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桩乾隆时代骇人听闻的奇案。
这个案子记载于全士潮的《驳案新编》。全士潮生卒年不详，家乡籍贯不详，乾隆年间做过刑部司务厅司务、陕西司主事等职。所以有机会获得一手司法档案，编成《驳案新编》一书。
案子发生在广东的陆丰县，时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据两广总督杨景素的奏折，案情是这样的：
陆丰县有一监生，名叫郑会通（又名郑文焕）。家中有兄弟七人，早已分家析产，各过各的。其他兄弟皆能自求温饱，只有郑会通，“平日游荡好讼，将所分田产销化殆尽”，然后便屡屡向亲兄弟和堂兄弟们借贷，借不到便“心怀忿恨”。
乾隆三十七年，黄应元、陈德芳、颜景高、黄若能等外族之人联合向郑会通逼债，共计番银二千三百圆。郑还不起这笔钱，于是经“中证公议”，郑的田园粮房被估价为“银一千三百圆”，由黄应元等人拿去变卖抵债。郑会通对黄应元等人心怀忿恨，遂与自己的好友周维玉（身份是惠州府碣石同知衙门书办）商议，由周代写了诉状，于同年十月，以郑会通之母蔡氏的名义，向县衙控告黄应元等人“诱赌占产”——也就是设局诱惑郑会通参赌，然后一起作弊让郑输了个倾家荡产。
孰料，郑母蔡氏知道此事后，指派了次子郑会寅带着文书前往县衙，说“诱赌占产”的诉状不是自己写的，与自己无关，是“冒名捏控”。县衙于是“传同教官将郑会通责处”。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三月，郑会通又因借了堂弟郑会坤兄弟“番银二百六十圆”还不起，被郑会坤斥责侮辱。郑会通又去找到周维玉商议，以“侵吞粮银”的罪名，将郑会坤告在了碣石同知衙门。没成想，这次又是郑会通之母蔡氏站出来，向衙门讲述事情始末，将案子给撤销了。衙门还判决郑会通必须立即想办法偿还欠郑会坤的银两。
因另一个堂弟郑会贞在冲突中支持郑会坤，斥责了郑会通，四月份，郑会通又把郑会贞给告到了同知衙门。理由是郑会贞原本姓彭，是其叔郑伦锦从外面带回来的养子，没有资格待在郑家继承资产，应将其逐回彭家。这次也是周维玉帮着写的诉状。然后，郑会通的母亲蔡氏再度出马，先是责骂郑会通挟嫌报复，然后让四儿子郑会礼带着文件，与族长郑伦伯等人一起前往衙门支持郑会贞。结果郑会通又输了官司，再次被“发学戒饬”。
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八月，郑会通实在是“贫无聊赖”，穷得过不下去了，便想将自己居住的那部分“公屋”给卖了。郑氏族人，包括前面提到的郑会坤、郑会寅等全都不同意。郑会通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也不想让这些阻挠自己卖屋的族人好过，遂决定搞出一场惊天大案，让所有得罪过自己的人都去死。
杨景素的奏折如此描述郑会通的作案经过：
“（郑会通）欲图设法陷害，又虑小事不足破败其家，起意匿名诬首郑会坤谋为不轨，并郑会礼、郑会端帮同招党，以图查拿泄忿。复恐人少不足动听，随开造一册，先写各项文武官职，次填姓名。将郑会礼、郑会端及阻止卖屋之郑会寅、郑会里、郑阿拱、郑阿果、郑会揆、郑阿选六人，词证陈锡钦等，并赊借不遂、平日争角有嫌之郑奇栋等七十六人，与伊侄郑阿地一并开入册内，俱作为随同谋逆之人。又捏写海丰县监生吴姓匿名首呈。”所谓“谋为不轨”、任命“各项文武官职”，指向的是谋反大罪。将亲兄弟郑会寅和一干堂兄弟全裹进去，则显示郑会通已经不想活了——按大清律，“谋逆”者正犯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和同居者，不管是不是一个姓氏，都得死；正犯的亲伯叔父、兄弟之子，只要是年满十六岁者，不论户籍在不在一起，不论身体有没有残疾，也都得死。其他族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和女眷，一概发配为奴。把亲兄弟和堂兄弟裹进谋反大案，郑会通自己显然活不了。他要的，是所有与自己有过节者一起陪葬。写完匿名举报信后，郑会通又去找到周维玉，商议怎样投递举报信才会有效果，最后决定“用武职官封投递将军衙门”。周维玉还启动自己的专业能力，给举报信做了润色，添入“召集英雄猛将兵马先攻陆丰城池”之类的字样，给文武官册盖上了“兴汉龙章”，还将与自己平日有过节的“陈捷楷等十六人”填进了官册。见官册还没填满，又让郑会坤捏造了一批并无其人的假姓名添上。最后，周维玉对郑会通说：郑氏家族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举报信里了，偏偏没有你郑会通，这是个大破绽，“必动人疑”。本就不想活了的郑会通，于是将自己的名字也填了进去。九月份，郑会通花了四十文钱，让一个挑夫将举报信投进了广州将军衙门。时任广州将军的永玮不敢怠慢，迅速与广东巡抚李质颖、两广总督杨景素成立了“专案组”。很快，郑会通挟仇报复、捏造谋反大案的前因后果，便被调查了出来。以上叙述，主要依据官方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些地方，需要做一点补充和纠正。比如：（1）郑会通之所以在兄弟七人中沦落至最穷困的境地，很可能与他试图走科举之路有关，“监生”的身份便是用来参加科举考试。致力于科举应试，往往意味着不事生产吃老本。而整个清代近300年，海陆丰地区只出了24名进士，209名举人，平均下来每年不足一人。郑会通想要走通科举这条路，难度可以说非常之大。这大约也是他不受母亲与兄弟待见的主因。可惜的是，档案中没有提及郑会通的年龄，所以不知道他在科举这条路上挣扎了多久。（2）有一点信息非常重要。那就是在乾隆三十七年的时候，郑会通名下仍有独立的“田园粮房”，这笔资产被逼债的黄应元等人估价为“银一千三百圆”。这里指的是自外国流入的洋银元，按广东十三行的兑换标准，一个洋银元约等于0.717两清朝的库平银。也就是说，此时的郑会通仍拥有价值930余两库平银的固定资产。乾隆时代的米价约为一两银子一石，清代一石大米约重156.45市斤。这意味着郑会通的这笔固定资产约相当于14.5万市斤大米。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据此可以推测，在这笔资产被夺走之前，郑会通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官府的调查报告里，也没有他欠同族之钱的记录。（3）郑会通为什么会欠下黄应元等人番银二千三百圆这样一笔巨款？官府的档案里完全没有交代。郑会通自己的说法是遭人“诱赌占产”。这是不是事实？不好确定。因为官府的调查报告仅说郑会通假冒母亲蔡氏的名义把黄应元给告了，蔡氏不愿被儿子“冒名捏控”，所以郑会通输了官司。郑会通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名义去告黄应元等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监生参与..会被地方学政部门惩罚，《儒林外史》里便有监生因..被教育部门收管监禁的情节。至于蔡氏为何不肯让儿子冒名，内中有何种家庭矛盾存在，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在清代的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诱赌占产”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民间诈骗手段。（4）“田园粮房”被黄应元等人夺走后，郑会通的人生即跌入谷底，只能住进家族的“公屋”里。官方的调查档案中，开始出现他向同族亲友借贷后还不起，诱发矛盾冲突的记载。五年后，郑会通沦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动了卖掉“公屋”的念头，被族人所阻。于是，人性之恶在绝望中被彻底激发。郑会通决定伪造谋反大案，借官府之手来一场“诛九族”，将包括自己的母亲、同胞兄弟、族人在内的一切有过节者，集体拖入地狱。他要与自己生活的那个人间，同归于尽。但，在这桩案子里，郑会通并不是最可怕的“恶”。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由两广总督杨景素等人组成的“专案组”。他们分明已经查出了所谓的“谋反大案”并不存在，纯属郑会通与周维玉捏造，却仍做出了如下判罚：（2）郑会寅、郑会礼、郑会里、郑阿拱、郑阿果、周维发、周廷、周阿才，判处斩立决，照例先行刺字。（3）郑阿地、郑阿丙、郑阿坵、郑阿奠、周阿添、周阿受并张氏等，判处发给功臣之家为奴。（4）郑会通之母蔡氏流放三千里，允许“收赎”，也就是允许花钱赎买该刑罚。郑会通与周维玉被处死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郑会寅、郑会礼、周维发这些人也得死？为什么连郑会通的老母亲蔡氏也要被流放？所谓的谋反大案，明明就不存在；他们在整个案件里，明明什么事情也没干。原因很简单。在乾隆四十二年的清帝国，面对这种没有成例可循的奇案，下自督抚、上至刑部，没有人敢站出来，真正地从法律角度去处理这个案子。找不到成例，便意味着若要公正处理此案，则需要对大清律例做出一些新解释和新补充。谁出面给出新补充和新解释，谁就得承担莫测的风险。所以，最安全的做法，便是将这场“伪造谋反案”，干脆也当成“谋反案”来判决。在与“谋反”二字相关的案件里，轻重难决时一律从重，是清帝国官场多年来不成文的规矩。“伪造谋反案”也不妨如此办理。毕竟，专案组需要顾虑这类言论：郑会通既然敢伪造谋反案，其居心与胆量可谓与谋反者相差无几，轻判是何道理？刑部后来的批复，便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肯定“专案组”对郑会通与周维玉的定罪。内中说，郑、周二人的所作所为“罪大恶极”，均应“比照大逆”治罪，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其他人的判罚，也是“比照大逆”来定的。与此同时，案子也进入到了乾隆皇帝的视野。他左看右看这桩奇案，再左瞧右瞧刑部与专案组送来的判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最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批示道：“该犯虽身撄显戮，而其意中所本欲倾诬者，亦不能免。俾无赖之徒，竟得拼一死，以遂其所愿，未为平允。”大意是：郑会通这恶贼，自己虽然被凌迟处死了，但按现在这个判决，他想要陷害的那些人一个也没逃掉。这等于是让这无赖之徒拼着一死，借朝廷的刀，完成了心愿。这可不行。堂堂朝廷岂能成为无赖之徒借刀杀人的工具？
于是，乾隆皇帝做出了新的判决：郑会通、周维玉仍维持原判；但郑会通既然忍心以“大逆”这种罪名来诬陷自己的兄弟，可见他蔑视天伦，与亲人之间的恩义早已断绝，所以可略作变通，不连坐郑会寅这些人——“此案除逆犯郑会通之妻子，仍照大逆缘坐律定拟外，其本被该逆犯倾陷之郑会寅等，著与讯明之无干人众，一并省释”。皇帝还说，释放郑会寅这些人的目的，是要让郑会通这类恶徒，“知害人适以自害，无所施其倾陷伎俩”。内阁接到谕旨后，随即对判决做出了修正。因为皇帝改判的目的，只在不能让郑会通“遂其所愿”，所以被释放者仅限于郑会通想要陷害的那一批人，也就是郑会寅、郑会礼、郑会里、郑阿拱、郑阿果、郑阿地、郑阿丙、郑阿坵、郑阿奠以及蔡氏这些人。那些与周维玉有关之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周维发、周廷、周阿才仍被判“斩监侯秋后处决”（见上图）；周阿添、周阿受及周家的女眷仍“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乾隆说，这些人由“斩立决”改为“斩监侯”，已是自己大发仁慈之心。
②《海陆丰历史文化丛书卷三：教育与科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③《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④金恒源：《再说雍正》之“康雍朝米价之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⑤《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1452页。*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