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的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中国历史上有伏生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知道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与秦始皇的焚书暴政对抗，将《尚书》这部典籍，部分保存了下来。伏生是如何保护《尚书》的？《典籍里的中国》借倪大红扮演的伏生，“口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引用略长，不耐可跳过）：“我名伏胜，自幼读《书》。……我壮年时曾为秦博士，秦起焚书之火，天下《书》大都被毁。……我家藏之《书》，或为仅存一部，我视《书》如命，我与我妻我子，为逃兵火，带上一车《书》，坐马车出咸阳回山东老家，中途遭遇兵劫，爱子护《书》，以命相搏，被乱兵杀死。我与妻女颠沛流离。我妻病重，那年天降大雪，小女险些冻饿致死。逃难的人真是太可怜，为取暖要烧掉一车书简，我妻誓死力拒，哭嚎向民众。妻说，这一车《书》，是爱子以命相搏，才得保全。我妻一路挨饿受冻，已经气衰力竭。我妻深知这一车《书》，如爱子性命，已经比她自己的性命更为贵重了。那一夜，我妻躺在我怀中病亡，永远地留在了那片荒野。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未曾想，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家乡也遭兵火，只好将《书》藏于故宅墙内，外出避难。二十余年颠沛在外，我无时无刻不挂念家中藏《书》。待天下初定，再回家园，发掘墙壁，书简多已朽毁，完整的篇目仅余二十八篇。我一生护《书》，未曾想，《书》却因我残缺大半，我愧对先人，愧对我逝去的妻儿。”
据《史记·儒林传》的记载，伏生是济南人，做过秦的博士。秦始皇焚书，伏生遂将《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后逢战乱，伏生流亡他乡。汉朝建立后，伏生回乡发掘藏书，已损失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于是便以这剩下的二十多篇文字，在齐鲁之地收徒传教。再后来，汉文帝寻访懂《尚书》者，只找到伏生一人。此时的伏生年已九十有余，无法前往长安。只好由朝廷派了太常使掌故晁错，前去济南向伏生学习。略言之，伏生冒险藏书是真，妻儿为护书而死则是戏剧化演绎，史籍中并无任何相关记载。对一档文化节目而言，这种演绎属于合理想象，并无不妥。（附带一点题外话：节目最大的败笔，其实是让伏生朗诵“伪古文尚书”、被“伪古文尚书”感动。对《尚书》源流略有常识者，看到这些情节是会感到尴尬的。）要理解“伏生”的伟大，需要先了解《尚书》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运动中，居于一种怎样的特殊地位。“焚书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该政策出自李斯所请，其具体内容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据学者辛德勇的考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一句中的“偶语”，其实是“寓言”一词的原始写法，所谓“偶语《诗》《书》”，意思是“借用《诗经》和《尚书》来说事儿”，也就是援引《诗经》《尚书》这些古籍的文字和思想，来评论现实。
李斯之所以单单将《诗经》与《尚书》拎出来，以“弃市”为威慑手段，禁止天下读书人拿这两本书里的内容说事，是因为这两部书在倡导同一种政治伦理：希望统治者尊重民意、实行德治。这种政治伦理，秦始皇与李斯并不认同。作为一位秦博士，伏生自然了解《尚书》的敏感程度。他的博士身份，也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殊待遇。史料说得明白，可以合法收藏《尚书》等敏感图书的，是“博士官所职”，也就是博士们供职的机构，而非博士个人。这种机构藏书的特权，本质仍是一种阻断知识与思想流通的垄断手段。非但如此，还可以合理推测，在秦始皇启动焚书之后，博士们手中是否仍私藏有《诗经》和《尚书》，将是一件受到重点监督的事情。因为秦王朝设博士数十人，其主要职责，便是为皇帝提供知识咨询，并参与政事讨论；而焚书运动，又恰恰发端于博士在朝堂议论政务时，让秦始皇与李斯感到不高兴。伏生了解这一切，却仍选择将《尚书》私藏了起来。惟有理解了上述时代背景，才能从《史记》那平静的九个字里——“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窥见一位读书人保存道义的巨大勇气。在公元前213年开启的那场文化浩劫里，伏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秦始皇启动焚书后，正游历鲁地的原魏国大梁人陈馀（更可能是逃亡，因陈馀属于秦王朝重点打击的“豪杰”）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说：“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孔鲋却说：“吾将藏之，以待其求”，他并不害怕犯下私藏书籍的死罪，反将书籍藏在了房宅的墙壁之中，坚信这些书籍将来必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孔鲋后来投奔陈涉，死于反秦战争。（另有一说称，藏书者是孔鲋之弟孔腾）。再如，《周官》（后称《周礼》）是一部战国时代儒家学者综合整理而成的政论书籍。因其施政主张与“商君之法”相反，在秦末也是重点搜求焚烧的对象。该书在西汉重现天日，主要归功于河间地区一位叫做“李氏”的普通百姓。他将该书献给了四处搜罗先秦典籍的河间献王刘德（前155-前130在位），刘德再将此书献给西汉朝廷。其主要内容，遂得以保存至今。从年龄推算，这位“李氏”不太可能是秦代人，但他手里的《周礼》，必定来自某位充满了勇气的秦末读书人。这类未能留下姓名的盗火者，在秦末的文化浩劫中，想必还有不少。与《尚书》同属重点打击对象的《诗经》，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三百零五篇俱全，便是靠着那些无名的盗火者。《汉书·艺文志》里说得很清楚：“（《诗经》）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之故也。”
先秦读书人有口授传统，《诗经》恰又适合咏唱。这是它比《尚书》幸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民间仍有读书人敢于咏唱《诗经》，该书就不会消亡。但吟诵《诗经》同样具有风险，同样需要勇气。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终于写完了他那光耀千古的巨作《史记》。此时，距离伏生冒险保存《尚书》并传给晁错，已过去了约八十年。秦末那场文化浩劫留下的创伤，在司马迁这里仍未痊愈。他于《六国年表》里感叹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秦始皇焚烧《诗经》《尚书》与诸侯国史书；《诗经》《尚书》在今天还能见到，是因为有盗火者将它们藏在了民间。那只藏在周王室的“史记”，却永永远远地消失了。沉痛的历史教训让司马迁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自己苦心孤诣撰写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包括伏生、孔鲋在内的、那些伟大的秦末读书人，向他传递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想让《史记》永久流传，首要之务绝不是藏于秘府，而是让它进入民间，在读书人当中自由流通。
（注：本文史料，主要来自《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此外还参考了辛德勇的《生死秦始皇》与刘光裕的《先秦两汉出版史论》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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