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游戏不应称为“精神鸦片”?

2018年，中国队在雅加达亚运会电子竞技表演项目上斩获两金一银，粉丝和从业者欢欣鼓舞，一些主流媒体也发现玩游戏可以为国争光，不吝赞美之词。近6亿游戏玩家，一年超过2000亿元的销售收入，一场《英雄联盟》赛事的直播能吸引1.2亿观众……游戏，似乎在中国迎来了“高光时刻”。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惊呼游戏产业的“至暗时刻”来了。2018年，因国家主管部门机构调整，而暂停了游戏版号发放。那年8月底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更明文提到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各家网游公司股票当即大跌，甚至有市值陡然蒸发上千亿者。

游戏的正反两面，都需要被整个社会更清楚地看见。

主流舆论的逐渐宽容

不可取的“电子海洛因”之说

在持续三十年围绕游戏的争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比喻，称游戏是“电子海洛因”，也有称“电子可卡因”或“精神鸦片”的。总之，同意此论者，将游戏比作..，将玩家视作瘾君子，加以斥责管制整顿，便似乎有了天然合法性。

在主流语境里，游戏总是代表着欲望和冲动。/《穿越火线》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曾表示：“当我们通过一个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我们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199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第一次用“电子可卡因”来比喻电子游戏，2000年5月9日《光明日报》某报道则第一次用“电子海洛因”来比喻电脑游戏，由此，一种特定的认知框架开始成型。

..的快感、成瘾、毒害等特征被移植到游戏之上，为社会共识提供了对游戏的某种特定理解方式；同时，这一隐喻还勾连了鸦片战争的屈辱、海外舶来的网游流行、网上外国文化内容有害等多重意象，给游戏涂抹了“列强压迫”“文化入侵”的象征色彩。这个比喻是重要的武器，推动了游戏及其玩家在中国被污名化甚至病理化，更一度影响了关于游戏的政策方向。

但事实上呢？如今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玩游戏几乎无可避免，他们接触这种新媒介、投身这种新体验。关于孩子玩游戏这件事，作为父母师长，是应该完全禁止，还是放任自流，抑或予以关注、加以引导？关于6亿玩家、游戏企业每年销售2000亿元这些事，作为政府部门，是应该禁止、限制，还是规范与扶持？

如果我们采用“游戏是..”的认知框架，那无疑应该禁止玩游戏，禁止制造和销售游戏。但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也无益于我们讨论和解决相关的问题。

我曾搜集并分析了近40年来《人民日报》上所有关于“游戏”的1700多篇图文报道，发现它们对游戏、玩家及游戏行为的态度倾向发生了明显转变——1989—2001年没有一篇正面报道，近5年来负面报道占比则仅为13%。而报道游戏时的框架，也由曾经的“危害青少年”“治安管理”为主，变为了2012年后以“产业经济”“文娱新方式”为主。作为权威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对待游戏的看法的转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说明主流舆论对游戏有了更多理解与宽容。“电子海洛因”之论已不足取。

既不可或缺，又多食有害

那游戏更像什么呢？如果非要比喻，我觉得最贴切的应该是，游戏像糖，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糖，然而多食却又有害。

吃糖让我们快乐，玩游戏也是。有哪个孩子不爱吃糖呢？又有哪个孩子不喜欢玩游戏呢？而孩子，不正是曾经的我们，更加纯真、忠于本能、难以自控的那个版本的我们？糖或者游戏，带给我们真正的愉悦欢欣，在我们疲惫和抑郁时予以抚慰，在我们闲暇和兴奋时予以助兴，陪伴我们度过幸福时刻，留下美好回忆。

糖对我们有用，游戏也是，它们都带来快乐。然而糖不仅仅带来快乐，它还是人类作为碳基生物的最本质的需要。糖作为三大营养物质之一，为身体提供能量来源。而关于游戏，康德、席勒、赫伊津哈等多位先哲，都曾肯定过广义的游戏对人类个体及社会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游戏”其实和“具有理性”“使用工具”类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

骑马打仗捉迷藏、捞鱼捕虫过家家，既是个体不断了解自我、开发智力体力、学习生活必备技能的过程，也是人际交往、融入社会、权力竞争的练习。而说到底，包括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等在内的数字游戏，只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游戏在最近几十年演化的新方式、新体验。

吃糖有可能越吃越想吃，玩游戏也是。研究表明，吃甜食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等化学物质，令人愉悦，也可能累积依赖性。而在模拟捕猎、采集、战斗的游戏中，在玩耍中不断寻找模式、搜寻信息、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向血液中不断喷射内啡肽、多巴胺等物质作为奖赏，这是经过上万代自然选择与进化的结果。

糖吃多了对我们有害，游戏玩过量了也是。随着生活变得丰裕，人类总体上摄取了越来越多的糖。吃糖过量可能导致蛀牙、骨质疏松、肥胖症，进而引发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

世卫组织2015年发布的糖摄入指南，建议成人和儿童应将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降至其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如果进一步降低到5%以下或每天摄入大约25克则更有益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也建议每天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实际上呢？有新闻称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糖摄入量约53.7克。而近日媒体另一则报道亦可作旁证：上海市消保委检测了27家奶茶店，27杯“正常甜度”奶茶中的平均含糖量是每杯34克，最高的一杯含糖62克；另有20杯宣称无糖的样品，竟全都测出了糖分。所以，各种加工食品和饮料中几乎无所不在的糖，让你一不小心就吃过量。而玩游戏过量的害处不用多说，可能损害健康、挤占学习工作时间精力、影响人际关系等。

对待糖，需要了解和控制，对待游戏也是。美国是糖分摄入大国，肥胖者也很多；但有研究表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肥胖比例要远远大于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更高。这是对如何选择健康饮食的认知、家庭生活方式和育儿方式等差异导致的。类似地，如今每个孩子可能都会玩数字游戏，但是师长们是否想过，在数以万计的游戏产品中，你希望孩子玩的是哪些？最好别玩的是哪些？你知道孩子在玩哪些游戏吗？他/她为什么喜欢这些游戏？这既是单纯的选择，同时也是教育本身。

善用“生命之糖”

才可以带来快乐和能量

要知道，人们并不会害怕孩子因为“读书”或“看电影”这种媒介使用行为，就会“变坏”或“沉迷”。因为我们了解这些传统媒介，懂得分辨其中内容的优劣、善恶、品位、价值，理解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引导孩子的选择。但是同样的人，却害怕孩子由于“玩游戏”这种媒介使用行为而“沉迷”或“变坏”。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数字游戏，不具备辨别其高下的能力，无法给孩子建议与帮助。

作为对比，根据美国娱乐软件协会（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ESA）2017年度的报告，美国家长中有90%要求孩子必须征得同意后才能购买某款数字游戏，有94%会留意孩子在玩什么游戏，有67%每周至少跟孩子一起玩一次游戏。孩子常玩游戏的美国父母中有85%表示非常熟悉美国的游戏分级体系，有71%表示数字游戏对孩子的生活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总之，游戏像糖，这个比喻可以作为我们思考游戏是什么、如何看待玩游戏的另一个开端。同时，比喻也只是比喻。真正深入而审慎的探讨，仍然要回到游戏本身，去了解其信息内容、游戏机制、商业模式、玩家社群、线上文化，了解这个让数以亿计人畅游其中的新世界。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去发掘和推动游戏带来更大的价值。

例如，游戏如今被广泛地认为是绝佳的学习手段。由美国资深教育记者格雷格·托波所著的《游戏改变教育：数字游戏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变聪明》一书，并非空泛地探讨“玩数字游戏有益还是有害”，而是尝试观察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新体验和新机制，在美国如何被引入教育改革的领域，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格雷格·托波通过丰富的采访调研和资料引证，向我们揭示了游戏给美国教育带来的新浪潮。

他山之石，未必能简单复制到中国社会之中。但类似的思考确实拓展了我们对数字游戏的认知，让我们更加严肃认真地思考“玩游戏”这件事。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游戏具备史无前例的互动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体验，游戏如果被精心设计，可能具备极佳的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允许体验者不断地犯错、不断地改进，鼓励体验者去理解规则、挑战规则，让他们在高度匹配自己能力的状态下进入“心流”状态并继续提升。善用生命之糖，游戏可以带来快乐，也可以提供能量。

（何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数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