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班没了，家长哭了

01.

被困在当下的家长

开头提到的这篇指导文章里给出的建议，认为“有担当”的家长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负面情绪传给孩子；也要学会和孩子沟通，“愿意用心倾听，愿意换位思考，愿意改变自己…当我们真正把孩子的需要放心中，就会拉近彼此距离”。

这听起来是很好的建议。过去我们也谈论过，心理学的依恋理论认为，从小培养的安全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着长远的影响，而孩子安全感的培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长对孩子情感需求的理解和满足。

虽然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把它变成谴责和施压家长的利器，那么它们又失去其真正的意义，因为对家长的施压和苛责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家长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共情自己的孩子？

要知道，家长对孩子的理解、共情、耐心是高强度的情绪劳动，这不仅对家长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它的效果还取决于家长的状态。大多数“科学育儿”的文章忽略的是，当家长自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或者抑郁的时候，他们对孩子情绪的理解和满足能力就会严重下降（Bernard et al., 2018）。

糟糕的生活环境对家长育儿能力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影响，贫困、家暴、拥挤的生活环境、不稳定的工作等风险因素会让家长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得他们理解孩子需求的敏感度下降，不能很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Finegood et al., 2016)。

其实任何人承受高压、面临危机或者抑郁的时候，都很难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人，只是当这个角色是家长时，人们就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家长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社会角色，他们也有工作、过往、有各种情感需求、面临各种困境，而家长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理解和满足孩子需求的能力。

《冬冬的假期》

这一点在对母亲的要求上尤为明显。一个女人只要生了孩子，社会就几乎把母亲变成了她唯一的身份，要求她为了孩子，把一切其它的需求和情感都搁置。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母亲的高要求并非只是“善意的期待”，而是对女性没有选择的现实压迫。

从进入职场开始，女性就面临着被怀孕和育儿限制发展机会。这种不公是因为社会要求女性承担最主要的养育责任，但同时也通过给予男性在职场的优势，巩固了父亲不需要承担太多育儿责任的现实。可是，女性在家庭中被索取和压榨劳动的同时，却得不到社会价值的肯定，也得不到法律的合理保护。

任何人在长期的不公待遇下，都可能变得焦躁、抑郁。但是由于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对母亲的要求，她们的情绪波动更容易被指责和无视，社会把她们的压力消解为“荷尔蒙失调”“更年期”，或者直接贴上无理取闹的标签。

在这种社会和家庭全方位的压迫和无视之下，女性还被要求做一个可以耐心地倾听、理解和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的母亲，合理吗？

人的情绪劳动能力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如果社会不能倾听、理解和满足家长的需求，减轻家长的压力，而只是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施压和责备，那么看起来以孩子利益为中心的家长教育，将会是给孩子成长增加的另一层风险。

02.

家长，也被困在过去

“科学育儿”的风潮创造了一条分割线，把一些育儿方式划分为为现代、进步的，一些划为传统、落后的。仿佛“落后”的家长只要相信“科学育儿”，就可以和孩子一同进入“现代”的时空，按照这个时代的设置进行养育。

但是，当社会要求家长以现代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以实现更好的未来的时候，却忽略了那些被迫不及待地抛弃的过去为何，又会怎样会在家长身上重现。

《过春天》

加博尔·马特（Gabor Maté）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及心理学科普书籍作家。十几年来，他写作了多本畅销且先锋的心理学科普书。他反复在书和演讲里告诉人们，如果孩子不被理解和满足情感需求，会留下依恋关系创伤(attachment trauma) ，对未来的身心健康有长期的影响。

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生活在发达国家、事业成功的白人男性，有着健康的身体，富足的生活，最“先进”的育儿知识，并且对人性充满关爱和悲悯，如果他都不是“好家长”，谁又可以是呢？

但是加博尔承认，他与孩子的交流甚少，并不够温暖，也不能给孩子安全感和满足孩子情感需求，给孩子带去了很多伤害。根据“科学育儿”的理念，他一点都不“现代”“进步”，甚至还非常“不合格”。很明显，这并不是因为加博尔知识不足或者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童年创伤。

加博尔在幼年时曾被父母“抛弃”，团聚后也总感到父母是抽离、冷漠的，这不仅使得他没有安全感，还发展出了注意力缺陷(ADD) ，并且成年后也长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由于童年经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不被爱、不被需要、没有价值，于是他长大后选择学医，并且长期服务临终病人，因为这让他感到被需要，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但即使已经收获了很多赞许，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仍然被无尽的寂寞感和痛苦包围，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所以他只有继续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让自己觉得可以活下去。

创伤驱动的行为和一般的热爱不同，他在工作中寻找价值变成了一种强迫行为，使他对工作成瘾(workaholic) 。加博尔沉迷工作是对自己童年创伤的安抚，可是这却让他也成为了一个缺席、疏离、冷淡的父亲，他的孩子也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没有价值。于是，他的孩子也成为了加博尔父母育儿方式的“受害者”——这就是代际创伤的传递。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责怪加博尔的父母，或者好奇他的祖父母是否也这样养育孩子？那得追溯到多少代才能找到那个“罪魁祸首”？

如果只把育儿看成是家长个人的行为模式和问题，我们就总会想找到有问题的个人，对他进行谴责和改造。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家长是被社会塑造的人，在谴责家长之前，不要忘了去看他们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再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育儿。

加博尔的父母为什么抛弃他？因为加博尔出生于1944年的一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家庭里。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纳粹就占领了布达佩斯。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抓捕，他的母亲必须把他交给其他人，以保护他的安全。

战争结束后，为什么他仍觉得父母很疏离？因为战后他的父母不堪忍受长期的社会动荡，带着希望举家移民到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他们却连生活来源都成问题，他的母亲长期以泪洗面，在生育了加博尔的弟弟后还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所以，在加博尔的童年里，即使他的父母已经竭尽全力去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安全、更适宜成长的环境，但他们的焦虑、恐惧和抑郁还是传递到了加博尔的身上。

毕竟，孩子的敏感程度是远超大人们想象的——加博尔出生后母亲向儿科医生求助，说孩子一直在哭，但医生说他接触到的所有犹太婴儿都在哭，这当然不是因为婴儿知道纳粹来了，而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捕捉到父母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婴儿也同样感到了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