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勇气,更多时候不是表现为“我敢”,而是“我不敢”。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当程钜夫(1249—1318)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并带回20多名汉族文人到大都(今北京)时,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在时人眼里,赵孟頫的身份很不一般。他是宋室王孙,且才高名重,此时宋元鼎革过了十年,不多不少。他若出仕,将被树立为异族统治者收买..文化精英的典型。
而他的名节,在为蒙古人背书的同时,将面临生前身后的损毁。
他熟读圣贤书,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不敢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够逃过道德完美主义者的审判。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他也许是个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毕生的勇气,都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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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君臣相见,赵孟頫的文采风度征服了这名天下共主。史书记载,赵孟頫“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以为“神仙中人”。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席,给予了极大的礼遇。虽然有人提醒忽必烈,赵是亡宋王孙,不宜安排在皇帝身边工作。但忽必烈并不在意,或者说,他要的,正是赵孟頫的王孙身份,标榜他对前朝的开放接纳姿态。那次会面,忽必烈给赵孟頫出了道面试题,要他为新设尚书省一事起草诏书。赵孟頫挥笔立就,忽必烈阅后大喜:啧啧,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以后,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闲差事,成了赵孟頫人生的分界线——前半生,他活得辛苦,但不心累;后半生,他荣辱交加,心累成狗。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以他的聪明才智,他肯定早就预估到出仕蒙元之后的境遇与压力,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趟这趟浑水?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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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君平生最烦一种人——给人戴高帽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捧杀”。赵孟頫的经历更悲催,南宋没亡之前,没人觉得他是什么皇族之后,应该享受什么特权。好了,南宋一亡,当时人将“赵宋王孙”的帽子往他头上一扣,仿佛看着他去死才能遂了人愿。实际上,历经300年,到了赵孟頫这一代,与远祖赵匡胤已隔了整整十代人。这个番薯藤一样的关系,与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跟刘邦的关系,有得一拼。徐复观先生就说,赵孟頫这个“过气的王孙”,实与当地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但是,道德党们有他们另一套双重评价标准。用在赵孟頫这个王孙身上,就是:富贵,与他无关;殉难,强他所难。宋元易代之际,确实有一堆赵宋宗室后人选择了以死相争的激烈抵抗,其中有四五位还是与赵孟頫同为孟字辈,比如因参与宗室起兵事件被范文虎杀死的赵孟枀等。
赵孟頫“不敢”去死。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必须要求自己好好活下去。1254年,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孟頫出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湖州)。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练习书法,每天抄写《千字文》,要写足500页纸。期间,十年不下楼,毅力惊人。神奇的是,入仕蒙元后,某年他回江南,一位叫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早年所书的《千字文》,专门找上门来请他题跋。从少年到青年,在湖州的老宅里,他写了千百遍《千字文》,都是写完即弃。不料竟有有心人保留了一卷,物是人非与名满天下的交错,均勾起他无限感慨。12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赵家家境每况愈下,在坎坷忧患中度日维艰。所幸,在母亲丘夫人的告诫下,赵孟頫坚持发奋苦读,几年功夫读遍了家中藏书。天赋,勤奋,磨难——这段早年经历,完全符合成才的定律,也奠定了赵孟頫一生要走的道路。
那是些激愤与耻辱并存,虚无与幻灭同在的年头。青年赵孟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愤青,以免作出无谓的牺牲。这个早熟的青年学子,选择了中老年知识分子才会走的温柔抵抗之路——隐居不出。在德清县的山中,他一住十年。十年间,他自力于学,心无旁骛,每读书必思之再三始作罢。十年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方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十年间,他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俊”之一。十年间,有数次入仕蒙元的机会,均被他巧妙辞谢。但现在看来,他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
▲赵孟頫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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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过得了舆论这一关。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大宋王孙赵孟頫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道德象征的语境中,未免让人侧目。天下的读书人,都在戳他的脊梁骨。他自辩说:“我非天上士,人谓地上仙。”意思是,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生活极其难堪,你们不要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行不行?当然不行。据说因为他的出仕,一些近亲对他的品格产生怀疑,断绝关系。一个叫姚桐寿的文人讲了个事,说赵孟頫做官后回到江南拜访族兄赵孟坚,赵孟坚不愿见他,见了面也是各种讽刺,走后还让人擦拭赵孟頫坐过的椅子。
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要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对他抱着追星般的膜拜心理。元仁宗评价他,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等,一连给了七个好评,最后还总结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頫,字子昂),与古人何异?正是在元仁宗任上,赵孟頫一路飙红,到延祐三年(1316),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与程钜夫一样,成为元代前期仅有的两个能升到这一高职的“南人”。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诗,名为《自警》: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的自白书。看到了吗,他还没死,就给自己写悼词,总结一生。他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在后两句中,他还是在做解释,绕不开那个死结——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他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元朝的大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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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劲。外部压力及其形成的道德氛围,始终让他郁郁寡欢。传统士人的生命、忠节、人品,都跟他出仕的朝代捆绑在一起。所以,和平年代的士人,终生遇不到赵孟頫式的难题;而朝代更替的不幸,终将如数报复在赵孟頫们身上——要么道德人格升华,生命消亡;要么生命延续,道德人格负分。不能鸡贼地走中间道路。赵孟頫必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