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看不上很多视障者，觉得他们不想表现出盲态或被人认为是盲人，可一旦与其他人出现争执又特别强调盲人身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自己。他不介意被说是盲人，但也很少去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
刘天华做上第一份非按摩类的正式工作是在2009年。第一天..，同批入职的4个人， 陪同来公司的亲属共计6位。从德国飞来的教练听说后直接发问：“你们还在上幼儿园吗？”几位新人没反应过来。教练很生气：“以后上班天天让人送？要是连路都走不了，就别干这份工作了。”几人私下嘀咕，这教练可真不近人情。那么远的路，还要坐公交，盲人出行需要陪同有什么问题？直到了解这位同为盲人的教练也是一个人从德国汉堡出差来到深圳，乘机、住宿、市内交通全部自理。不可思议，刘天华想。那时候他还没料到，此后十余年中，留待自己去做的“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很多。
刘天华入职的企业名为“黑暗中对话”，1988年设立于德国，在全球以授权运营的形式开设体验馆，让来访者体验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也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工作坊..。2009年，“黑暗中对话”落地香港，并开始尝试向大陆发展。近水楼台的深圳成为试水地，刘天华是第一批体验馆“导赏员”和助理教练之一。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12年的按摩师。作为视障者，这是天经地义的营生，工作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有朋友曾接触“黑暗中对话”，他痛心疾首地劝人家：“你可别瞎折腾了，都是不正经的路。”最后4年是在一位熟客的帮助下去香港“打黑工”。凭着深圳8年攒下的客源，在北角租个房子，等客人上门。生活平淡而稳定。直到最后一次过关时突然被盘问，他心里知道，再去就危险了。生计就此断送，没了着落。一位加拿大的客人说认识某个五星级酒店的老板，介绍他去。应聘通过，都办了入职，他回家跟妻子说，我还是不干了。妻子很意外，问理由，他说：“那地方全都是小姑娘，太不方便。”这是借口。那么多年，除了在包吃住的盲人按摩店待着，就是妻子带着他生活。妻子低视力，但未全盲，刘天华出门全靠她。她不在时，他就哪里都不想去。新的工作环境中，他不知道如何一个人吃饭，去洗手间……也不愿意去尝试。“就像人变老一样，不一定是肌肉真的不行了，是受到别人的影射：老人就应该是那样的，你就要那样走路。盲人呢，就应该很低调，别去给人制造麻烦。”他回忆当时的心境。从3岁因青光眼视力受损开始，到23岁完全看不见，后天失明是个漫长的过程。尚能看见一点的时候，刘天华走路还很快，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盲人。后来视力一点点变差，人也一点点瑟缩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千万别招惹任何人”就成了信条。在失业中默默闷头难受的30多岁的刘天华，早已忘了自己曾是怎样一个不服输的少年。在他读小学的年代，老家哈尔滨还没有针对盲童的中学。所有同学小学毕业之后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学按摩。刘天华在一个盲童夏令营上认识了上海盲校的同学，听说上海有中学，正好父亲原本是上海人，就请求父亲托各种关系，破例去了上海借读。那是眼界开阔的两年。学校的所有学科都和普通中学一样，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因为学生是盲童就马马虎虎；作为“窗口学校”又有很多人来参观，刘天华获得了大量跟外界接触的机会，“见到很多可能性”。读书的乐趣也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你知道的东西多了，才会希望知道更多。”刘天华开始觉得，与其一辈子在一个小地方死守，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几年后，得知长春大学向社会开放招收盲人学生，刘天华果断报名了。令他失望的是，从大学老师那里接触到的观念，似乎还不及上海的中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放在了学习英文上。抱着“想出去闯荡闯荡”的心思，又背着吉他去了一家西餐厅。面试时中方总经理看他是盲人，直接拒绝。刘天华也有心理准备，没说什么，起身走出门。没走出多远，餐厅大老板回来了，是个韩国人，问他来做什么。“应聘歌手。”刘天华说。“那你唱来听听。”对方说。刘天华唱了几首英文歌，被留了下来。薪水挺高，他..驻唱四个月，赚回了三年学费。后来事情传到同学耳朵里，有人写信去“告状”，学校给了警告处分。但这段经历让年轻的刘天华觉得自己也“有点见识了"。这家在长春数一数二的西餐厅，当时的客人都是名流，同事也都是健视者。他第一次与非盲人群体在同一层面上有了大量对话，交往，也竞争。那时刘天华想，自己是有能力处理和“普通人”的关系的。
大学毕业后，刘天华本来争取到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但由于签证问题未能成行。这让他备受打击。90年代，毕业“包分配”的政策刚刚改革，所谓的“双向选择”对他来说等同于没有单位可去。问同学，同学在桑拿浴室里做按摩，说收入很高。他听了却很泄气：“ 不是看不起，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校友提到深圳有很多按摩店，客人都是香港人，小费也不错。刘天华心里一亮：深圳，那是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如果一样都要做按摩，去深圳不是更好？那个冬天，生活也给了他如同启示般的意象：大雪后去同学家串门，迷失在因寂静而消失的方向感中，遇到一个来帮忙的女孩，正好在深圳的一家报社上班，她说深圳是个非常好的城市。刘天华下定决心要去。那是1997年，京九铁路开通，从前70多个小时的路程，48小时就能抵达。刘天华买了硬座的车票，满怀着兴奋一路南下，完全没觉得累。1月的哈尔滨冷得令人绝望，而深圳温暖如春。一下车，扑面而来的空气让刘天华瞬间觉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看不见都觉得这个城市太干净了”，他决定要留在这儿。深圳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按摩行业黄金的时代。普通按摩师只要努力，一个月平均能赚到七八千块。“什么概念呢？那时候罗湖是深圳的中心，房价最贵，均价也才三四千。”刘天华回忆。整个店里300多按摩师，100多位都是盲人。没生意的时候，大家就在男洗手间聊天。商业中心的洗手间干净又宽敞，有一面特别大的玻璃正好对着深圳河，对面就是香港新界的山。熬过了南方闷热的夏天，秋高气爽时，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在那里充满激情地畅想，等以后有了足够的钱，要怎样出去逛一逛，走一走。盲人按摩店包吃住，大家都很少出门，也没什么消费，多数人想的都是多攒点积蓄后回家。当..成为第一要务，比拼的自然是谁有本事，谁有手腕，谁拿的小费多。也会为了“豪客”冲突、打架，“真的就像青楼的姑娘一样。”刘天华回忆起来，笑着调侃。就这样过了六年，直到非典爆发。街上所有的店都关了，老板也支撑不下去，宣布倒闭。不久之后的4月1日，张国荣跳楼，在刘天华的印象中，那就像一个时代的结束，一去不返。他的情绪跌到谷底。三个月后，非典过去，生意恢复了，刘天华又找了个地方继续按摩。但生活就像突然被踩下急刹车后重新启动，突然一切感觉都变了。每天上班下班，“..混日子”，刚毕业时那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逐渐从他身体中被抽离出去，越飘越远。
罗志霖第一次见到刘天华时很惊奇。通常同事来访，他们都会去接，刘天华是人直接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公司还不是临街，要往里走一段，再到2楼。我当时就想，盲人怎么会自己就敲门说，我到了？”罗志霖回忆。那是2011年，他在“黑暗中对话”上海总部的市场部门，刘天华则以深圳馆总教练的身份来出差。加入“黑暗中对话”两年，最初在德国教练的“高压”下，刘天华花了一段时间练习走路。其实没练几下就会了，拿着盲杖走路的技术非常简单，而过马路无论技术再怎么熟练也一样不安全。真正需要学习的，只是接受自己拿着盲杖在邻居面前走来走去的样子，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向人开口求助。“其实就是突破你自己心里的障碍。一旦走出这一步，原来的本性就都回来了。”刘天华说。独立出行对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自由”的感受，这对人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感有很高的提升。但在真正开始工作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并不清楚。刘天华见过太多视障群体相关的活动，大多是通过显示他们的不幸，让参与者感受到同情，以及难过之后对自身眼明的庆幸。直到第一次做企业工作坊的助教，他发现参与者们热烈讨论的点在于黑暗中没有视觉干扰，也就忽略了用视觉去评判人，而更多在意如何互相帮忙把事情完成。“也就是说，他们的化学反应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是因为新的协作和相处方式。这项工作根本不要求你展示你惨的那一面，而是强调你强的那一面。这一点特别好。”刘天华说。同事中有70%都是视障者，在全黑暗的环境中，他们的缺陷成为了优势。刘天华会在活动中“观察”参与者的表现，再在之后光明环境下的复盘中分享自己的见解。参与者中很多都是高管，能为这些在他看来非常聪明的人提供服务，帮他们找出问题，是一种挑战；而每当分析与观点收获共鸣，对参与者真正有所启发的时候，刘天华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从助教开始，他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系统学习麦肯锡的方法论，读《哈佛商业评论》……“原来根本就不会看的东西，变成有一段时间特别着迷，看到好文章简直想背下来。”他笑言。大约三分之一的客户高管说英文。刘天华在大学期间的英文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但还没达到能连续几小时熟练讲英语的程度，只敢做助教。老板说，不行，两年之内你必须要能做主教练。刘天华只好硬着头皮制定计划，给自己定下每天5000字的阅读量，读《南华早报》。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香港的主教练不在，老板说，你试试看。“真的压力很大。”刘天华回忆。他像念稿子一样讲完了所有内容，总算撑满全场。虽然自己不满意，但客户也没投诉，这一步总算迈出去了。后来这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千万别去想象一件事能不能做成，一想就会有无数问题让你觉得不能。把包往墙后面一扔，那就没办法了，你要想的就是怎么翻过墙去，把包拿回来。”从助教、主教练到深圳馆馆长，他接手的事情越来越多。第一次做销售工作，对方已经和上海总部谈过，但还希望与深圳体验馆当面聊聊。刘天华拿着盲杖去了约定的咖啡馆，和对面的两位男士坐下来谈。对方寒暄许久，就是不提正事，他实在忍不住问，要不要聊一聊需求？对方说，啊，不是还有人吗？刘天华说，没有了，就我一个人。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内心的屏障打破了，但外界对于盲人的认知还存在巨大偏差。后来有了协助销售的非盲人同事，刘天华仍然每次都争取一道去。有一次拿到腾讯的订单，他特别开心：“很多社会企业去抢，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我们靠实力拿到这单，竞争成功，特别好的感觉。”被平等对待，这是他真正在意的事。刘天华看不上很多视障者，觉得他们不想表现出盲态或被人认为是盲人，可一旦与其他人出现争执又特别强调盲人身份，觉得别人应该让着自己。他不介意被说是盲人，但也很少去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深圳“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按下了暂停键。没有活动就没收益，失业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94年出生的玲玲（化名）是体验馆最小的员工，她形容自己那段时间“特别丧”。和朋友聊天时，她在群里哀叹：“天呐，万一开不了馆怎么办，我要又回到魔界去了吗？不然去哪里，哪里会要我？”“魔界”是她和这群90后视障朋友们对盲人按摩行业的代称。高中毕业后，玲玲在按摩店上了大半年的班。她从来没有喜欢过这行，读书时对文化课都很有兴趣，一上按摩课就犯困；工作后谈不上厌恶，但也觉得枯燥，即便有顾客指名赞扬她手法好，也无法让她产生任何成就感。在她的感受里，盲人按摩店都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有客人就工作，没客人就睡觉、发呆、听网络小说；聊天话题永远是一天按了几个小时，挣了多少钱，她说起喜欢的书、剧还会被人教育玩心重，“应该好好钻研怎么有更多回头客”；但真正愿意学习的人极少，大家都觉得“何必想那么多，学这个、学那个，反正也不能就业”……时间一长，她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也没有活力。“特别魔幻，特别可怕。觉得一天好难熬啊，时间过不去了。觉得没希望，除了按摩就是按摩。一辈子就这样了。……不是看不看得见的问题，不是视觉，是心都看不见了。”2016年，玲玲从从朋友那里了解到“黑暗中对话”。当时深圳馆并不缺人，刘天华只说，你可以来玩，以后有机会从..做起。玲玲想，那就去吧，学点东西也比每天在按摩店待着强。她至今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960块，还不够房租。但人生突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客户在暗黑环境中对她的需要，在能力范围内帮助到别人的成就感，因为活动而认识很多非视障的朋友，能够私下里一起去玩……这些东西让玲玲觉得，人生有了意义和乐趣。罗志霖说，与刘天华那代人不同，玲玲这一代年轻的视障者，能接触到的信息已经非常广而新，也会有很多想法和个人追求，但现实还是只能做按摩，这种冲突会越来越明显。玲玲回想起自己初来时接受刘天华和罗志霖的面试，咯咯直笑：“我那时候特别内向，他们问十句我能回答五句就不错了。”每次活动结束后，刘天华都会鼓励她不要紧张，大胆去说，说错也没关系。“每一次。换别人可能早没耐心这样带我了。”玲玲说。在她眼中，刘天华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无关能否看见，都愿意去学、去问，认真对待每一件事。而在罗志霖眼中，刘天华获取最新信息的能力很强，自己只知其一二的事，刘天华十有八九都能掌握；而且他中英文版书都能读，每周阅读量可达二三十万字。有一次内部读书会，《莫斯科绅士》中有一段关于蜂蜜的片段，刘天华的分享和描述让罗志霖觉得“特别美好”。从刘天华身上，他发现视障者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比常人多很多，因为这是他们主要的成长、娱乐源泉，而且他们的感知力也非常深刻。“我自己工作后没那么多时间去沉下心来读一本好书，但他的分享能激发我对书的热情和冲动，让我有机会摄取这样的感受力。”罗志霖说。 盲文点显器能够帮助视障者进行阅读
“黑暗中对话”深圳体验馆暂闭后，“深圳读书会”创始人汪洋联系到他们，表示可以合作开发“黑暗听书会”项目。汪洋希望这样的创新性项目，能让暂时没有收入但又具备独特阅读和分享能力的盲人们，在专业心理学者的配合下，围绕积极心理学主题展开线下分享与探讨，录制线上音频课程与播客..合作推出，并展开盲人讲书..，让更多盲人分享师站上舞台。罗志霖觉得这很有意义。他认识一位警察，由于见义勇为而意外失明，母亲每天以泪洗面，妻子也与之离婚。“他们觉得看不见就什么都完了。为什么？就是认为盲人无法产生社会价值。我们想改变的就是这种观念。”他认真地说。在罗志霖看来，社会对视障者的认知是有偏差的：“知道视障者能用手机的人可能还不到10%。”对于企业而言，为视障者安排岗位和团队角色也很难想象。刘天华调侃：“大家口头上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做，但心理上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只有当社会认知提升，盲人也拥有按摩行业以外的工作机会，才可能真正促进视障群体与社会的融合。他们计划一起把这个项目搬上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上盲人讲师说书；受捐99元，送出一份线下黑暗听书会门票。汪洋说，这是一种“回报”的姿态，因为了解与平等比关怀更重要。“公益应该是平等的价值交换。每个人都有优势和劣势，当一个人能够利用优势实现自我价值、被人尊重，才是公益真正的实现。”他这样说。汪洋曾数次参与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认同这个公益活动的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同时，微信的生态圈和社交属性也使得筹款相对简单快捷，效果直观。但他也意识到，筹款成功与否与公众的认知度有极大关系，如果不能让公众理解捐赠行为与自己的关联，就很难获得理解和认同。“互联网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容易了，但相对来讲人与人的交往也越来越浅。”汪洋表示。他希望捐赠者们不仅仅是在这一天凑个热闹,能够更多关注项目本身的内容、进度和结果。他将“99公益日”比喻为一个“放大器”，认为其功能应该是给本身就很好的项目拓展的机会，不是单纯给没有自循环能力的项目“薅羊毛”的机会,消耗公众对公益的热情，而是促进公益组织对终端的关注和自身的良性循环。
刘天华对于“黑暗听书会”在各大播客..上是否真的有竞争力抱有隐忧，但他愿意尝试，因为它可以发挥盲人同事们的优势，体验馆能带来的工作机会毕竟有限，而读书分享尤其是线上..的潜力无穷。
他更希望视障群体能得到更基本的权利保障，比如上大学的机会，学习更多学科的机会。他深知自己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盲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我挑战去走新的道路，但至少从社会层面而言，不给予盲人平等的获得知识的权利，然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是不公平的。“固有的想法永远是先判断盲人能做什么，然后让他做什么。”刘天华忍不住吐槽。“先假设这个人放在这儿有什么不能做的。如果没有，那就让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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