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1934年，中央红军经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未来行军方向如何，牵动着每一位将士的心。

是转兵敌军军事力量较弱的贵州，还是按原定计划直奔湘西？

据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当时，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数十万敌军早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就要来临”。

危急关头，..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中央红军前进方向的讨论。

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境内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同志主张，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他形象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的主张。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今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

事实证明，通道转兵的决定，是在当时环境下中央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正确抉择，避免了红军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生路。

伍修权同志1983年回忆起通道会议时不无感慨地说：“当时军情紧迫，过湘江和全州战役后，部队、领导都很狼狈，李德、博古等人都一筹莫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毛主席的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之后，绝处逢生的红军自此走通道路，开始处处有“通道”。

确立..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是红军之大幸、党之大幸、国之大幸。这已经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同志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确立的。这一地位的确立以及遵义会议的召开，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同志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仅是对他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挫折，湘江血战更是付出惨重代价。党和军队又把希望寄托在..同志身上。

刘伯承元帅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中写道：“那时..同志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他在随部队渡过湘江后，既目睹了我军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人员天天减少，部队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又获悉蒋介石已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布下口袋、设下圈套的严重情况。深感我军若不改变战略方向，继续北上，就可能投入敌人的罗网，招来全军覆灭之灾。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今天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通道转兵，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同志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得到比较一致的尊重和响应，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由此开启。

正是因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通道这座湘西小城，被很多人誉为党和红军的“转运之地”。华灯初上，走在繁华的通道街头，历史和现实在这座小城时空交错。一百年来，中国..人浴血奋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征程上，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必将乘风破浪，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