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斯文的广东人，又站起来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开始，新兵暴动，夺取地方权力，成立军政府。

随后举国响应，一个月之内，22省有17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朝政府。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清朝的消亡，已经无法避免。

然而，革命党没有能力控制全国局势。

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在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下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对于被偶然触发并不断演变的革命事实，革命党人，尤其是同盟会，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

武昌起义之后，在湖北之外，各省的独立主要是通过原有旧官僚和社会贤达“易帜”来完成，同盟会和..先生被公认为革命的领导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声望和精神的力量使然。

这就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妥协的结果。它留下了许多尚无条件解决的问题，推给时间，在它之后的中国，还必须经历一浪叠一浪的反复革命。

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其实才刚刚开始。

武昌起义爆发后，如果仅仅从名义上看，清朝的军事力量仍然占据绝对优势。

被清末掌权的年轻亲贵们“拿下”的袁世凯，在老家河南项城垂钓“养疴”，但手上还实际掌控着北洋六镇的新军。

中央政府那帮小年轻，不得不重新召唤袁世凯。

袁世凯不是60年前那个匡扶清朝社稷的曾国藩。前者不再抱有后者那样的儒家理想主义，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卫道精神。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拥有一支可以绝对掌控的半私有的军队，并且这支军队还是国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而两者的区别在于，袁世凯是一个政客，而曾国藩是一个政治家、知识分子。

政客的基本特点就是，没有道义理想，一切行动以自身利益为准绳。

名义上，北洋六镇是清朝新军，事实上则是袁世凯的私人武装。如果袁世凯忠于清朝，那么辛亥革命很可能被扑灭，而如果袁世凯忠于自己，那么这出戏就会变得曲折离奇。

历史促成了后者——曲折离奇。

在当时，经过..等革命党人十余年的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民主共和不说深入人心，也已经是中国人思虑未来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

而清朝在扼杀戊戌变法之后，经历了庚子动荡，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尤其是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叠加于过去尚未结清的赔款之上，横征暴敛已经让人民无以为生。

最后，在20世纪初，不得已的改革基本上重回被掐灭的戊戌变法的轨道，而且比它更加激进。

但历史不会再给它一个机会。取消科举、选派留学、预备立宪等等措施，都不过是徒增新的不满，并且用自己的钱粮来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袁世凯，这个聪明绝顶的政客，在武昌起义中看到了机会。

另一方面，他又“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清朝的存续，来向革命党人求索更多。

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同时接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共和，以一种妥协的，事实上也是虚伪的方式实现了。

革命党人是无力的。

..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当了44天，如果他能够一直掌握这一位置，以他对民主共和的真诚，以及革命的理想主义，巩固共和成果，追求民主的本质，即便现实里无法做到——因为帝国主义还在，而中国的基层社会也没有被改造——但在方向上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但现实政治从来都是拳头大的说了算。拳头最大的袁世凯，理所当然，甚至也是众望所归地掌握了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

袁世凯是一个旧官僚，也是一个军阀，他对民主共和是没有什么深入的认识的。他在就任之后一段时间里默不作声、韬光养晦，也是在暗暗观察，了解所谓“民主共和”的运作机制，以便将来自己能掌控它。

了解归了解，这一套理念对他而言不具有吸引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观察的目的是学习摆弄新的政治运作方式的政治手腕。

他是个军阀。

什么是军阀呢？

第一，拥有一支能够绝对掌控的私人武装。

第二，有一定的地域性。

第三，在特定的地域之内可以通过军事力量的威胁力，来维持统治，获得效忠，让整个地域范围内的事务服务于自身利益。

就袁世凯而言，他手握北洋六镇，举国无可匹敌。他的根基在北方，所以他不惜通过制造动荡来让中华民国首都迁移到北京。

他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手腕，其它一切势力几乎都无法招架。这其实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另一种形式，和民主共和是霄壤之别。

革命党人深知其中隐患，所以《中国民国临时约法》，把同盟会一心追求的总统制放弃了，改为责任内阁制，从原来的偏向美式民主，而转向英式民主，把大总统的位置变成虚位。

这样，革命党人就可以通过控制内阁，来掌握实权，维系民主共和的根基。

这事实上就是把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从传统的实力决定，转向现代的制度决定，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政党政治。

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具有历史和规模优势，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政党能与之匹敌的。

同盟会还拥有一个组织天才——宋教仁，这是一个30出头、风度翩翩并且有着强大的演说煽动力的青年人。

1912年，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还拉拢了许多革命党人之外的立宪派人士和各地拥有声望的旧式乡绅、知识分子加入，并且把一些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小党收入盟友范围。

在政党选举当中，..的风头自然最劲，宋教仁也对自己赢得选举、成为实权总理充满信心。

1913年春天，宋教仁在江浙、华中一带四处演说，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群情激昂。

他说话毫不留情，直指时弊，猛烈抨击袁世凯政府，说它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甚至说出“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之类的话语。

..选战初胜，一部分..也是忘乎所以，主张改选总统，让..和黄兴复位。

杀机四伏。

袁世凯知道宋教仁不好对付，先是意图贿赂拉拢，优礼备至，但都不奏效。给钱，不要，给支票，退回来。不能为我所用，只好杀之。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北站，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乘火车前往北京。

“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 

凶手是武士英，直接的上司是应桂馨，应桂馨是一名特务，受..秘书洪述祖的领导，而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了赵秉钧这里，就很难再追查下去了，幕后指使者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已成历史疑云。

赵秉钧也有他的私人动机，如果宋教仁组阁，他的总理位置就难保，但他的刺杀行动是否得到袁世凯授意，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宋教仁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凯。

宋教仁死后，..内分裂为两派，一派以黄兴为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查真凶，给予交代，另一派则以..为首，认为应该坚决武装讨袁，进行二次革命。

..先生以他的威望统一了行动，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发动。

..的武装革命，倒是正好解除了袁世凯的尴尬：事实真相可以埋藏于历史，而他又不怕打。

..所能调动的那些收编、附从或同情的地方军队，根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一触即溃。

后代史家，包括唐德刚先生，都诟病孙文，认为他在发生问题之后，不诉诸法律，一意孤行采取武装反抗的行动，是另一种形式的无法无天，对于民主共和之不能实现同样要负起历史责任。

因为他的行为事实上“开启了民国的第一次内战”。

这无疑是一种事后推断——用今天的法治精神，套用于100年前的前人头上。

这一观点立论的前提，是相信如果各方政治势力能在法律框架之内妥协，有耐心，慢慢来，民主共和或可逐渐走上正轨。

但是可能吗？

微观地看，占据大位的人首先对政治对手痛下杀手，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明民主共和徒具虚名，连分权制衡的表面躯壳也无法保住。

宏观地看，一片未经社会改革的封建土壤，一个被封建军阀势力控制的政府，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仍在上下其手的国家，民主共和的基础何在？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无论从微观或宏观上打量，都是事实俱在。

他充满理想主义的真诚。民国建立之后，他不贪恋权力，只希望接任者能够用同样的真诚，维系理想。当理想被践踏的时候，他就再次起来革命。

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才会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作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他提到，富强之道，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和袁世凯交谈，表示自己愿意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

他是基于游历欧美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但在袁世凯这个深谙政治的老官僚看来，这就是信口胡吹，所以他给..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

同时他通令全国，如果..来考察铁路问题，一定要竭尽全力招待。

修铁路，谈何容易，技术是一个限制，资金是更大的限制，还有许多摆不平的地方利益和外国利益横亘在面前。

所以..在这方面基本是一事无成。

二次革命发生以后，袁世凯就有了把柄，把各地的招待费全部算到..头上，清查帐目，下令通缉。

宋教仁被刺杀，让孙中山曾经对袁世凯抱有的幻想破灭。所谓“二次革命”，就是承认了革命的失败。

二次革命的结果，也让..对..内部的组织涣散、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痛心疾首。

这一点感受非常重要，直接与1923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紧密相连。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又把它概括为“三民主义”，两者的内容是相符的。

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纲领是具体的，可以作为目标使用，而“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它的实现需要更为长期的实践相配合，而不是革命行动本身所能完成的。

正如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思想，不是美国独立战争能直接让它成为现实的。

但在同盟会内部，多数人是目光短浅的，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辛亥革命成功，似乎过去的一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就已经结束了，到了在和平中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的同志不断遭受屠戮，也不再感到触动。

黄兴给宋教仁写的挽联表达得非常清楚：“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吴禄贞，是北洋六镇六个统制当中唯一的同盟会会员，袁世凯依靠军事起家，也依靠军事和革命党博弈，他怎么能容忍自己的部队的重要位置被革命党人占据呢？

杀之。

张振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武昌起义“三武”之一，首义元勋，革命发生后与黎元洪不和，而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替他出手，杀之。

还有宋教仁，这个..内部最有组织才能的年轻领袖，因为无法拉拢，死于暗杀。

历历血债，也不能唤醒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

在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对人不对党”，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的文告，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贪赃枉法。

领袖被杀，被通缉，而占据国会大多数的..人，竟然没有异议。

袁世凯这时正要从临时大总统“扶正”为大总统，需要国会同意，占据席位多数的..议员是关键。

所以他使出了“对人不对党”的心机招数，而..议员竟能集体上套，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

..决定武力讨袁的时候，在党内也是少数派，只是凭借威望贯彻意志。

然而，..人所能控制的安徽、广东、广西三省，皖粤二省都督柏文蔚、胡汉民均表示以自身实力无法宣布独立。

三省都督都被袁世凯宣布免职，柏文蔚和胡汉民“遵令去职”，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起兵讨袁。

..所掌控的部队，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在战争中覆灭，二次革命失败。

那些明哲保身的..议员们，也没有好的结局。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收拾完..的武装力量，就该收拾他的文职力量了。

在国会占据多数的数百名..议员，被勒令追缴议员证，扫地出门。

二次革命过程中以及结束后的袁世凯，实现了几个目标。

第一，赶走享有盛誉的孙文、黄兴，并且在法律上将他们认定为叛乱首领，贪赃枉法之徒，并从舆论上消解他们的革命领袖魅力。

第二，屠杀国民..，一时血腥遍地，并下令解散..，追缴438名..籍议员的证书与徽章，既瘫痪国会，又把..从占据国会多数变为不名一文。

第三，把..所能掌控的广东、江西、安徽三省收入囊中，从而把自己原本以北方为主的地盘延伸到南方。

第四，对那些在二次革命中持动摇观望态度，甚至谴责孙黄、李烈钧的地方督抚，如湖南谭延闿、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都在事后以不同借口解除兵权。

第五，假手..议员，成为了正式大总统，列强纷纷承认袁世凯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

至此，袁世凯的独裁条件充分具备，接下来运用一系列政治手段，毁弃宪法，改变国体，走向帝制，就都顺理成章了。

后来为了制造社会舆论，支持帝制，“劝进”袁世凯，甚至出现了“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看上去，中国人民对一个皇帝的热切盼望，如久旱之盼甘霖。

掩耳盗铃，竟至如斯。

孙武、张振武、蒋翊武这“武昌首义三武”，张振武在1912年被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杀害，接下来轮到的是蒋翊武。

武昌起义时，蒋翊武是民军总指挥，他和参谋长孙武自觉太年轻，就抬出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这个“忠厚长者”来做首领。

黎元洪这个原本没有能力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窝囊政客，一跃而成为湖北都督，接着三次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两度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可以说，他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乃至走到最高位置，起因都是三武的功劳。

但他很快就通过袁世凯的手，要了其中两个人的命。

张振武是被他骗到北京，然后请求袁世凯诛杀，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这位“首义元勋”，照办不误。

二次革命之初，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委任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一个空头位置。

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取消独立，蒋翊武被诬为畏罪潜逃，在广西全州被北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的手下捕获。

黎元洪闻之，即电告袁世凯：“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世凯乃电令“就地枪决”。

陈炳焜当然知道蒋翊武的显赫过往。

他把袁世凯的电报出示给蒋翊武，蒋翊武“读电神色自若”。

次日，在官署设宴款待，宴毕，陈炳焜用镇守使的官轿，抬着蒋翊武前往桂林丽泽门外的刑场，自己恭陪在侧。

出官署时，卫兵举枪敬礼，蒋翊武举手回礼。到了刑场，蒋翊武发表最后演说，说完，“端坐红毯上，从容就义焉”。

时年28岁。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是革命党人组织涣散、信念丢失和从来不曾认真组织一支能征善战的军事力量的结果，深层次一点说，这是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

失败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国家走向独裁。

袁世凯不但没有因为其手下杀害名满天下的政治家宋教仁而受到调查、制裁，反而藉二次革命之机，平灭..势力，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为走向帝制铺平了道路。

二是..彻底失势。

..再次成为逃亡者，而且党内分裂加剧，革命重新起步。

其后，袁世凯制定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终身大总统也可传子，在一群高水平的跳梁小丑——“筹安六君子”——的帮助下，紧接着演出了一场各界劝进、帝制复辟的荒唐闹剧。

袁世凯在1915年12月宣布接受帝制，招来举国谴责，梁启超和蔡锷一对师徒，带头掀起了护国战争。

袁世凯最后众叛亲离。

之所以众叛亲离，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他没有钱了。

镇压二次革命的时候，正逢善后借款以巨大“折扣”的方式到位，他有了军费，也就有了支配军队的权威。但帝制复辟的时候，他手上缺金少银。军阀时代的军队，几乎都类同雇佣军，没钱却要去玩命，免谈。

袁世凯在郁闷、耻辱之中死去。

因为他的死去，北洋军阀失去了最强大的权威，于是国家分裂，政权变成军阀之间攻伐易手的玩物。

通过二次革命，..先生深刻认识到..的缺陷：组织涣散、纪律全无、龙蛇混杂，因此不堪一击。他在..着手改造..，新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宣誓效忠党魁、绝对服从。

然而，此时的..，不但组织涣散，核心人员也星散于各国。

汪精卫、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等元老，也对寡头政治不感兴趣，中华革命党最终不了了之。

..先生对..的改造设想，的确离一个现代理性政党的理念和组织方式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他在屡败屡战之中，认识到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革命就不可能真正成事，则无疑是正确的。

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人。

正如中共中央....今天（9日）上午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所说，“中国..人是..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先生逝世后，中国..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