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去北宋京城搞事业，多半要倒大霉|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最近热播的古偶剧《梦华录》，用了元曲大家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里的人物名，讲了一套与《救风尘》关系不大的新故事，大体可以将之总结为：

“赵盼儿、宋引章和孙三娘等女子携手北漂，前往东京开封搞事业，这里没人在意出身，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有一席之地，于是三个女人将一间小茶楼经营成了东京最大的酒楼，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其实，觉得北宋的京城开封，适合当时的底层人追梦，适合搞事业，是一个极大的幻象。

在开封城内做买卖，“行会”这一关就非常麻烦。

北宋的开封城内，大概有一两百个行会。这些行会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而是普遍受到官府的强力主导与控制。其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维护商人利益，而是满足官府需要。用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的话说就是：

宋代制度，行户须按官方定价向官府提供商品与劳役服务（比如吹拉弹唱，比如木工瓦匠）。扼要来说，“官府科索”的一般方式是：先强制要求商人无论经营什么，都必须成立在官府..的行会，当官府需要某种商品或者劳役服务时，便通过相应行会，去强迫会内成员承担采购义务，或直接提供劳役服务。所谓“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卖的东西是什么，不管价值如何，只要官府用得上，就得成立行会，以方便官府来“科索”。

北宋的开封城，是行会管控最严厉的地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大意是：开封城与地方州军一样，所有商品皆有行会，官府需要什么，就责令相应行会提供。不同的是，开封城内府衙众多，对行会的科敛勒索规模是地方州军的十倍以上，很多人因此赔得很惨。连最底层的小贩和贫民也很难幸免。

赔得惨的主因，是官府的采购价通常远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贵价令作贱价，上等令作下等”。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皆是如此。南宋理宗年间，“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十不得二三”，官府的采买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十分之二三，且“迁延岁月而不偿”，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拖欠着不给，最后商人们只能“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拖欠采购款也是两宋的常态，知开封府蔡襄曾上奏宋仁宗说，官府向“内东门市行”的商人采购，却“累年未偿价钱”，这些商人完成了采购，却长期拿不到官府的采购款。

所以，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开封城肉行里的徐中正等二十六户屠户，联名向朝廷请愿，“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他们愿意直接给朝廷缴纳一笔“免行役钱”，只求朝廷别再让他们给各个官府衙门供肉了。宋神宗召集相关部门讨论此事，也承认这套行会制度确实非常扰民，皇帝还举了个例子：“近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良决行人二十者”——近靴行里有二十名商人被官府严惩，原因是官府认为他们采购的靴皮不好。靴子的质量标准，全由官员张嘴说，行会商人没法反驳，当然只能认栽。肉行的商人们，大概率也会遭遇相似的问题。试想，他们给衙门送肉，肉价已经很低了，又不能拿到现钱，还很容易被衙门里的官员、胥吏刁难，或者说送来的肉变质了不新鲜，或者说送来的肉短斤少两。这种要命的采买生意，谁会愿意做呢？但皇权无远弗届，不做又不行，所以这些肉行商人宁愿直接给官府交“免行役钱”。

不止是肉行。在熙宁年间，开封城内的米行和麦行也曾向朝廷诉苦，说“岁供稌禾、荞麦等荐新，皆有陪费”，他们要负责给朝廷的各类祠祭活动提供最新鲜的粮食，每次接这种生意都要亏本。在熙宁七年，还发生了米行商人自杀事件：“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旬头大概是指当时的米行实施了按旬轮流的行头制度，也就是每过十天就轮到下一个人做米行的行头，这期间官府有采买需求，会去找当值的行头，由他来组织行内商人完成采买工作。这位米商曹赟很不幸，在轮值期间接到了官府采购五百石糯米的要求，他搞不定这件事情，于是上吊自杀了。

有些时候，会发生官府需要某种稀有的货物或服务，而开封城内又没有相应行会的情况。官府的常规做法，是强迫经营其他货物的商人，去成立新行会，然后再将采购任务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做法常闹得开封城内商户怨声载道。熙宁六年，朝廷终于出台规定：“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而无商人经营该货物时，禁止官府强行设立行会。

也不止是采购。有时候，行会还得替官府卖东西。用什么价格卖，当然也是官府说了算。至于按这个价格卖不卖得掉，那就不是官府愿意操心的事情了。

比如宋真宗曾命人将宫内的一批“无字号、不及色额”（非品牌货、质量不怎么样）的器物首饰拿出来，交给开封城内的相应行会出售。可想而知，给皇帝卖东西，卖价只能高不敢低。宋神宗时，河北路要筹措青苗法的本钱，于是将朝廷调拨给河北的绢，摊派给下属各州、军城市里的行户，要他们在半年之内卖掉，然后将钱交上来。官府的定价是每匹绢“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于是，整个河北路的行户们就都倒了大霉。高于市场价本就难卖，绢的数量多限时紧，又意味着会有大批的绢同时进入市场，会进一步拉低绢的市场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其实河北路没啥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自然可以先垫款给官府，然后将绢放在仓库里等时机。资产很有限的“近下等第人户”，就只能咬紧牙关低价将绢卖掉，然后“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哪怕破产也要用自己的家产将缺额补足，只求免遭到官府的严惩。

既然行会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便利官府的科敛盘剥，那么，在北宋官府的立场，自然是很希望保持行会内商户的数量和规模。毕竟，商户减少即意味着可供科敛盘剥的对象与规模也在变少。在行会商户的立场，也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商人纳入行会。毕竟，会内商户越多，分担科敛盘剥的人就越多。故此，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开封城内“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却数家，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每年都有行会内的商户因承担不起官府的盘剥，破产关店离开行会；每年也都有行会强迫商户入行，为此还经常闹纠纷。

这两方面的力量加起来，开封就成了一座不允许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的城市。

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在未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前，开封城内的行会要向所有从事本行业的商人收取“行例钱”。他举了一个亲身所知的例子：“臣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这洗衣妇人的儿子，只因为交不起饼行的“行例钱”，就没法在开封城内做饼卖。洗衣妇人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怜，但饼行却会觉得自己收“行例钱”天经地义。官府的科敛盘剥是直接摊派到饼行的，由行里的饼贩集体承担，如果放任其他饼贩不入行而在开封城卖饼，那饼行商贩的利润就会下降，就会承担不起官府的科敛盘剥——只要不破产，官府通常不允许商户退出行会。

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后，小商贩游离在行会之外的空间就更小了。以前，监督小商小贩、强迫他们进入行会交“行例钱”的，主要是对应行会的商户。商户的力量有限，没法覆盖到开封城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很难监管到那些走街串巷、没有固定摊位的小买卖人。程昱模仿徐母笔迹骗来徐庶，三国真的有笔迹模仿与鉴定专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