的底线，一旦中原沦陷，在底线上就会产生新中原，江淮便是这样一个相宜的地理空间。而南京更以其京师地位，引领着新中原。金陵官话的成功，不但守住了文化中国的底线，而且不断取得进益直至清末，都主导着官话体系。

金陵官话与吴楚方言

有趣的是，就在金陵官话通行全国时，金陵官话之侧，还有个吴方言区，与之相映，这便与北方官话系统迥异，在北方官话主导的地方，没有独立方言区，只有一些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声调，说着同一种通语，原来的方言，都被统一的官话兼并了，而金陵官话却能兼容，不但与吴方言和平共处，对江南其他方言区更是放任自流，以至于官说官的话，民用民的语，有如河水与井水，若无仕途相通，百姓完全能不以官话为日用。

这与北方大不相同，相比之下，南方多方言，而北方统一为官话，各有其利弊，北方之利，在于统一的官话有利于政治动员，在南北朝的统一战争中占据优势。而其弊，在于大一统的官话统一性，压抑了方言中天然的自由表达力所蕴含的自治精神，当其仅以官话来表述，那就难免受限，若用方言来说，便多了一种可能，可能性里会有新文艺出现，京剧和昆曲，就从吴楚方言区里产生，尤其昆曲，各地昆曲皆以官话演唱，唯独吴方言区，昆曲以吴语演唱，也只有吴语演唱，才唱出了新文艺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气象。

吴语与金陵官话并行不悖，江南与江北同流，民间与宫廷共用，正是那位六朝命运的终结者隋炀帝竟然在吴语的回光返照中，遭遇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的末日余晖。《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为吴语”，常常深夜饮酒，醉眼视天，一边观天象，一边对他的萧后叹息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胡三省注解道：侬，吴人自称，长城公，指陈叔宝，沈氏，是叔宝的皇后。陈叔宝，也就是陈后主，沈氏，便是陈后主的皇后，隋炀帝自比陈后主，将他的萧后比作沈氏，他与萧后像陈后主与沈氏那样共饮乐，已经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吴语成了他的亡国之音。

看来，吴语很文艺很柔魅，很适合表达“亡国之音哀以思”，优美而忧伤，悲情难抑而又审美昂扬，带着美去死的亡国之君，自有其一股子看透了命运而坦然的悲剧精神。

奇葩的是，在吴语之地，帝王往往莫名走向失败，而失败却又因吴语而添加了悲剧的氛围，在审美里造就了吴语的胜利。吴语的天下，是才子佳人的天下，不是帝王学的天下，论帝王学，当然要讲官话，谈才子佳人，还有比吴侬软语更好的吗？

如果听任官话与吴语共和，官话与方言便各得其所，不但金陵官话通行天下，从东吴“建业”开始，继以六朝“建康”，到大明朝的南京，而且吴语，也通过苏州昆曲和园林这样的形式，开启了新的文艺复兴。

自六朝以来，中国文艺复兴，大都出现在方言区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建康”，但也不能忘了更早的“建业”。正是在“建业”中，孙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奠定了共和根基，这才开出了方言与官话并蒂的花，结了国家统一与文艺复兴的果。

金陵寄托着文化中国的气运

六朝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南京”。

一提起三国、南北朝，人们通常称之为分裂的时代，可它们真的分裂了吗？其实不然，那是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来看的。人们似乎忘了还有文化中国，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它也可以赋予国土与国民的统一性，统一的王朝政权解体了，政治认同虽然分化，但文化认同在这一特殊时期反而更加强烈。

治世，要讲政治，那是王朝中国里的事；乱世，就得靠文化，因为，政治靠不住了，得由文化来担当凝聚力的角色。看“魏晋风度”有两个视角，一是中原视角，视野所及在曹魏与西晋，代表人物为三曹七子和竹林七贤；另一为江南视角，聚焦于六朝金陵，从东吴建业到东晋建康，从“三国周郎赤壁”到“金陵王谢风流”，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在金陵话语中爆发。“南京”之名虽晚出，但其建都，却在中原衣冠南渡前，始建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由于人们习惯于“中原中心”的正统观点，所以，喜欢把“南京”看成中原王朝退而求其次的副产品，当做中原王朝在江南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以及为新王朝开基备用的奠基石。

事实是，第一个“南京”政权，也就是孙吴的建国大业——“建业”。在晋人南渡以前，作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就已存在了50多年。而其更早，则以“金陵邑”，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了，分别为吴、越、楚三国辖地，而其名号由来，或曰“因山立号”，“金陵”就是钟山，钟山顶上，岩石泛紫色，类赤，故称“金陵”，亦称紫金山。

据说，诸葛亮为联吴抗曹而使东吴，经由金陵，观之而与孙权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孙权闻其声，纳其言，那真是“一言兴邦”啊！诸葛亮以不经意的一言，为孙吴定都，给六朝开了个“帝王州”的头，也为江南定了个千秋大业的天下调。

定都金陵，名号“建业”，其于孙权，不过是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后的水到渠成，他哪能预见到随之而来的六朝命运？更未能预知“南京”的都城地位。然孙权开创之功，于后世影响之甚远则由此可见。论三国功业，或以正统论，而曰蜀汉为主，以国势论，则曰曹魏优先，若以开创论，都不如孙吴影响深远。孙吴之开创有二，一曰定天下之都，二云重启古越海权立国路线，此二者，皆为不世之举。

南京的共和传统，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那个最早的六朝古都——金陵“建业”，那些一边说着官话、一边说着方言的东吴人，在金陵建立起来的一个官话与方言共和的政权。除了金陵和临安那两个南方政权，还有哪个古都让官话与方言并行？因为那些一边说着官话一边说着方言的人，不知不觉中都会有一种共和精神。

没有赤壁之战，也就没有开启金陵古都的“建业”政权，赤壁之战在吴楚方言区里进行，“建业”政权在吴楚方言区里产生，那些说这吴楚方言的“建业”者们，他们之中，没有亡国之君，也没有亡国之臣，人人意气风发。他们的杰出代表，便是周郎，那是怎样一副青春无敌的模样，直令人热血喷张。

从三国东吴、东晋到宋、齐、梁、陈六朝三个半世纪，轮流在金陵诗意地兴替。兴衰的挽歌，整整唱了三个半世纪，所以历史上以金陵为亡国之音的产地，其实，哪一个都城没有上演过国破家亡的悲剧呢？何况亡国之音，非金陵原有，而是中原遗音，由“过江诸人”衣冠南渡从中原带来，“偏安”一说，也是延续中原古都衰落的惯性，是北人中原正统的地缘心理的折射，而非金陵本来就有的特性。

“金陵特性”是什么？曰“武进”，曰“武昌”，并以之为建国大业，所以，金陵又称“建业”，为奋起重振大业之意。作为衣冠南渡的先导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他依靠山东琅琊王氏大族势力，在建业交好金陵原住世家望族或江东旧族，安排好由北南渡的衣冠精英。他曾呼吁“当共戮力王室”，以不负此“龙盘虎踞“、“帝王之宅”的金陵。

民国学者朱偰说：论者每谓金陵形势，偏于东南，都其地者，往往为南北对峙之局，不足以控制全国，统一宇内，只能形成割据之势，开启南朝偏安之局。虽“偏安”，但朱偰认为，金陵一隅，实中国民族思想之策源地。何出此言？他以《世说》所谓“过江诸人”为民族思想的启蒙者，以“新亭”为民族精神觉醒的标志。新亭，西临大江，在今南京雨花台区，东吴时，为士人送往迎来之所，东晋以后，凡上流举兵下都，必经新亭，所以又是兵家必争的“兵冲”之地。随着京杭大运河开通，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南京出现了。朱偰“论金陵之形势”其“概论”曰：自后，明祖奠都金陵，以伐胡元，终成一统之业；太平天国虽未成功，然亦以金陵相号召；近者如辛亥革命，国军北伐，皆莫不以南京为策源地。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认为，西晋末年，胡羯强盛，北人南徙孙吴旧壤，当时，孙吴虽亡，但其统治基础仍在，故王导之功业，在于为东晋新政权笼络江东旧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御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

须知同一时期古罗马也被哥特人灭之，却未见古罗马人有这样的“新亭对泣”，也未见古罗马有王导那样的复国运动的先知，何也？此由罗马人，不但军事上被哥特人打败，还因文化上被基督教打败。文化失败乃彻底失败，以此一败，国复不起。

而中国失败，乃王朝失败，非文化失败。国亡，但文化的江山还在，故有文艺复兴与复国运动并举，国家可以重建，国运还会再来，更何况中原国都还有个备胎，洛下破了，换上金陵，还能“建业”，建国大业还可以回到东吴时代，以新运重开。

金陵“建康”政权，为琅琊集团所建，如有前缘，当年古越人北上琅琊，而今琅琊人南下会稽，他们或许就是当年那些从会稽迁都琅琊的古越人的后裔，对他们而言，从琅琊复返会稽，有如认祖归宗一般，乃文化寻根之旅，回到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