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后遗症：输入性通胀已影响到下游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正当时

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却迅速回暖，走出一道“V”字型反弹。

“从目前披露的经济指标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应该会取得不错的成绩，预计会高于6%的目标。”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月度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表示。

不过，刘瑞明发现，在总体向好过程中，改革仍存在着老问题、老难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从去年3、4月份M2增长回升之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局部市场出现了结构性通胀和相应的投机色彩。

“我们的政策最想刺激的是实体经济，但最终不仅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反而进入到虚拟经济的领域去，并没有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刘瑞明表示。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认为，这会导致债务的泡沫风险。今年纾困政策慢慢退出以后，信用风险上升，尤其是2021和2022年是整个债券到期规模最大的两个年份，在纾困政策退出后，违约率可能会明显上升。加上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明显，实体经济和下游企业面临了更多的困难，这会增大债务违约风险。

刘瑞明建议，短期内要高度关注政策非意图领域，进行合理政策的出台和细化政策的措施；长期内一定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脱实向虚？

自疫情以来，我国经济虽然短暂下行，但迅速反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35%，2月份CPI同比下降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7%，制造业PMI为48.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1.2%。可以说，在一些重要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增长速度，这不仅有去年的低基数效应在，也和经济快速恢复和整体环境向好密不可分。

“目前公布的数据，不仅出口增速非常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达到8.1%，也是近年来罕见的。但投资和消费仍然偏弱，从投资方面整体看，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只有1.7%，消费两年平均增速是3.2%。从这种情况看，外需快速增长对中国供给形成了利好。”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

在瑞信私人银行亚太区副主席陶冬看来，复苏分成两部分，一是产业链修复带来的供给端复苏，这种复苏一定是“V”型反弹；二是当财政政策效果过去之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所带来的消费者的复苏，这个过程会相当缓慢，是一个“U”型复苏，但至关重要。

“疫情之后的经济和传统复苏期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年一个大逻辑是全球贸易共振处在供需两旺中，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需求不太可能太差，外需是比较明显的利好。”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表示。

刘瑞明表示，下一阶段，制造业投资有可能出现较快回升，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仍然处在回升状态，基建投资回升可以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会有一系列重大项目向前推进。地方上也是积极响应，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各地都围绕着宏观、长期的规划和经济产业社会发布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相关规划，方方面面都能够支撑我国改革的推进和宏观经济的恢复。

但刘瑞明也注意到，尽管总体向好，但局部市场泡沫凸显，政策效力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形。比如房地产市场，价格呈现出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房地产的分化。

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也出现了小牛市的态势，火热异常，但今年以来局部下跌，导致信心不足，这根源上都和货币政策有关。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持续宽松，释放大量流动性，导致了内地的股票出现一种高震荡高波动的趋势。

更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流动性开始进入到上游大宗商品中，使得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去年3、4月份，货币增长速度上升以后，大宗商品市场超跌反弹，整体上涨趋势非常明显。特别是国外宽松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对我国产生输入性通胀的影响。目前，这已经影响到下游的生产。

“当前，信贷规模增速放缓，难以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企业利润相当长一段时间收缩，成本及费用呈扩张趋势；实体经济内部，所有制分化，民营企业处境更加艰难。”刘瑞明表示。

仍需要深层改革

在刘瑞明看来，之所以出现货币短期内追求投资品的情况，背后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复苏相对乏力，它的利润水平还没有到资本愿意投资的程度。因此，长期内依然存在脱实向虚的风险。要长期高度重视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并加以破解，否则任何一次政策干预和刺激都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态势。

“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这几年累计比重一直在下行，特别是最近，情况更加明显，从历史上最高位的80%多一直下降到了目前的个位数，和历史上相比，这是非常低的数字，这提示我们应该从长远来看目前宏观经济的形势，如果不能对改革中的难点进行着重破解，这样的长期问题依然会存在。”刘瑞明表示。

当前，下游产品市场基本实现了完全竞争，民营企业作为强竞争力的主体主导了这个市场。但是上游市场并不是如此，金融、土地、石油、电力、电信等一系列关系到国民经济核心命脉的领域，依然有非常明显的垄断特征。在最近几年，上游企业通过合并的方式来组成更大集团时，客观上会给市场上带来更大的垄断效应，会导致下游的民营企业处在更加艰难的位置。比如，从原材料上，出现利润转移机制，使得下游实体经济的利润率非常稀薄，大家纷纷退出市场。

此外，市场上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长期面临现金流紧张的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小微企业虽然贡献了GDP的相当一部分，但它的贷款额度非常少，所以不得不通过影子银行等方式来获得资金，而这又使得金融风险进一步累加。

“这些政策的尴尬，表面是货币的问题，但根源性的问题是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不彻底。如果能够抓住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牛鼻子，以它为核心推动改革，不仅能够破解短期政策改革，而且真正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使得实体经济恢复，从而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刘瑞明建议，短期内要高度关注政策非意图领域，进行合理政策的出台和细化政策的措施。对土地、房地产、股票市场进行相应监管，缓解这种政策格局。长期内一定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速营商服务公平化，加速公共服务均衡化，打破行业壁垒，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从而破解政策尴尬难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