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者治港”，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来了

原标题：关于“爱国者治港”，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来了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2月28日至3月1日在深圳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夏宝龙在会上表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是确保“..”实践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要完善有关制度，确保香港的政权机关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

此前，夏宝龙在2月22日举行的全国港澳研究会视频研讨会上发表有关“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讲话，释放重磅信号。夏宝龙表示，爱国也不是抽象的，爱国就是爱..。中国..带领人民缔造了..，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

夏宝龙资料图

讲话有关内容在香港社会引发许多讨论：夏宝龙说的“爱国者治港”是否就是“爱党者治港”？“反中乱港分子”和“有不同政见的普通市民”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又在哪里？什么是“爱国者”中的“坚定爱国者”？

针对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他全面阐明了“爱国”、“爱港”与“拥护党”三者的关系，并分析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在向香港三个不同群体“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有一定区别。

环球时报：夏宝龙22日作出有关“爱国者治港”重磅讲话后，港内出现很多声音。有人称，这是“要爱国，先爱党”；还有人称，这不是“爱国者治港”，而是“爱党者治港”。您怎么看这些说法？

刘兆佳：有些人在刻意误读夏宝龙的讲话，夏宝龙在讲话中从未提到“爱党”的要求，他所强调的要求是：要尊重回归后香港的宪制秩序，即尊重和拥护国家宪法与基本法。而国家宪法第一条就已明确：“社会主义制度是..的根本制度。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可以从“负面清单”的角度来理解夏宝龙的话：你可以不“爱党”，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但你不能采取行动，去试图改变“中国..领导..”这一事实，不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夏宝龙的论述也是在纠正长期以来香港一部分人对“爱国”概念的误读，即爱一个抽象的“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并将之与现实中存在的..对立，然后以此为由，做一些事情损害、破坏、推翻中国..领导的..。夏宝龙的讲话是针对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明确地划下一条“红线”。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社会到底该如何理解“爱国”、“爱港”、“拥护党”三者的关系？过去，港人在理解这一问题上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刘兆佳：长期以来，很多香港人都无法正确理解这三者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大多从香港本地出发，把香港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却从没真正认真考虑过香港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基本法对这方面内容提及得也很少。

一些香港的反对派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把香港的利益与内地、国家和中央的利益对立起来，宣扬“既然要保护香港利益，就不能让中央插手香港事务，否则会对香港不利”等论调，并把这当作动员民众参与“抗争行动”、推动他们认为的“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理据。而这种论调一度在香港颇有市场，因为不少香港人仍然有“..反中”的倾向。

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一政策本身，就是建立在国家和香港的共同利益之上，对国家发展、香港维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都有利，而这一制度的创制者正是中国..。正如夏宝龙那天在讲话中所说：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却反对“..”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爱国”、“爱港”和“拥护党”，三者在方向上和利益上是统一的。

当然，我不敢说内地和香港在利益上完全没有矛盾，但整体来说，香港和国家就是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西方在打压中国时，也在同时打压香港，不管香港人承认还是不承认，西方国家已经把香港当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反对派，他们利用“..是中国..一手缔造和建立起的”的事实，把一些维护..安全的法律和措施曲解为“..为维护自身统治”，然后打着“爱‘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的旗号，实际却做着反对现实中的中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对于这些人，夏宝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中央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打“爱国”旗号，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前途。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中央也会不惜一切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这也是中央对香港反对派提出的一次非常严重的警告。

香港

环球时报：夏宝龙主任还有一段话是，“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一部分市民对国家和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和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这其中所说的“中央可包容的、对国家和内地存在成见和偏见的香港市民”和“反中乱港分子”区别的界限在哪里？夏宝龙这段话又是在向香港社会释放什么信号？

刘兆佳：上世纪，中央当年之所以制定“..”这一方针，就是承认了“香港存在不少人对中共、中国和社会主义有偏见、有成见”这一事实，并因此决定不把内地这一套在香港实施，而尊重香港的独特性。“..”本身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创制的。

但是，允许香港人在心理上、精神上不喜欢内地及其制度，不等于说你可以采取行动推翻..、结束中国..的执政地位，或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我认为夏宝龙其实是同时在向三种对象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针对激进的反对派，如果他们仍继续越过“红线”，他们的结局会非常悲惨。

二是针对普通市民，告诉他们“..”的基本政策方针并没有改变，只要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拥有的自由和权利都不会改变，普通的批评、骂一骂，料想中央也不会就不容忍，而且未来在一个更良好的政治社会局面下，民主发展的前景可能反而更美好。

三是针对有从政意愿的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中央有更严格的要求，即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不仅不能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还需要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必须效忠中央政府，接受中共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