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谈及“如何看待五一调休凑长假”时，经济学者宋清辉宣称：中国人假期太多了，全年近1/3时间在休假，应该减少一半。他在微博上是有着1013万粉丝的大V，这番话一时令许多人愕然。有人嘲讽他是“生活在月球上的经济学家”，还有人说“富有限制了一些专家的想像力”。被骂得太凶，他也只能高挂免战牌，说“一家之言，高抬贵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观点立场，前天在说到“如何委婉拒绝五一加班”时，他再次发微博说：“不应该拒绝，应该欣然接受。当前，国家尚未强大，还需要一大部分年轻人在假期期间坚守岗位，努力拼搏奋斗。”在这些发言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工业时代的：生产才带来产出，休闲和消费则不是。仿佛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永动机般地劳作（可谓“我工作故我在”），他们是“有灵魂的发动机”，要为整体的富强不懈努力，至于个体的需求，则被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程度。吃苦是当下的，享受则留待将来——反正等你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但麻烦之处在于，造成当下种种困境的，却也是这同一个原因：当所有人都拼命劳作时，整体边际效益就递减了，全民焦虑的“内卷”由此爆发。
自2015年以后，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生产、供应不足，恰恰是消费被长久压抑之后造成的内需不足。原本设立小长假的动因之一，也是为了刺激消费——说白一点，为了让你们有羊毛薅。现在这种倡议缩减假期、拼命工作的逻辑，却像是在人们已经吃不下的时候，还在不断上菜。很多管理者有这样的思维倾向，不是偶然的。相比起那些更早步入现代化门槛的发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急骤、“赶超”的意识尤为强烈。在近代“救亡”的压力之下，又势必造成一种不计代价追求富强的集体意志。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在长久以来的匮乏感驱使之下，对金钱可能更容易产生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求，即便这早就超出了他的实际需要。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文化问题。
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已洞悉了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冲动：“扩张的倾向是命中的劫数，是某种有着魔力的和强大的动力，它紧抓着、强迫着、耗尽着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不管你愿不愿意，觉不觉得，都是如此。”他说，对这些人来说，“方向即是渴望”，但他也以先知般的口吻预言，当这种冲动抵达极限之后，“无穷的孤独感就仿佛是浮士德式心灵的家”。
因为，问题在于：如果不顾一切的增长、朝向未来的进发就是全部目的，那么人就难逃被异化的命运。人们总有一天会醒悟：如果生产、积累、扩张就是目的，那么人是什么？答案或许是：人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这种思维渗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只有具备生产能力的人，才有资格生存。正因此，日前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说，“保险公司最担心的风险是长寿风险，你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亏得就越多。”在此，他并没有按经济学的逻辑把寿险的亏损归结为精算师需要调整的事，倒隐含着这样一层意味：一个人活得太久，会造成社会经济损失。这种“国计学”着眼的是国家层面的宏大目标，人在其中成了生产工具，为了优化实现目标的计划，对人口进行管控不仅有必要，也是必须的。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得用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于是，中国人从小就被鞭策着成为“有用人才”，但踏入职场后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黄金工作年限只有那么十几年，到35岁以上就开始被嫌弃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因为他们只能消耗物资，却不能带来有效经济产出。更进一步，这就导向社达的逻辑：只有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有权活下去、活得好。当它运行良好时，这样一种价值观能爆发出巨大的能动性，但人毕竟不是机器，在层层加码、内卷之后，物极必反，它就转向了原本追求目标的反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与其这样累死，还不如躺平算了。“丧文化”近五六年来流行，不是偶然的。这表明社会心理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们厌倦了不断飙高的打鸡血，压力如此之大，而目标的实现看起来又那么难，以至看起来如此可疑，从投入回报来看完全不值得。即便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劳碌，但内心却并不情愿，在这种情况下，“丧”是无法避免的。
很多人并未理解这一点，转而指责如今的年轻人受挫能力差、不够努力，甚至连那些曾经叛逆的意见领袖也持有这类论调。在一次受访中，韩寒就认为，没经过足够的努力，没资格“丧”，那纯粹只是好吃懒做而已。
一个人“丧”或许原因众多，但如果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那就不能归结为个人懒散了，而是一种结构性反应。连“丧”都需要有资格才能丧，仿佛某种特权，这本身就是令人窒息、让人很丧的一点。 的确，这两者从表象上看不无相似，但关键的差异点恐怕在于社会语境变了：“丧”对应的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结构性压力，身在其中的人们感到窒息，看不到希望，甚至也看不到努力可能带来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但“懒”就没有这样的语境，它只是一种道德化评判的品质，不涉及人的无意义感。正因此，一个人有可能在已经拼命努力的同时仍然丧到爆，因为他/她无从对抗那种无可遁逃的压力，甚至没得选。在这种情况下，“丧”好歹还算是在压力之下稍稍喘息，与自己和解；但它也谈不上“非暴力不合作”，因为你很可能内心抵触，但仍然不情不愿地做了。需要看清的一点是，那种一味追求产出、增长、有用的思维，与“丧文化”的流行正是一体两面。这正体现出社会力量的二元性：越是竭力倡导前者，不体贴个体生命的感受，就越容易让人感到丧。
此时反过来指责个人还不够努力，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结构性困境，因为这种困境其实恰恰是施压者造成的，此时仅靠受压者的个人道德努力是无法改善的，而需要全社会的反思。反过来说，在重压之下的“丧”，正表明中国人还未被完全异化，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感受，想要喘息，这是“人”觉醒的迹象。逻辑思维对孩子有多重要？从美国天才班甄选标准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