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性怀孕后困境多，“发钱”就能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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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剧《输赢》中，有一个叫肖芸的女销售怀孕3个月却不敢跟公司说，还硬撑着去陪客户喝酒，她在酒桌上的无力挣扎，揭开了女性在职场中的一大困境。

这一剧情在网上引发不少讨论，不少职场女性分享自己的经历，纷纷表示怀孕后的确对职业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这些年我国生育率有所下滑，原因之一就在于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不少人担心生育会对自己的事业产生影响。

职场女性的生育困境，该如何破解？有专家建议给生育的女性发钱，这能立竿见影提高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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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女性事业与生育难平衡

在《输赢》中，肖芸的部门要裁员，哪怕她的业绩不是垫底，却因为怀孕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感，一边向公司隐瞒，一边到处托关系找资源、拉客户。为了拉客户，她又得参加应酬，客户灌酒，她设法“喝假酒”，被客户拆穿后，差点被客户给潜规则了……

有观众会纳闷：怀孕了，干嘛不直接告诉公司啊？法律上不是规定了，不能因为女职员怀孕就辞退吗？

若单从法律角度看，我国对于怀孕与刚生产完的女职工的各项..还是相对完善的。

比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就规定，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或生育多胞胎的，产假时间还可增加。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等等。

加上随着二胎、三胎时代的到来，各地纷纷修改了计划生育条例，对孕产妇的保障有增无减。

问题是，此前诸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的很多条例，很多企业并没有做到。它们未给予女性足够的保障，职工的维权成本很高，而企业的违法成本很低。

《输赢》中，肖芸亲眼看到一个客户怀孕生产后，从经理变成了一个底层小职员。作为底层职员的她，哪怕怀孕时未被开除，她担心自己生完孩子回到职场，部门就没她的位置了。

从企业的角度看，有些企业的确也有难处。比如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女职员怀孕生产后，为了补这个缺，要不要招人？招人了，那等老员工生完娃回来，又怎么安置？再加上，女职员绝大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自行承担，比如企业得支付女职员休产假期间的基本工资等，有些生存困难的企业就觉得这是“冤枉钱”。

长此以往，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就缺乏招聘女职员的动力，从招聘到入职也会暴露出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针对女性的歧视。

比如“只招男性”或“男士优先”，为女职工制定“生育时间表”，要求女职工签订“在劳动合同期限的前三年内不得怀孕”的承诺书，对于怀孕的职工设法逼其辞职，或者予以降薪调岗等处理——这就导致女性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

《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当让职场妈妈对回归职场的难度进行打分（1-100分逐分难度提升）时，39.8%的职场妈妈选择了“60-80分”，36.5%的选择了“40-60分”，合计仅有16.2%的选择了40分以下。

另此前有调查显示，由于产假期间企业不得裁员、减薪、停缴社保，职场女性在晋升中感觉到性别不公的比例达58.7%，女性生育后回归职场后的晋升道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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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就能解决生育问题？

给生育的女性发钱，就能提高她们的生育意愿了吗？

效果不容乐观。归根结底是要消除生育女性在职场上的困境，而不是无视她们的职场困境，尔后给她们发钱弥补她们在职场上的委屈。

政府部门的确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应该更多在企业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通过税费减免、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与企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成本。

试想一下，如果企业不会因为女职员怀孕了就加大成本支出，甚至还可以得到政策优惠，企业自然就没有理由“歧视”怀孕的女职员。

但更进一步说，靠发钱——无论是给企业发，还是给怀孕的女职员发，都还只是“治标”。

学者朱荟、陆杰华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发现，相较于现金补贴、延长产假和育儿假等直接或间接强化家庭照顾子女责任的“家庭化”政策，托幼服务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介入。

这种“去家庭化”方式赋予家庭更多育儿选择，弱化了家庭的照料责任，减轻了母亲的养育负担，因而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生育效应。

换句话说，当前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和..，还是高度依赖于“家庭”，它强化的仍然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对育儿中的责任承担，这对于提振生育意愿的作用有限。

与之相对的，托幼服务是带有“去家庭化”性质的，通俗地理解，父母负责生，托幼机构可以帮忙一起养育，这能够真正地帮助女性从育儿中解脱出来，反而能够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即建立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

比如生育率很高的法国，儿童托幼服务体系很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

相形之下，托幼服务是我国的一大短板。

目前，在我国，0—3岁的托幼服务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3岁以下（不含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4%。我们需要在“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与配套保障上下功夫，减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归家庭的无奈。

如果女性生完孩子不用烦恼孩子由谁带，想回职场就回职场，那么生育对女性事业的影响也会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自然就会慢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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