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科幻的厄休拉·勒古恩，如何让世界变得“足够陌生”

2014年，厄休拉·勒古恩被授予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声誉，美国国度图书奖。在那篇名为《自由》的获奖演说开首，她传播要“与所有迄今为止一向被清扫在文学界之外的作家配合享有它——那些写奇幻和科幻的作家伙伴，那些写想象性作品的人，曩昔五十年间，他们一向看着这枚艳丽奖章落入那些所谓的实际主义作家之手。”

厄休拉·勒古恩，平生获奖无数，同时获得来自类型文学和主流文学界的第一流别赞誉，也与菲利浦·迪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等作家一般，历久被学术界所存眷。说起她时，或许无需锐意加上任何标签（科幻/奇幻/女作家）。“文学巨匠”四个字，她当之无愧。

作家舟·沃顿（Jo Walton）曾说：“厄休拉是如斯卓越，以至于主流文学界再也无法轻蔑科幻。”

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她的作品，如何向她进修，又可以学到些什么？应该若何懂得科幻和奇幻写作的意义，幻想“想象力”的意义，懂得“想象”与所谓“实际”之间的关系，与曩昔、当下和将来之间的关系？经由阅读想象性作品，我们若何可以有或者学会在这个残暴的实际世界中更好地活下去？

太空人类学的想象力

想象一颗与世阻隔的遥远星球，冰雪笼盖，终年严寒。

内陆人称之为“格森”（Gethen），而第一批外来者则称之为“冬星”。

想象这里的居民，他们与地球人类的式样相差不多，唯独滋生体式极为稀奇：格森人生来双性同体。他们的性周期约为二十八天，个中“索慕期”（somer）约为三周，在此时代，个别的两套生殖系统都处于受按捺状况，没有性别和性征，没有性激动；而在为期一周的“克慕期”（kemmer）中，个别会在荷尔蒙感化下随机改变为男性或女性，进行性运动；克慕期竣事后，若是转化为女性的个别怀孕了，就会持续维持女性性征，直到哺乳期竣事，再回到索慕状况。几乎每个格森人平生中都做过汉子也做过女人，做过父亲也做过母亲，做过同性恋也做过异性恋。

如今，想象你是一位来到这颗星球上的大使，名叫金利·艾（Genly Ai），男性，深色皮肤。你代表一个名为“伊库盟”（Ekumen）的组织，后者由漫衍在八十余颗星球上的三千多个族群构成，其宗旨在于促进分歧星球、分歧族群之间的商业和常识交流。你的义务是说服格森人到场伊库盟。

记载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想象你或者遭遇的难题吧，想象你要若何对格森人注释那些在你看来不言自明、理所当然、从来如斯、无可置疑的“常识”：汉子/女人，性别脚色，社会分工，父权制，母性，焦点家庭……想象你要若何注释那些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强项/虚弱，支配/顺从，自动/被动，征服/服从……

想象你在格森人眼中是如何一种神怪的存在吧：一个永远处于克慕状况的性失常。恶心！

想象你为了完成义务，不得不与他们（她们/它们？）之中的某些人互相懂得，竖立信任和友情，甚至……

想象这里还有几多有待你索求和进修的生疏事物：说话、民风、传说、崇奉、政治、科技、地舆、天气、物种、食物……

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厄休拉最负盛名的作品《阴郁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这部出书于1969年的长篇小说，无论对彼时照样今日的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都同样震撼，同样迷人，也同样令人疑心。

科幻小说本来能够如许写吗？

1979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在他的《科幻小说变形记》（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一书中，提出一种颇为艰涩，也颇富争议的科幻界说。他声称，科幻是“一种认知性生疏化的文学”，“它的充要前提在于生疏化（estrangement）与认知（cognition）的在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而它的首要形式装配是一种替代作者经验情况的想象框架。”“它的稀奇之处，在于可以被认知性逻辑所确证的捏造性新异（novum）在其叙事中占主导或霸权地位。”

所谓“生疏化”，源自俄国..指摘，意在强调文学说话与平常说话之间的区别。但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德国戏剧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那边，生疏化（平日译作“间离结果”）不光仅发生在审美与形式的层面上，更关联着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批判性认知功能。在苏恩文看来，布莱希特的生疏化理论，正能够用来解说“实际主义”与“非实际主义”文学之间的区别。若是说，所谓的“实际主义”文学，老是在那些不言自明、理所当然、从来如斯、无可置疑的“实际轨则”（laws of reality）限制局限内睁开故事，那么“非实际主义”（也即广义的“幻想文学”，包罗科幻、奇幻、可骇、神话、童话等等），则能够经由生疏化手法，让人们用有距离感的目光去审视看似平时之物，从而反思、批判和推翻那些撑持“实际轨则”的意识形态。

记载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那么，科幻与“非科幻的非实际主义文学”之间又有何分歧呢？在苏恩文看来，这一区分的要害就在于“认知”。在这里，“认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科学”，也等同于一种汗青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脑筋体式。固然“非科幻的非实际主义文学”也经由生疏化手法，指导读者去质疑作者经验世界中的各类实际轨则，却无法对其睁开科学的剖析，而往往经由逃避实际，或许倒置实际轨则的体式，实现必然水平上的愿望知足。在此过程中，非但无法拆解意识形态中的二元对立，反而令其获得强化。譬如在童话或奇幻故事中，穷汉能够经由点石成金术酿成富人，这类想象是生疏化的，却缺乏认知功能；与之比拟，马克思对于剩余价格的发现，才是真正的科学认知。

在此根蒂上，苏恩文借用来自拉丁语的“新异”（novum）一词，以标记读者经验世界与科幻中捏造世界的分歧之处。他强调：“科幻小说的根基张力，是读者（代表了我们时代的必然数量的人类的类型）与那由新异所带来的，包抄着我们，并施展出必然水平匹敌性的‘未知’（Unknown）或‘他者’（Other）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反过来又使隐含读者的经验规范变得生疏起来。”简而言之，新异能够唤起生疏化，并指导读者走向认知。

能够说，“生疏化”“认知”与“新异”这三个要害词，其实是彼此包含、辩证一体的关系，而位于其焦点的恰是“批判性”。苏恩文的科幻理论，与其说是测验区分“科幻”与“非科幻”文类，不如说是要区分“（批判性的）好科幻”和“（非批判性的）坏科幻”。

若是我们将“新异”划分为“科技”与“人文”两大领域，那么很多最为公共所熟知的科幻作品，往往热衷于索求前一个领域，却在后一个领域中因循守旧，甚至布满成规老例和刻板印象。《阴郁的左手》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做到了太多科幻作品未能做到的事。个中并不乏“科技的新异”，譬如“安塞波”（ansible），一种可以在相距遥远的两个所在之间实现瞬时通信的设备（奥森·斯科特·卡德后来在他的太空战争故事《安德的游戏》中借用了这个点子）；但“人文的新异”，譬如格森人的性/性别（sex/gender）机制，却远比前者更离经叛道，更推翻三观，更显现出一种布满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想象力。

金利·艾敷陈我们，已知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发源于海恩星（Hain）。海恩人在各星球上殖民，播撒生命，缔造分歧的生物与社会形态，分歧的种族与文明，地球人和格森人都同样是海恩人的造物。经由漫长的岁月，这些星球上的聪明种族彼此之间损失了关联，也无从知晓本身的发源，直到他们起头成长星际航行手艺，吩咐使者，开展交流，到场伊库盟。这就是厄休拉笔下“海恩系列”（Hainish Cycle）的世界架构。

在这个系列中，有分歧的性别轨制，分歧的生产体式与社会构造，分歧的物种形态，分歧的习惯与崇奉，分歧的说话。这些故事描画的并非仇敌、怪物、奴隶或宠物的形象，而是与地球人类有差别也有关联的同胞；它们如同形形..的脑筋实验，让我们看到其他或者的生活体式。

或许我们能够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海默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太空人类学”（Space Anthropology）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海恩系列”，以及厄休拉绝大多数科幻创作的内核：“太空人类学的想象力。”

奥梅拉斯的孩子

1954年，美国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Tom Godwin）在《惊异》（Astounding）杂志上登载短篇小说《冷漠的方程式》（The Cold Equations）。小说讲述在星际垦荒时代，一艘急救飞船衔命飞往方针行星，为六名抱病的探险队成员输送能够救命的血清。旅途中，驾驶员发现个中一名队员的妹妹、一位无邪艳丽的十八岁姑娘，竟为了去探望哥哥而偷偷藏在飞船上。

按照星际条例，“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刻抛出舱外。”因为“h量的燃料不克给重量m+x的急救飞船供给平安达到目的地的动力”。偷渡者的额外重量，会使飞船在下降时提前耗尽燃料而坠毁，造成驾驶员、偷渡者与六名探险队员的灭亡。尽管于心不忍，驾驶员仍不得不将残暴的实情示知姑娘。最终姑娘不得不擦干眼泪走入气舱，驾驶员不得不轻轻推下一根红杆。

记载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跟着空气从气舱涌出，飞船轻轻地晃了晃，墙壁有点振动，似乎什么器材在经由的时候撞在外层门上，接着什么也没有了，飞船又稳稳当本地下降着。”

如今，请在心里问一问本身：若是你是驾驶员，会怎么做？

《冷漠的方程式》不光是科幻史上被频频计较的一篇经典之作，更呈现了一种始终无解的现代性悖论，一种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铁笼”的文学隐喻。从地球到“垦荒地带”，从探险队到飞船驾驶员，从“星际条例”到代表“天然轨则”的冷漠方程式，从小说的作者和编纂，到每一位认可“姑娘必需死”的读者，都组成这座铁笼上周详的零件。

而那位死于铁笼的艳丽姑娘，老是以“鬼魂”的姿态络续重返：她是1884年“木犀草”（Mignonette）号海难中被其他落难船员分食的17岁少年理查德·派克（Richard Parker）；是《窟窿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一书中，在一桩设想的窟窿探险遇难案中被吃掉的受害者；是“电车悖论”中谁人被绑在轨道上动弹不得的人；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残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所悼念的那些被各类手艺性把持手段所抹去的“他人的脸”；是《蝙蝠侠：阴郁骑士》中另一艘船上的囚犯们；是《雪国列车》中那些为了维系列车行驶，终日在车头地板下做着非人工作的孩子们。

她陪伴刘慈欣提出的谁人最终问题络续回到我们眼前：“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需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对此，独一的尺度谜底来自维德：“失去人道，失去好多；失去..，失去一切！”

　否则又能怎么样呢？

若是你曾为这些故事这些脚色感应气愤、纠结、忧伤、绝望，那么请跟我一路来读厄休拉揭橥于1973年的故事《那些脱离奥梅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奥梅拉斯是一座童话般完美的城市。但在城市的某个地下室里，有一个生成弱智的十岁孩子，他是整座城中独一不幸的人。“他的腿像麻秆一般细，瘦弱的身体上肚子显得稀奇凸起。他天天就靠半碗油拌玉米面度日。他裸体赤身，因为老是坐在本身的屎尿里，他的屁股和大腿上生满了疮。”恰是这个孩子的悲凉际遇换来全城人的幸福，但只要有任何一小我对那孩子施以援手，哪怕只是说出一句同情的话，奥梅拉斯的所有繁荣美妙就会在瞬间烟消云散。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有些人会来看这个孩子，会感应震惊、生气、疼痛、力所不及，然后逐渐找到各类来由来说服本身接管实际。

在故事最后一段，厄休拉敷陈我们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偶然会有那么一两小我，在见过那个孩子之后，选择脱离这座城市。“他们走进阴郁，一去不回。他们要去的处所对我们来说比这个欢欣之城更不可思议。我没法描述。或许谁人处所基本就不存在。不外他们似乎知道本身的偏向——那些脱离奥梅拉斯的人。”

脱离奥梅拉斯之后去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现成谜底。

记载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1974年，厄休拉在她的长篇小说《一无所有》和短篇小说《革命前一天》（The Day Before the Revolution）中，给我们供应了一种或者的回覆。

《革命前一天》的写作时间晚于《一无所有》，讲述的倒是后者的前传。厄休拉在媒介开宗明义地敷陈我们，故事主人公莱娅·阿西奥·奥多（Laia Asieo Odo），恰是“那些脱离奥梅拉斯的人之一”。她曾向导革命，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作。她的思惟来自于老子、珀西·雪莱、彼得·克鲁泡特金、艾玛·戈德曼与保罗·古德曼。故事环绕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一天睁开。彼时她已年逾古稀，被崇敬者们视作慈爱的奶奶，但她的思惟依旧布满锋芒。她梦见死去多年的丈夫，她的革命伴侣；她读信、预备演讲，回应人们提出的问题；她独自偷偷溜上肮脏、嘈杂的陌头，她一辈子在这里生活。“独眼的妇人无精打采地叫卖蔬菜，智力缺陷的乞丐拍着苍蝇，这些都是她的乡亲妇女。她们看上去像她一般，可悲、可厌、可鄙、可怜、可弃。她们是她的姐妹，她的同胞。”

《一无所有》环绕位于天仓五星系的行星乌拉斯（Urras）和它的卫星阿纳瑞斯（Anarres）睁开。乌拉斯就是一个更大标准的奥梅拉斯，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世界。两百多年前，一群跟随奥多、自称“奥多主义者”（Odonians）的人们在那边动员革命。之后他们脱离了乌拉斯，来到贫瘠萧疏的阿纳瑞斯，测验扶植一种新的生活体式，没有私有制，没有统治阶级，平等、合作——一个让奥梅拉斯的孩子可以获得庄严与幸福的处所。

两百多年后，小说主人公谢维克（Shevek）在阿纳瑞斯长大。为揭橥本身的科学功效，他脱离故里前去乌拉斯。

小说共十三章，双线交织叙事。第一章讲述谢维克抵达乌拉斯，在短暂旅程中，他起劲去认识和适应另一个判然不同的世界。第二到十二的偶数章节，讲述谢维克曩昔在阿纳瑞斯的履历，他若何对理论物理学感乐趣，战胜各种难题对峙科学研究；若何逐渐对关于乌拉斯的传闻发生质疑。阿纳瑞斯并非完美，除了物质前提穷困之外，这里同样存在斗争、榨取、党同伐异。谢维克失望的同时，也对阿纳瑞斯之外的“别处”发生好奇，他决意前去乌拉斯，在那边揭橥本身的“共时理论”，并将其交给全人类（“共时理论”后来成为“安塞波”的根蒂，也成为“海恩宇宙”中各星系与文明之间交流的主要对象）。

第三到十一的奇数章节，讲述谢维克来到乌拉斯之后的履历。我们追随他的目光，从新审视本认为再熟悉不外的乌拉斯-奥梅拉斯；我们络续体认他的震惊、疑惑、气愤、不安；我们与他一路发现幸福之下的冷漠实情，发现谁人地下室的孩子——这恰是苏恩文所说的“认知性生疏化”结果。

在第十三章，谢维克搭乘另一艘飞船返回阿纳瑞斯。飞船上一名海恩人船员凯索，决意追随他一路上岸，穿过将阿纳瑞斯与外界阻隔开的围墙，去索求世界竖立交流。他们或者会死于气愤的暴民之手，也或者带来改变，从而避免阿纳瑞斯酿成另一个乌拉斯。

小说原本只有十二章，组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但却遭到本书第一位读者，达科·苏恩文的激烈否决。带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目光和一位同伙的好生之德”，他质问厄休拉：“十二章？它应该是奇数才对！这个闭环又是怎么回事？你不克关闭这个文本！这个环是打开的照样关上的？”

“环打开了。所有的门都打开了。”

那些脱离奥梅拉斯的人，总可以在看似是墙的处所打开门。

阴乌托邦

1982年，厄休拉撰写了一篇论说乌托邦的长文，《一个非欧几里得概念：加利福尼亚是个严寒之地》（A Non-Euclidean View of California as a Cold Place to Be）。文中指出，自柏拉图的《幻想国》以来，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乌托邦书写，无不是自上而下地设计出一个看似十全十美的处所。它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大法官”的乌托邦，是一种“欧几里得式思惟”的产品，痴迷于让悉数生活都处于理性的管制之下，痴迷于为人类带来幸福，而不管其价值是什么。它们是欧几里得式的，欧洲的，男性气质的。

如许的乌托邦在20世纪遭遇深刻危机，走向《我们》《一九八四》和《艳丽新世界》中的“恶托邦”（dystopia）。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用“冷/热社会”来描述“原始”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新石器革命以来的社会是“热的”，就像一个借助于汽锅与冷凝器络续缔造出的温差而做功的蒸汽机一般，凭借种姓和阶级的络续分化所带来的动力而加快转变；原始社会则是“冷的”，是自我限制且可持续的，就像上好弦的机械钟表，在没有摩擦的情形下，仅依靠最初赐与的能量就能够一向运转下去。

记载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受列维-斯特劳斯开导，厄休拉用道家的“阴/阳”概念来描画乌托邦：“乌托邦曾是阳的。……通亮、干燥、清楚、壮大、坚韧、自动、好斗、线性、进步、缔造、扩张、前行、炽烈。”然而，“我们的文明如今是如斯极致的阳，以至于任何改善其不公平或避免其自我扑灭的想象，都必需测验某一种逆转。”如同《道德经》中的规语：“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要维持“常”，就必需调转偏向，转向内部，转向“阴乌托邦”。

“阴郁、潮湿、昏黄、懦弱、屈就、被动、介入、圆融、轮回、平宁、滋养、猬缩、收缩，严寒。”

某种意义上，厄休拉的所有写作，都是在以分歧体式索求那些“阴乌托邦”。

她的“海恩宇宙”中，没有遍及的“宇宙真理”，没有独一的文明进化偏向，没有“适者生存”的冷漠铁律，没有“生存照样人道”的两难选择——那是奥梅拉斯人所面临的逆境，而在奥梅拉斯之外，总有“别处”存在。

她的“地海世界”中，没有大一统帝国，没有地舆上的中心与边缘，没有种族与文明之间的高级或初级之分，没有魔法系统的力量品级，没有帝王霸业与宫廷争斗，没有骑士击败恶龙拯救公主。取而代之的，是星罗棋布的群岛王国，是对于种族、性别、阶级地位等各种成规老例的推翻，是阴郁与光亮力量之间的转化和均衡，是“冷的”而非“热的”魔法。

还有那些“冷的”而非“热的”“西部故事”，譬如《赫恩家的人们》《水牛城女孩，今晚相约吧》，以及备受争议的长篇《总在回家》（Always Coming Home），看似与科幻或奇幻类型相去甚远。然而，若没有将加州视作“严寒之地”的“非欧几里得概念”，又何来海恩宇宙或群岛王国？

“热的”西部故事，是白人们以“淘金热”的名义来到这片地盘上，“征服西部”的故事，是汉子们所讲述的故事，是英勇的牛仔覆灭桀野蛮的印第安人的故事。

“冷的”西部故事，则是厄休拉的父亲和其他人类学家们，从美洲原居民部落的视角所睁开的故事——她在文章中引用了父亲书中的一句话：“加州印第安人……平日斩钉截铁地拒绝测验（绘制地图），声称本身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只有欧几里得式的乌托邦才可以被测绘。

“冷的”西部故事，也是女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是厄休拉的姨姥姥和外祖母的故事，是那些出自女作家之手，却络续被轻忽，被遗忘，甚至被男作家盗用的故事——在散文集《我以文字为业》中，她频频谈到这些故事，谈到它们对她的影响。

“冷的”西部故事，是“郊狼国度”的故事，是一种早已存在，却始终遭到消抹和压制的“阴乌托邦”。为了脱离奥梅拉斯，厄休拉率领我们去海恩宇宙中寻找，去地海世界中寻找，也去她出生成长的处所寻找。

总在出发，总在脱离，总在回家。

《一个非欧几里得概念》的创作缘起，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授罗伯特·C·艾略特。后者的《乌托邦的外形》（The Shape of Utopia）一书中有一句话，被厄休拉在文中频频引用：“若是要挽回这个词（乌托邦），就需要有如许一种人，他曾追随乌托邦进入谁人在大法官的视域后敞开的深渊，并从另一边爬出来。”

另一句被频频引用的话，来自沼地霍皮人（Swampy Cree）的一句俚语，用于描述豪猪若何倒退进入岩缝：Usapuyew usu wapiw! （他向撤退，向前看。）

文章结尾处，厄休拉谈到，在如许一个日益艰难的时代，本身经常会被追问：“你是要写实际世界的不公与吃力难，照样要写供应逃避与劝慰的幻想故事？”

人们总进展她二者择一，但这只不外是来自傲法官的选择：是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照样没有自由的幸福？

对此，独一能给出的回覆是：不。

回身，向撤退，脱离大法官的视域，脱离二元对立的国度。

回家。

2014年，当厄休拉得知本身将被授予美国国度图书奖之后，她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去预备那场六分多钟的获奖演讲，频频推敲，频频点窜，一遍又一遍。

演讲稿内容随后在网上被疯狂流传和商议，个中引用率最高的那段话是如许说的：

“艰难的时代要来了，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将会需要另一些作家的声音，他们可以看到与我们当下分歧的生活体式，可以穿过我们饱受惧怕之吃力的社会，穿过其对手艺的痴迷，去看到其他生存道路，甚至可以想象进展的真正泥土。我们将会需要可以记住自由的作家——诗人，富有远见的人（visionaries）——可以把握一种更大实际的实际主义者。”

如今，你是否对这段话有了更多一点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