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书单|《瓦猫》：不为繁华易匠心

这本小说，以物为机杼，经由叙述匠人故事，完成对匠人精神的深刻掘进。其散发着毓秀灵地的润泽和民间古拙的况味，自西南联大时期起四代匠人的动荡流离，最能回应他写“关于手艺人的小说”的创作初衷与文学审美。

贯穿小说的瓦猫“与空间长久的休戚与共”，是历史迭代的见证与记忆。瓦猫是云南特有的陶制瑞兽，多置于屋脊正中，被视为镇宅辟邪的神物。作者择取此一为人膜拜的神兽为书命名，加上人物情节以云南为背景，无疑使整篇小说浸润在民间崇信的神秘玄息之中。正如保罗·利科认为的那样，思想精神能够“在物品中继续存活下去，形成由勾勒已逝生命阶段的点与线段构成的痕迹”。如果说《朱雀》《七声》《浣熊》等作是建立在作家个人的南京、香港经验上的城市传奇，那么《瓦猫》则延续了《北鸢》追怀、书写历史的理路，将匠人故事交付他城，在复现时代的同时，通往物的哲思和对匠人精神的探索。

作为标本的瓦猫，照出城市历史的流动，也记录着匠人富有静态感的兀兀穷年。在时间跨度上，《瓦猫》包含了大半个世纪，包括抗日战争、南渡北归、上山下乡等历史大叙事，葛亮将时代的涌动注入匠人的日常生活，构成流转新变与凝定静止的张力。匠人的命运既受历史洪流的裹挟又表现出静水流深的悠长绵延，因此人与器物也在动与静交替之中相互成全。西南联大师生的归去来与瓦猫工艺的传承和散播、知青的城乡游走与瓦猫爱情新寓意的生成、新时代的旅游开发、老城改造与瓦猫的式微等等，宏大的事件被收进瓦猫的身躯之中，通往历史风雨中的昆明。

战时的昆明是依靠内迁的学际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文化中心。西南联大师生相承的生存姿态、精神走向与小说的匠人主题相得益彰，为同构关系。正如黄万华指出的：像西南联大这样的高校，不仅“将原先文化背景各异的学术力量聚合在一起”，而且还在战时环境中获得政府体制化力量对高校的松绑。因此，在相对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中，这批“新移民”不光能够发掘探求真理的学院精神与哲思力量，同时侧重文化传统的承递。不论是梁启超夫妇就地取材亲自建造房屋，还是联大学生对当地吃食的追捧，都充溢着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和乡土生活的本色。与此同时，小说写宁怀远跟随闻先生习学“需要一股子倔劲，每日孜孜同上古文献打交道”和写瓦猫匠人对手艺的修炼，从同旧的制作法则中汲取新质，相互映照，相互阐释。荣家匠人的埋身蛰伏与联大师生的内迁，共同指向手艺人与世界和解的妥协、隐匿姿态，而高校于战火中承传中国文化，则指向匠人们在新陈代谢中持守古旧技艺的倔强本能。技艺和学问一样是文化的印记，既是历史的容器也可鉴照历史，他们共享着地域的、民族的独特基因。两种人文传统在战时的昆明城惺惺相惜，匠人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广场传统交合为一。

《瓦猫》讲述昆明印象的节奏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快慢交织。很明显，《瓦猫》的民国时间流淌得最为缓慢，对西南联大时期风物的刻画更加细致和考究。“情节发展的快慢与作品的具体内容相联系。”葛亮有意放慢民国，淡化了时间的消逝，使历史呈现出轻盈的质感，显示出民国想象的超脱韵致。西南联大时期习俗古朴、恬淡闲静的偏居生活与瓦猫幽远静默的器物品格相适应，因此作为器物的瓦猫能够走入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吸引了诸如宁怀远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瓦猫的制作与传承。不光如此，瓦猫的地方性在小说营造的民国社会中并未成为区隔本土居民与外来人群的壁垒，反而穿透了阶层与地域，将当地人与异乡人粘合起来，绘成圆融、和谐、清淡的温情画卷。在云波诡谲的抗战激流中，瓦猫终日镇守这方人美情也美的理想边地。在浓酽的古风雅韵中，复活了西南联大的师生群像，从而将彪炳史册的大人物嵌入瓦猫的故事中，建立起人与物的打量与互释。

林培源用“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点明瓦猫在如今的尴尬处境。当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浪潮席卷云南，瓦猫的存废也喻示着城市的变迁。一方面，在昆明旧城开发的大背景下，虽说古镇颓败的旧村落被新城的光芒所掩盖，但还保留着基本的联结和框架。有瓦猫坐镇的建筑奇迹般地粉碎了外部的改造和干预，得以幸存。“猫婆家的瓦猫在那里，谁都不敢打这些房子的主意”，龙泉街道的马主任如是评价。在新时代，历经沧桑的瓦猫依旧凭借着非自然的力量守护着古老的建筑，即使人去楼空，也毫无中断的态势。 另一方面，明永村在现代转型道路上的疾驰已经深入肌理，即将被城市文明收编。当地传统也随着两代瓦猫匠人一同消失，只余一物，见证这块土地的未来走向。

在云南一地，古与今、新与旧、城与乡的对话没有遵从平等、互顺的逻辑。城市化的步伐使青年或从乡野抽身，或驻守原地，随乡村城市化而改换身份为城市居民。城市的丛林法则、人情冷漠、消耗享乐使乡村原生状态出现变异。 

如果说葛亮与昆明的遇合成就了《瓦猫》，那么葛亮是如何进入他城的呢？借用赵园研究北京人与城的观点，“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在《瓦猫》中，作家因昆明完成了对历史的想象，也使昆明得以借由外乡人的眼睛审视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移居香港的葛亮，回头环顾内陆西南的风云际会，原本的猎奇游历又增添了一分意外的历史感和民族底蕴，使得中国西南的地方叙事开始呈现外来者的身影和眼光。与阿来、央珍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不同，葛亮是以南京和香港的城市体验书写昆明和云南藏区，他笔下的西南地方逐渐带有南京古雅庸和的文化气息和文明交锋的隐喻色彩。当然，葛亮绝不会仓促成篇，此次将目光远拓西南，为昆明造境的尝试，值得细剖。

首先，提供了先于个人经验的地域形象的，无疑有文学艺术对于云南的形象创造。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玄妙多彩的民俗风情、历史变迁留下的生活激变给文学营造了良好的拓殖空间。 其次，从叙事上看，《瓦猫》中不同时空的多层次对话与悬疑叙事有着神合的相似性。丰富的细节与交叠的线索结成了昆明城新旧互嵌、城乡模糊、民族混杂的暧昧形象。 通过援引和再现滇区童谣、德钦弦子、“赶马调”等当地独有的语言片段，复活“他城”边缘性的历史记忆。

再者，调动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与个人游历经验将故事与真实事件衔接，进而达成昆明城历史的想象和改写。《瓦猫》描摹的战时昆明城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昆明城内各族杂居，孕育出的人，坚执、强梁，有着温软平静之下的决绝与烈性。浓缩于瓦猫中的城市精神，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表现得更意味深长。《瓦猫》的创作更是调动经验将故事安放在过去，跳脱了与历史短兵相接和贴身肉搏的范畴，在远景之下把握各个时代的昆明城的整体氛围。

《瓦猫》观物的方法是静态的，内敛的，就如一门匠人手艺，历经世代，形制不添新，不逾矩。陶土制的瓦猫伫立檐头，静看世事的变迁和流转，小说演绎的，就是苍茫天地中一物一人一家的命运。《书匠》中的古籍，《飞发》中的 Boker 与剃刀，也是如此。

葛亮透过笔尖的打量不单是物的形体，更是通过物的书写来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与生活风气。《瓦猫》通过陶制神兽瓦猫，来透视云南地区内迁知识分子与当地居民的民间生活、审美风尚与政治态度。一方面，小说展现了一幅联大师生协力齐心、艰苦朴素的和谐画卷。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匠人将对自然的敬畏，对手艺的坚守注入瓦猫之中。也就是说，联大师生与荣家匠人的心性相似，都凝结于瓦猫吸纳万物的中空器型中，而在身份、地位上没有大的分别。小说除了以瓦猫的不言之言道出民国风致外，还以梨树暗示别离，即“物”动态的一面。古人多以桃花言小儿女的爱恋，最知名者莫过于崔护那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而梨花则不然，花瓣单薄，花朵细小，难免有零落纤弱之感，所以诗中的梨花常常表达哀怨之情。《瓦猫》以风吹梨花满地为为起势，实际上，已暗含着生命和人事在历史风雨中凋零又重生的历史寓意。

物相较于人、事更迭显示出固定不变的坚固。而葛亮将“物是人非”一词拦腰截断，单以“物是”为《瓦猫》小说的序赋名，可见他对人事的独具只眼：一则，“人非”是就常人而言，但不可放在匠人这个承递传统，宗法惯例的群体之中。因此，像荣家那样的瓦猫匠人未必“非”。二则，器物铭刻着中国传统的哲思与智慧，关于物的哲学早已将六界人事渗透其中，不需赘述。除了序言之外，葛亮还在“跳岛FM”的访谈中透露最初想将“物是”定为新书书名的想法。也就是说，葛亮借小说倾吐了对“物是人非”的反思：匠未必“非”，人未必变，家族之精神记忆未必被抹除，民族的印迹未必磨灭，历史与时间也未必呈线性的单向运动，而是始终围绕某一内在的同一性以新的形态重现。传统和当下，老旧的和新兴的处在活态的交往之中，完成新陈代谢。《瓦猫》以“我”外转卡瓦格博始，以仁钦外转卡瓦格博终，也达成了因果互嵌、首尾融通、新旧递进的深层寓意。

即使对工匠的代言与诠释始终有跨界难度，像葛亮这样的一批作家还是尝试越过障壁实现对手艺和匠人精神的推广。葛亮此前创作，如《朱雀》《北鸢》，都是以物来结构故事的创作实践。这样的小说提供了以物观人和以人观物的两种眼光，赋予客观、中性的物以观念和某种哲学。从而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但仅从“物观”的角度看待葛亮此番的创作，无疑遮蔽了《瓦猫》的雄心和广阔的视域。要想理解《瓦猫》，还是要回到对匠人精神的解释上去。

小说集《瓦猫》的创作既是对国家主流意识的回应，亦是作家在廓大的国际社会中对匠人精神全新探索。考虑到作家不同寻常的学养背景，我们在品味时也应以更开放、更具穿透力的眼光去思考和评价这部小说。

图为《瓦猫》作者 葛亮

从作家的写作缘起来看，波兰女作家辛波斯卡的诗歌《博物馆》是葛亮创作的灵感。匠人系列小说对物铭刻记忆的强大力量的讨论，来自“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一句。金属对应《飞发》中理发师的剪刀，羽毛对应《书匠》里古籍修复师的除渍用具，而《瓦猫》一篇则由陶器触发。与此同时，葛亮写瓦猫匠人“以手艺度己度人而不自知”的状态实际上也返归了自家经验。我们常说的“陶冶情操”，就是用制作陶器来比喻修炼身心。再者，葛亮过往的作品中闪烁着精神力量的匠人形象，以及追逐艺与美的家学渊源，都给予他写作匠人的先天优势。另外，他身为高校教师在疫情中电脑授课积累的物我互动经验，对疫情期间人世巨变的观察，共同催化了《瓦猫》的写作。

《瓦猫》弥补了工匠精神的当代文艺宣发体系中文学书写的部分。除了与葛亮的创作休戚相关的《废艺斋集稿》之外，《考公典》《考工记》《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中国传统设计著录孕育了中华匠人精神致精、严谨、敬业的母体。时下受到追捧的《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工匠》《百年巨匠》等电视节目，与各大博物院相继研发的文创产品，已经逐渐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设计和工匠精神的宣发体系。再者，国家层面的倡导使各个领域的民众都可能参与到匠人精神的推广活动中。近年来，不管是三星堆、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的丰厚成果，还是社会对高校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关注与讨论，国家政策对技术人员的鼓励与支持，都在不同层面推动了匠人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然而，时下采用文学形式对工匠进行意会与共情的文艺作品，实在不算多。这一方面源于匠人骄傲又自保的心态。他们无意迎合世俗眼光、棱角分明，致使外界无法迁就其心性，难以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相较于大众媒体的宣传，文学影响范围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对匠人群体的书写，对手工艺的探索，对匠人精神的阐发没有价值。相反，文学在精神提炼的深度与力度上，是其他艺术难以企及的。不可名状的匠人之魂和难以言传的精神气韵经过故事的编织而有所凭借。葛亮的《瓦猫》不但填补了这个空缺，更不再限于书写工匠精益求精的品质，而是为其精神注入可推及世界的新内涵。

《瓦猫》表现的匠人精神是跨文化交流的生长点，兼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匠”本就是一个与世界合拍的话题，极易引起共鸣。例如《瓦猫》一篇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的匠人精神合流。瓦猫背负着世俗信仰和物性崇拜，这使得造物者——匠人兼有神职人员的倔强与清高，他们的手艺能够获得旁人与生俱来的敬畏。这与..工匠“不器用”，不谙流俗的拙笨，和其精神中的以业奉神，业由神赐的“神业观念”有相似之处。不过，《瓦猫》也展现他们的日常吃喝、人际交往，为匠人精神增添了烟火气，没有刻意拔高、神化匠人。另一方面，匠人在造物中锻炼意志，修度性灵，严于律己，坚韧不屈，和日式町人伦理中的精勤忍耐、俭约自律亦可对应。瓦猫匠人的传承本能，更与..近世严格的身份制度下家业传承殊途同归。除..外，《瓦猫》之精神与德国匠人的敦厚、踏实、精细也形成了交流与对话。

《瓦猫》作为匠人精神的文学窗口，不仅是作家自觉对主流意识的靠拢和回应，亦是疫情之下对物我互动和社会新陈代谢的哲思。《瓦猫》在文学技法上出色地将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融通，还敏感地找寻到了“匠人精神”这一在当下和未来都处在中国主流意识与世界文化交汇点上的议题，不仅在文学上为匠人代言，亦以前瞻性的眼光，为当下推广匠人精神和中国文化发展提供参照。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葛亮：《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

撰文：叶奕杉

新媒体责任编辑：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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