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育是伪命题吗?新加坡实验了四十年踩过的那些“坑”….

随着双语学校数量的增加,“中英文双母语”成为了很多家庭对孩子的期望。然而,双语教学究竟如何展开,才能让孩子不仅掌握两种语言,还能扎根中国文化,了解世界文化?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就在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上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让我们看看邻国的新加坡,在双语教学这件事上,是如何下手的。
作者:万能鹿
本文原文来自:真棒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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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始终是个全世界性的难题,虽然近些年一线城市双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两种语言都要学,可能又都学得不够好,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扰。


而时间是最好的检验,不妨把视线投向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毕竟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以基本国策的方式推行双语教育,构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走过哪些弯路?又是如何调整和改进的?对我们的双语教育,有哪些启发?

《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这本书分享给大家,或许里面有你期待的答案。


01.
唯有母语
才能培养斗志和勇气

被英国先后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新加坡,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实在是务实且迫不得已的选择。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交通要塞,地窄人稠,物产不丰,除了对外贸易几乎没有别的生存出口

新加坡地图,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时起,语言状况就异常复杂:75%说着不同方言的华人,14%说着马来语的马来人,和8%同样说着不同语言的印度人。

多元种族的人民就好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虽然尽在眼前,却是被分开来的

新加坡的指示牌都要用4种语言写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国家的领袖,我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任何一个种族的语言文化,而是确保国家与全体人民能生存与进步。”

从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等目标出发,英语无疑是最佳选择。

有了英语作为共同语,为什么还要推广华语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李光耀在语言和文化的关联上,非常深刻的洞见。

1、母语,才能培养人民的斗志和骨气


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为了削弱了群体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可以这么说,新加坡早期受英文教育的人,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

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英校和华裔学生,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1957年,新加坡政府下令扫荡学校里的左翼份子,华裔学生团结一心,在华侨中学、中正中学静坐一两个星期,警察包围了学校,以为他们肚子饿了会放弃跑出去,但是他们的父母却把吃的、喝的、穿的丢进学校。

而另一面,英校的学生们却一如既往地开心玩乐。

目睹此景的李光耀感到深深的不安:“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是在玩游戏啊!如果不学华语,10年、15年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将有2/3是只有知识,只能服从政府政策的人,而不是有魄力有胆识的人。不改变这个现象,新加坡就完了。”  


母语,正是培养人民的斗志和骨气,为国家社会带来稳定和繁荣的关键。
 
而事实上,新加坡华校生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素质,确实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避免了让新加坡成为“伪西方社会”。 

新加坡早期的华校,教师是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子;课本讲述各种故事以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并激发民族自尊,以便能赶上西方。

他们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从合唱团到集体游戏,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

李光耀认为,华校生具备优秀素质同当时华校生的政治倾向无关,因为这些优秀素质是源于华校的传统和校风。


2、华语背后的传统价值观,更值得保留


很多人质疑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平,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争议不断的。
 
1980年著名的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人只学华语的时代就此终结;1987年,新加坡最后一所只教华文的中学关闭,至此,除了九所特选中学外,所有学校都变成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国民型学校。 

母语被流放了吗?不然。 

李光耀认为,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必须不断变革,才能解决新的问题。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新加坡不会变成一个单纯讲英语的社会,政府要做的,是持续创造说华语的有利环境。而对于文化环境,不能只依赖对爆竹声和特制的新年糕点或食物的美好回忆。 


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还有更多基本的华族文化特质,如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继往开来的关键要素。 

“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 

因此在新加坡,华语正在以更实用,更活泼的方式存在,务实的新加坡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说和中国人一样好的华语,而在于我们能掌握英文,能够用英文和世界联系起来。”

 

02.
“双母语”对很多人不可能
在能力范围内选难走的路

从1979年以来,新加坡就双语教育问题进行了六次检讨,其中有四次是针对华文学科的教学改革。其中有不少内容,我觉得是很适合中国家长反思借鉴的。 

1、双母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可能的 


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从小就读华校,能够流利说英语、华文、马来文和俄文,但在O水准考试(相当于中考)时,俄文考官用俄语问他,“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他诚实地用俄语回答道:“英语”。 

李显龙和父亲李光耀都认为,一个人只能全面掌握一种主导语言,也就是他用以思考的语言,而它并不一定是你投入最多精力的语言。这也是新加坡制定双语政策的基本思路。 

1975年,新加坡国防部在一项英文程度测验中发现,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是64%,而非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只有4%,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和作为第二语文之间程度的差异是巨大的。 


积极推行两种语文兼重视数学、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教育,也引起了很多学生掉队。平均1000名小一生,长大后,有206名在还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学历证书和技能之前,便退学离校。大多数退学生,都怀着一种不完满和受挫败的心情,这种感觉,导致他们日后有了少年犯罪的行为。 

而十年后,这1000名小一生,能够升上中四,并通过O水准考试三科或三科以上及格的,只有10.6%。1974年,全国小学离校考试,7.1049万考生,只有4.2152万人及格,淘汰了40%的学生

教育损耗率之高,令人震惊。 

于是,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台,决定“新加坡从此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同时,报告书还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分流制度,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学习不同程度的英文和母语。 

李光耀认为,家长需要认清,学习和相当好地掌握第二,甚至第三种语言是可能的,但是水平却不能同第一语言相提并论。

要孩子的第二语文和第一语文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交换是可以的。要第二语文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少的时间去读第一语文,第一语文程度比较低。没有一个孩子可以两者兼得。 


2、在学校环境自发说英语,在家庭环境多说华语


都知道语言需要环境浸润,新加坡如何创造双语的语言环境呢?

先来说英语环境。 

没有人能天生说好英语,“我们这里每一盆植物都是苦心载种,经过悉心培育、修建和施肥的。这里的人也是一样,培育过程是心力交瘁的。” 

1987年,新加坡挑选小学毕业生中成绩最好的前8%,展开了一场近似于“双母语”的实验,国家投入人力物力,挑选九所优秀华校成立特选中学,让他们接受英文、华文都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 

第一届(1982年)毕业于九所特选中学之一的圣公会中学的学生回忆道,“记得中一第一堂科学课,科学老师随手点到其中一名男同学,要他念出课本里的一段文字。男同学站起来,只会读‘a’和‘the’。” 

为了快速提高他们的英文,政府规定九校学生每天上完本校正课后,下午再进英校的正规班,上三四节课,或接受附加英语训练课程,称之为浸濡。频率是每星期12到14节。 

李光耀认为,学习语言的环境要灵活安然,流畅自发,不止要靠老师的指导,还要靠同学之间的互动

当年的华校必须依赖英校给学生制造一个能自发说英语的环境,才能让他们在克服说英语的害臊和忸怩不安后,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朗朗上口。


再来看华文学习环境如何营造。 

新加坡很多讲华语的家长认为,在家里即使用文法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同孩子交谈,也对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也是极大的浪费。 

华语毕竟是最难学的语言。对于学习英语的华语人来说,李光耀强烈建议要从小让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包括语言和文化),最起码在小学之前,然后再接受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育,他的三个子女都是自小在华语学校读书。 

华语的每个音节四个不同发音很难掌握,要讲流利的华语并不容易。在年纪小的时候,当耳朵、舌头和大脑最为敏锐和灵活是,是学习华语的最好时刻。 

当然,这也是基于新加坡的特殊国情考量的。

毕竟,新加坡在小学阶段有75%的课程时间使用英文,25%使用华文;在中学,这个比例是85%和15%,只有在特选中学和初级学院的双文化课中,才有更多的课是用华文教导。至于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英文则是唯一的教学媒介语。 

对于新加坡华人家庭而言,学英文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当务之急,是要在家庭环境里,多和孩子说中文。


3、双语学习的前提,是了解自己,在能力范围内选择难走的路 


有的孩子能在六岁前启蒙十门语言,有的孩子却掌握一门都很困难。双语学习的前提是要了解自己,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新加坡曾经按照语文能力,把孩子分到不同程度的班级。对此,李光耀特别做出了反省,他的女儿,脑神经科学家李玮玲曾经告诉他,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并不相等,因为两者关系到人脑的不同分区。  

对于那些很聪明,但母语能力表现较弱的学生,教育部则及时做出了调整。对华文课程做出了不同等级的调整,以适应每个人的长短处,从小学分流,视学习能力分为普通双语课程、延长双语课程及单语课程。


1999年的《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还推出了从课程设置和内容都从高到低的高级华语、华语和华语B课程。 

这一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语文学习变得简易,而是所有的学习都会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付出努力和毅力。

但我们相信,学习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必须很痛苦,为了不让传统华文死记硬背的教学法,使学生视学习华文如畏途,我们改革教学法、课程内容、考试模式,来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热爱华文,快乐学华文,让学生享受并期待学习华文的过程。 

但李光耀也特别提到,如果学生选择易走的路,满足较低华文程度,他们以后可能得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对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同时掌握好英文和华文。

一句话,能力范围内选择难走的路,未来的回报会更值得期待。 


四十余年双语实验,新加坡人用一种语言与世界和未来取得连接,同时,用另一种语言与过去血脉相连,而这个过程中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场无休止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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