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一遇的妙人，至今找不出第二个

苏轼不是无神论者。他一生多次遇到神神鬼鬼，遇上了，就去和它们讲道理、谈条件。

一次在回汴京（开封）的路上，经过一条山路，随从中有一个人忽然像中邪一样，开始脱自己的衣服，直到脱光了为止。苏轼赶紧让人帮他重新穿上，再把他绑起来，结果身上的衣裳还是莫名其妙掉了下来。大家都说，这个人一定触怒山神了。

苏轼于是走到山神庙里，开始跟山神讲道理。

苏轼说，这个人在天地间就跟蚂蚁和虱子一样，如此之渺小，又何劳山神在他身上大发神威呢？就算他有什么懈怠失礼或小偷小摸的地方，也犯不着您亲自惩罚呀——毕竟您管辖的地方如此宽广，在您的辖境内，每天都有权贵公然作奸犯科，也不见您敢向他们发飙，如今却要加怒于一个小人物，这实在说不过去吧？

祷告完毕，苏轼走出山神庙，一阵山风向他刮来，“震鼓天地，沙石惊飞”。

苏轼说，难道山神听完更生气了吗？但我不怕。

于是，一行人冒着大风继续前行。风越来越大，直到人和马都走不动了。随从们都劝苏轼回山神庙求饶，苏轼却回答：“祸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山神要发怒，那是他的事，我还是要往前走，看他能奈我何！

没多久，狂风停了下来，那个中邪的随从也清醒了。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苏轼的一生，就是一段“神怒即怒，吾行不止”的旅程。他并非没有经历过黑暗，只是永远不被黑暗所吞噬。在他生前死后，他所散发出的独特人格魅力，获得了历史的包容和偏爱。可以说，这样的妙人，三千年只出一个，我们迄今也找不出第二个。

▲苏轼画像

01

苏轼家族世居眉州（今四川眉山）。公元1037年的春天，眉州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开，草木枯萎，一座秀丽之山突然就成了荒瘠之地。多年后，眉州的乡亲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个天纵奇才在当地降生，山河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都被吸走了。这是关于苏轼降生的民间传说。历史上，除了帝王的降生有铺陈不尽的祥瑞之兆，一个文人政治家也获得此等待遇，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

苏家是当地一个颇为殷实的耕读人家。

苏轼的祖父苏序种植粟米，收成后并不去壳，盖一个大仓库直接储存起来。几年下来，存了有三四千石。没有人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年，眉州闹饥荒，苏序开仓取粟，先救济本家族及亲戚，再赈济佃户和贫民。有人问他，救荒为什么一定要用粟？他说，粟米性坚，经得起久储，缺粮时用它，不会霉烂。

苏轼有个伯父叫苏涣，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苏涣24岁考中进士，打破了苏家“三代皆不显”的局面，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伯父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却一贫如洗。这就是眉州苏家的家风。

苏轼的父亲苏洵，年轻时被认为是浪荡子。苏轼兄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年在外面闯世界，不见人影。兄弟二人的读书启蒙，是由他们的母亲程夫人来完成的。

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其父程文应是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生活富足，自幼喜读诗书，养成了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

程夫人曾亲自担任苏轼兄弟的老师，教他们读书。一天，她教儿子读东汉史，读到《范滂传》时，感慨不已。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和道德均受时人敬重，党锢之祸发生时，他被牵连其中。与母亲诀别时，范滂说，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要品德名声，又想要富贵长寿，怎么可能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到此，程夫人母子均为这段历史深深打动。良久，10岁的苏轼对程夫人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吗？”程夫人听此言后，从容地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轼就发奋进取，博阅群书，心怀天下。

后来，苏洵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州当地的名士，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作对子等本领。有一次，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当即说，老师的诗好是好，但最后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刘巨听后，汗颜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苏洵一生三次参加科举，均落第，遂不再执着于自己的功名，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他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并对儿子们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说，读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绰绰有余。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让他们学写古文。

▲苏洵画像

眉州偏居帝国一隅，但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和弟弟进京参加科举那一年，眉州就考中了13个进士，举国瞩目。在这座后来被陆游称为“郁然千载诗书城”的西南小城，苏轼从小感受到了日常的历史文化熏陶。

7岁那年，苏轼和小伙伴一起，听到一位90岁的老尼姑在讲后蜀宫中的旧事。老尼姑年轻时曾跟随师傅到后蜀宫中做法事，在一个夏夜，亲眼看到后蜀皇帝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乘凉，吟诗作词。几十年过去，老尼姑还能背诵那晚听到的词句。

老尼姑在讲述这些旧事的时候，深深感染了童年的苏轼。老尼姑背出来的词句，印在了他的脑海。40年后，他还能记得开头的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时的苏轼已是一个文学全才，断定这首早已失传的蜀宫词词牌应为《洞仙歌》，遂以这两句词起笔，续写出一阕完整的词章：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苏轼《洞仙歌》

少年时，苏轼有一次和弟弟出去游玩，经过一个小院子，看见墙上写着两句诗：“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兄弟俩琢磨半天，觉得写得有意思，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多年后，苏轼被贬黄州，借宿黄州禅智寺，寺里的僧人都不在，半夜忽然下起了雨，打在竹子上沥沥作响。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油然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这两句诗，感慨不已：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那个时候，故乡眉州早已回不去了，但他时常想起儿时的事情。冥冥之中，很多际遇，在当年那个闲游的小城少年身上就埋下了预设的结局。

▲四川眉山三苏祠 图源/图虫创意

02

公元1057年春天的那场帝国科举，人才辈出，光耀千古。21岁的苏轼与19岁的弟弟苏辙双双中第，脱颖而出。

苏轼的当场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差点使他成为当年的科举状元。当时实行糊名制，主考官欧阳修怀疑这篇好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不过，苏轼兄弟上榜后，舆论争议很大。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开始抗议。关键时候，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出马了。

欧阳修在各种场合对苏轼一顿猛夸，说后浪凶猛，老夫当避此人（苏轼），放出一头地。还说，30年后不再有人记得他欧阳修，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

当苏轼去拜见并答谢欧阳修时，欧阳修问，你文章中说，远古尧帝时，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里？

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走后，欧阳修赶紧找来《三国志·孔融传》重读，却未发现这个典故，很是郁闷。下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答，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绍的儿媳赏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很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中，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出自何书。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学生也是以尧帝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罢了。

原本是苏轼杜撰的一个典故，却被他解释得如此清新脱俗，欧阳修听完十分钦佩，事后多次跟人赞赏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一定独步天下。

▲欧阳修塑像 图源/摄图网

三年后，为了准备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苏轼兄弟二人一起搬到一个驿站中复习。一天晚上，下起大雨，两人正好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彼此十分感慨，他们知道，眼下兄弟俩形影不离，但一旦踏上仕途，就将各自宦游，面临长别。当晚，兄弟两人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归隐，一起回故乡眉山。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都对这个风雨之夜的约定念念不忘，可是，人在仕途，身不由己，他们终归无法实现这个简单的梦想。

兄弟二人的考试算比较顺利。宋仁宗主持完考试后回宫，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兄弟由此开始进入仕途。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准备到凤翔府任签判，苏辙则申请在汴京侍奉父亲。106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出发了。苏辙骑马一路跟随相送，直到数十里外才返回。20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分别，两人都很伤感。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看着弟弟返回的背影，想起他们一年多前的风雨之约，提笔写诗，希望两人都不要为了追求官位而忘记初心。

苏轼当官的第一任上司，是凤翔知府宋选。宋选为政勤勉，大事小事都亲自抓，这给了苏轼最早的官员能力示范。苏轼当年进京赶考曾路过凤翔，要在官府驿站投宿，谁知道里面破旧不堪，根本不能住人。如今他到凤翔当官，发现驿站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主导下修葺一新。苏轼从这件小事上颇受启发，专门写了文章说，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这是世人的通病。只有去除不屑之心，从小事做起，天下才有可能大治。

苏轼从宋选身上学到了为官务实的精神，此后担任多个地方的长官，他都能造福一方百姓。

不过，现在对于初入官场的苏轼来说，他已经感到深深的无力感。他始终怀着一颗悲悯民众之心去履行公务，却感到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面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困境，他常常为自己身为官员感到羞愧。

1063年，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为了修筑帝陵，凤翔府要负责提供大批木料。光这件事，就耗费了苏轼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大旱，河水干涸，木料根本运不出去，苏轼内心极其痛苦。他在诗里说，帝陵工期迫近，府里县里都在逼迫百姓，帝王的身后事谁也不敢反对，可是“民劳吏宜羞”。当官不能为民造福，反而使民众不堪重负，那就应该感到羞耻——他是在警告其他的官员，也是在责备自己。

他为此感到气馁，觉得做官没什么意思。一天，他登上宝鸡县斯飞阁，极目远眺，开始思念故乡。他在心中问自己：“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谁让我留恋官位，而轻易抛弃故土呢？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像渔父樵夫一样悠然度日了！

宋选离任后，接任凤翔知府的是陈希亮。陈希亮是眉州人，按理说，他既是苏轼的老乡、长辈，也是其顶头上司，二人应该有一段融洽的共事经历才对。而实际上，两人却颇不对付。这让苏轼吃了不少苦头。

史载，陈希亮是一名雷厉风行、刚毅干练的能吏，“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到任后，他听到凤翔府中的差役都尊称苏轼为“苏贤良”，就很生气地说：“府判官就是府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的。”虽然板子打在差役们身上，但难堪的却是苏轼。

由于苏轼才气过人，他写的公文，以前宋选在任时几乎一字不改。但陈希亮不一样，总是毫不客气地删改，来来..都表示不满意。这又让以文章自负的苏轼颇为难受。

二人的摩擦多了之后，苏轼不愿意和陈希亮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以至于官府宴请、衙门开会都会缺席。陈希亮一怒之下，向朝廷弹劾苏轼，导致苏轼被罚了八斤铜。

到了年底，陈希亮建了一座凌虚台，落成后请苏轼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

年轻气盛的苏轼认为“报复”这名“恶上司”的机会来了，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凌虚台记》。《凌虚台记》跟常规纪念盛事的歌颂文章完全不一样，此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想要通过建筑一座高台来夸耀于世，这是不靠谱的。苏轼在文中说，不要说高台起、高台塌，本身就是速朽的，更何况你真有自己可以依仗的本领，也不会依仗一座高台来青史留名吧。

如此语带讥讽地内涵凌虚台的建造者，陈希亮读完后，这次却一字不改，还命人刻写在石头上。

多年后，苏轼才明白，陈希亮为什么以往老是要为难他。陈希亮私下曾对人说，我挫苏轼的锐气，是怕他年少得志，将来要吃大亏。苏轼知道这一点后，一辈子感念这名前辈的大恩。

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后来成了苏轼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熟知的成语“河东狮吼”，就是苏轼调侃陈季常惧内而来的。苏轼曾应陈季常所请，为陈希亮写传记，其中一段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陈希亮）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因为体会不到陈希亮故意刁难自己的深意，苏轼早已后悔了。

正是有宋选、陈希亮这样的人，从正面鼓励，也从反面打击，才有了一个逐渐成熟和超脱的苏轼。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宋英宗想破格将他召入翰林院，让他担任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历史上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升上去的。

但宰相韩琦反对宋英宗的决定，他说苏轼还年轻，缺少历练，骤然提升不能服众。

最终，苏轼参加馆阁考试，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直史官，专门编修国史。

就在这时候，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年仅27岁，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王弗16岁过门，跟苏轼过了十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惜这段姻缘就此戛然而止，两人生死殊途。

苏轼想起王弗刚过门，苏轼读书时，她只是坐在一旁做针线活，没有人知道她其实知书识字。直到有一次，苏轼背书，背着背着卡壳了，在一旁的王弗悄悄提示了一句。这让苏轼大吃一惊，拿起书逐一考问王弗，结果她都能答出来。

苏轼做官后，王弗陪同到了凤翔。每次有客人来找苏轼，她都躲在屏风后听双方谈话，客人离去后，她会帮丈夫判断此人值不值得深交。她知道丈夫心直口快，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丈夫在复杂的人性面前少栽跟头。苏轼回忆说，她的这些观察和判断，事后大多得到了证实。

王弗死后，苏轼很长时间都感觉失去了依靠，颇为失落。在王弗去世十年后，他还做梦梦到了她，醒来悲痛欲绝。他披衣下床，写下了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王弗去世第二年，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朝廷派了官船，护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老家，苏轼兄弟扶柩返乡守制。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还乡。

▲眉山市三苏雕像 图源/图虫创意

03

当苏轼在27个月后从家乡返回帝都时，朝廷上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1069年，熙宁二年，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揭开影响北宋历史的新政序幕。但变法从一开始，朝廷上的士大夫就没有达成过共识。这导致此后的朝廷政治走向撕裂、攻讦与党争。

1070年的科举考试，吕惠卿是主考官，苏轼是考官之一。当时的举子知道皇帝热衷变法，所以都在考卷里面鼓吹变法伟大。一个叫叶祖洽的考生，在试卷中答道：祖宗法度，苟且因循，皇帝应该和豪杰之臣一起，“合谋而鼎新之”。这种言论本身并没有错，但考官之间由于立场的不同，导致对这种言论的评价差异甚大。

苏轼认为，叶祖洽这种考生谄媚君王，应该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直接将叶祖洽的考卷列为第一名。

苏轼对这个结果十分气愤，话不多说就给宋神宗写了折子，说古代的名医都是有什么本领就治什么病，没那个本领就不敢乱来，而现在的医生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这跟操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宋神宗看完后，非但没有反感苏轼的直谏，反而颇为欣赏。他把苏轼的折子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确实很有才，可惜路子不正。

宋神宗还是决定召见苏轼，想跟他见面聊聊。

1071年，熙宁四年，正月，宋神宗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面对宋神宗关于变法意见的询问，苏轼直言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对于变法操之过急了。宋神宗略作沉思后说，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想想。

退朝后，苏轼很兴奋地将这次召见说给同事和朋友听。这件事也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他担心苏轼的书生之见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不久，针对中书政事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所，希望改革吏治。宋神宗想到苏轼，意欲调任苏轼到这个新部门。当皇帝询问王安石的意见时，王安石却直言不讳：“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

后来，宋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陛下不过是听了苏轼的言论而已，这些言论又没有可用之处，恐怕不宜轻率任用。”

最终，在这一轮人事任命中，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王安石的用意，是要让繁杂的首都行政事务困住苏轼，使他没时间对朝廷上的事发表意见。

▲王安石画像

后人回顾这场变法，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各方的选择与作为。简单来说，王安石眼光向上，主张变法是对皇权和国力负责。经过这场变法，北宋确实强盛了一些，尤其是国库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代价。而苏轼看到的，恰恰是变法的代价。

与王安石相反，苏轼眼光向下，看到了变法的具体执行和落地过程中，一步步演变成对老百姓的盘剥。这种认识跟苏轼的情怀、出身和地域都有关系。苏轼来自四川，四川在北宋开国后的半个世纪内，是全国最乱的地区，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多次起义。原因正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深度盘剥的模式，逼得当地底层民众没有活路。这段历史，离苏轼生活的年代不过三四十年时间，他对此肯定感触颇深。所以当他目睹底层民众在王安石新法的搜刮之下痛苦呻吟时，就本能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蜀人有一种独立天地的思想根源——擅言辞而好论理，不认同世上有所谓的权威存在。苏轼从政，每次都站到当权派的反对立场上，奋不顾身，争论事理，就是源于此。

苏轼曾对好友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于是，政治斗争的黑暗很快扑向了他。

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在五年前父亲病逝时乘官船归蜀丁忧，趁机满载货物，贩卖私盐和瓷器等。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朝廷竟然煞有介事地派出六路兵马，追查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不了了之。这起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诬告风波，使苏轼的名声严重受损，天下人不问是非，只知道苏轼涉嫌“贩私”罪。

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至此，那些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等，退休的退休，归隐的归隐，离京的离京。变法派取得了人事上的全面胜利。

去往杭州任职的路上，苏轼过陈州（今属河南周口）与弟弟苏辙一家相聚，住了两个多月。随后，苏辙送哥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在那里，他们一起拜见了退休定居于此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年过六旬，须发皆白，步履蹒跚。他一生历经宦海波澜，受到无数次攻击和造谣，人家把许多不可启齿的污蔑之辞扣在他头上。苏轼在这两三年的政坛风波中，才深刻体会到恩师的不容易。

苏轼兄弟与欧阳修饮酒赋诗，畅谈终日。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就病逝了。

在杭州，新法的执行依然让苏轼不吐不快。他在诗里讽刺新法不顾底层死活，而这为他后来遭遇文字狱积累了“证据”。

新法实行后，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米贱钱荒。以救济农民青黄不接为名，由官府放贷的青苗法，这时顺理成章地给下层民众设了一道“陷阱”。虽然其本意也不算坏，但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强制。地方官为了多赚取利息，邀功请赏，在规定的利息外又附加各种名目的勒索。本利相加，遇上天灾人祸，农民根本无法偿清国家贷款，在官府催逼之下，只得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偿还官债，最后弄得倾家荡产。

苏轼在一首诗里讽刺青苗法说：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跟国家贷了款，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破了产。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青苗法手续繁杂，农民为了办理这些贷款手续，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的时间耗在城里，耽误了生产劳动，唯一的“好处”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这些破产的农民，最终铤而走险，做起了私盐生意，导致杭州官府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即便到了除夕，苏轼还在忙碌，将狱中囚犯一个个点名过目。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逼无奈，很想将他们释放。但他终归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骂自己太怂：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承认自己太怂的苏轼，这段时间开始了他的填词生涯。从此，一个不世出的伟大词人上路了。

中举前，他忙着读书，而且太年轻，没有机会参加宴饮酒会，也就没什么机会接触词这一俗称“艳科”的体裁。开始为官的前十年，他是一个积极的儒家入世主义者，也没什么精力和欲望去留意词的创作。直到出任杭州通判后，他结识了前辈词人张先。

张先是宋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以“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带“影”字的词句闻名，被称为“张三影”。苏轼与张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但两人相处颇为自得。张先成为苏轼步入词坛的引路人。民间至今还传说，张先85岁时纳妾，苏轼写了“一树梨花压海棠”进行调侃。张先89岁去世的时候，苏轼写了《祭张子野文》寄托哀思，回忆两人在杭州结下的忘年之交。

步入词坛的苏轼，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写出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是1076年的中秋节，40岁的苏轼面对一轮明月，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趁酒兴正酣，挥笔而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当时，苏轼已调离杭州，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有两年了。写完这阕词的第二年，他又被调到徐州，然后调到湖州，直到一场差点要了脑袋的牢狱之灾降临他的身上。

▲纪录片《苏东坡》截屏

04

1079年，元丰二年。命中大劫，苏轼差点扛不过去。

有人拿他的诗和给朝廷的上表，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朝廷下令，抓人！

当时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从帝都开封到湖州颇费时间，新党骨干、御史台中书丞李定，为寻找执行逮捕任务的人选而发愁，考虑许久，选中皇甫僎作为抓人领队。

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与两名台卒，日夜兼程，奔赴湖州。这时，驸马都尉王诜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通风报信。苏辙立即派人赶往湖州，希望赶超皇甫僎，好让哥哥提早得知消息，做好心理准备。

皇甫僎的儿子不巧途中生病，耽搁了行程。这样，苏轼提前知道了即将到来的命运。

然而，当皇甫僎一行人出现在湖州地方官署时，苏轼还是相当惊恐。根据他事后的回忆，两名抓人的士兵拘捕他一个地方官，就跟抓一个盗贼一样。

苏轼预料自己必死无疑，首先想到的是跟妻子告别，给弟弟苏辙留封遗书，托付后事。船行到太湖，他欲投水自尽，但想到一死可能连累弟弟，他忍住了。

苏轼下狱的日子里，一些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另一些人则替这名当世第一大才子求情。连他的政治对手、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替他求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某天入夜，一个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