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DCB 2020，启迪“球球”新征程

PICCOLETO II研究^[2]是另一项2020年发表的国际性、开放标签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对比DCB和EES治疗SVD（2.00-2.75 mm）的疗效。6个月随访研究结果发现，DCB组的主要研究终点LLL更低（0.04 vs.0.17 mm，优效性P值=0.03，图2），最小管腔直径和管腔狭窄百分比在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DES组MACE发生率略高于DCB组（7.5% vs. 5.6%，P =0.55），且DES组自发性心肌梗死（4.7% vs. 1.9%，P =0.23）和血管形成事件（1.8% vs. 0%，p =0.15）的发生率均稍高。凭着较新一代EES具有更好的造影结果和相似的临床结局，本研究为DCB在此类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此外，RESTORE SVD China研究2年随访结果显示，RESTORE DCB和RESOLUTE-DES相比，TLF和TLR不存在统计学差异（5.2 vs. 3.7%, p =0.75；5.2 vs. 2.8%, p =0.50）^[3]。功能学检查显示，患者术后9个月，DCB组和DES组QFR值也相当（0.88±0.23 vs. 0.92±0.12，p =0.12）^[4]。

自2004年首个DCB治疗ISR的临床研究即PACCOCATH-ISR研究启动开始，DCB在ISR治疗方面积累了最为丰富的研究证据，DCB和DES已成为冠脉ISR标准的治疗方法。不过，DCB和DES在治疗ISR方面，孰优孰劣，尚不明确。2020年发表在JACC杂志的DAEDALUS研究^[7]通过荟萃分析进一步探讨了DCB对不同支架类型所致ISR（BMS或DES）的疗效，该荟萃分析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研究，其中BMS-ISR共722处病变，DES-ISR共1377处病变，结果发现，BMS-ISR患者接受DCB或DES治疗术后3年主要有效性终点即TLR、主要安全性终点（全因死亡、MI、靶病变血栓组成的复合终点）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令人意外的是，DES-ISR患者接受DCB成形术后发生TLR的风险高于接受DES植入治疗，而全因死亡、MI、靶病变血栓组成的复合事件发生率低于DES组。该研究提示，对于BMS-ISR患者而言，DCB和DES疗效相似，而DES-ISR患者可能更倾向使用DES，不过就临床实践而言，术者仍需权衡DES略优的疗效和多层支架套叠导致的事件风险。就再狭窄性而言，在OCT指导下，有研究指出，均质性内膜增生导致的ISR，更适合DCB治疗，而高异质性内膜增生导致的ISR，接受DES治疗效果更好^[8]。

虽然，DCB大佬Scheller教授在JACC发表了重磅Meta分析，提示DCB有降低冠心病死亡率的趋势，但由于此类“拼凑”研究的质量存在很大顾虑，所以定论犹有极大争议。不过，笔者坚信，只要选对适应证、充分探究好DCB治疗的各种细节、控制好各个环节潜在的风险，在此类冠心病患者中，“球球”一定是挚爱选择。

另外，腔内影像学技术（特别是OCT）的逐步普及以及各种生理功能学评估工具（如QFR、caFFR、OFR等）的推出，能否帮助“球球”更好、更准地治疗冠心病，尚需更多研究探索。

2021年，国内将有十余款“球球”可用，但是孰优孰劣，大部分临床数据都还只是停留在治疗ISR和小血管病变上面。然而，众多DCB治疗De novo病变（特别是大血管病变）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启动前，我们希望看到DCB精细探索研究先行，为DCB治疗所有De novo病变的标准化操作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