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求婚、等升职、等对方戴套，女性一生要被动多少次?

在非洲自主计划生育室的门外，时常排着长长一队女性。

梅琳达•盖茨曾在《女性的时刻》中记录过她们的诉求：“一个女人说她是来这里打避孕针的，但不知道能否打上，别的女人听了也使劲儿点头。她们说即使不知道保健诊所的针剂够不够，她们也愿意步行16公里来到这里，而她们抵达时，针剂往往已经告罄……”

一名卫生工作者在乌干达布西亚的一家保健诊所给一名妇女注射了每季度一次的避孕针 | www.wbur.org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计划生育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曾提到：2019年，全世界19亿育龄（15-49岁）妇女中有11亿人需要计划生育，其中8.42亿人正在使用避孕方法，但是还有2.7亿人的避孕需求未得到满足。

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女性，显然是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人群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尽管非洲地区的贫困女性有避孕的意愿，但留给她们的选择并不多。

避孕套方便、便宜，但她们的丈夫却不愿使用：“要是我让老公用安全套，他会打我的。”而非洲使用的避孕针，只有三个月左右效力。这些女性每三个月就要去一次诊所，来回奔波，非常辛苦，避孕效果也堪忧。皮下埋植的避孕针，效力能维持3-5年，效果也更好，几乎是非洲女性的最优方案，只除了一个麻烦——皮埋避孕针太贵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由中国研究机构研发、中国工厂制造的皮埋避孕针，拿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敲门砖——WHO的预认证。“中国制造”使得皮埋避孕针的价格大幅下降，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1.2亿女性也可以使用这种避孕工具了。

皮埋避孕针 | 图虫创意

然而，在制造皮埋避孕针的中国本土，它的推广却并不顺利。

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计生大潮中，皮埋避孕针几乎不见身影，全面败给了另一种长效避孕方法，节育环。

与大多数含铜节育环的避孕原理不同，皮埋针避孕，需要将含有孕激素的硅胶囊管，埋植到女性上臂内侧皮下，让其缓慢而均匀地释放孕激素，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这么大一根植入器，就植在这里 | www.healthdirect.gov.au

但长久以来，激素都和肥胖、血栓、身体不适等副作用联系到一起，人人几乎谈“激素”色变。

雪上加霜的是，长期的激素干扰会引起月经变化。中国皮埋针的发明人之一邵海浩介绍：“这些外源性孕激素进入人体中，会导致子宫内膜还没长好就脱落了。内膜里面充满了血，一边长一边脱落，所以会造成点滴出血，有时候点滴出血会维持整个月。”

《美国妇产科杂志》的一篇论文解释了这种出血：使用者“从相对较厚的子宫内膜变成相对较薄的子宫内膜”，这种变化必然会产导致“计划外的出血”，而随着患者适应，出血会自然停止。

这类出血虽然看上去可怕，但实则对健康影响有限，而且多数人过段时间就能有改善。不过，在中国传统的理念中，点滴出血、月经不调无疑是一种病。按照这个标准，皮埋针把健康的妇女变成了病人。

除了月经不调，皮埋避孕针在中国遇见的另一重阻碍，是公众对药物的认知——是药三分毒，何况还是这种让人生不出孩子的药。在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下，这份毒已经不单指药理性的毒，“绝后”本身就是最恶毒的诅咒。

欧美的反疫苗浪潮，在国际上已不是新闻，但反观中国的反激素避孕药浪潮，却混迹在文化、习俗中，甚至连我们自身都没有察觉。

其实，不止皮埋针，凡是利用激素避孕的方式，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受到怀疑和忽视。比如短效口服避孕药，有效性、安全性都很高，也容易操作，每日服用即可，在WHO推荐的避孕方法列表中，它排在前列。但长期以来，短效口服避孕药在中国的使用率不足3%。

公众对激素避孕的恐慌，真的是无稽之谈吗？

其实也不全是。过去制药水平远不如现在，长效激素避孕意味着药物可能会突然释放，药性使用初期在体内的峰值会非常高，从而导致因血药浓度高带来的副作用。但随着研究水平和制药技术的更新迭代，激素在人体内的释放，可以做到缓慢且均匀。

另外，由激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发胖、不适、血栓，主要元凶其实是雌激素，避孕节育研究的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科研所研究员吴尚纯曾介绍：“新一代避孕药中，雌激素的剂量都很低，主要起效成分是孕激素。”

避孕药的有效成分是孕激素 | 图虫创意

而避孕药具里的孕激素，主要功能是抑制排卵和增厚宫颈粘液，使得精子难以进入或者不易着床，目前的生产工艺几乎可以做到将孕激素的剂量，降低到能够保证避孕效果的最低浓度，也把副作用降低到了几不可查的水平。

而且，由于激素避孕药的使用者是健康人群，避孕药具的安全标准其实要比其它治病的药物要高，几乎达到疫苗标准。

除了无毒无害无副作用，避孕药具的安全性还有另一个衡量标准——避孕效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避孕方法效力专页，皮埋（implants）的避孕能力跟宫内节育器（避孕环，IUD）是一个层级，每年每百名使用女性怀孕数目低于1，甚至皮埋效力还要强一点，避孕能力大约是宫内节育器的6-8倍。

避孕方法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 www.who.int

而口服避孕药如果正确服用（不漏服）的情况下，其避孕能力大约介于皮埋和IUD之间，百名妇女每年的怀孕数目也在1位以下。

安全套的避孕能力大概是每年每百名使用女性怀孕数目低于1（全流程正确使用），但考虑到很难有人如此正确、毫无瑕疵地使用安全套，一般情况下，百名女性每年可能会有13人怀孕。

如果你认为，每次正常使用避孕套怀孕的概率就有13%，那就错了，这个概率需要进行时间叠加。假定被观察的女性平均每周一次性行为，百妇女每年的性行为数目就是5200次，5200次性行为中，中招了13个，也就是大约每430次避孕套的普通使用会中招1个，避孕效率并不低。

但从总体避孕效果来看，激素类避孕方式远比避孕套要安全。

激素类避孕药具在中国的冷遇，不仅源自对激素本身的恐惧，还有自主避孕的能力的缺失。

尽管相比激素类避孕药，避孕套安全性低，然而在中国，多数人还是选择了避孕套——一种需要依托于男性来实现的避孕方式。

在中国，多数人还是选择了避孕套 | Flickr, Marco Verch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CC BY 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女性的避孕自主权低，体现在了中国逐年上升的意外怀孕率上。如今，人流的年轻化和反复人流是中国人工流产人群的主要特征。

上海的红房子医院，医生会给每位做完人流手术后出院的病人开两盒（两月份）避孕药。他们有一个流产后关爱项目，6个月内与就诊者电话沟通以及避孕宣教。然而，这个电话打起来并不容易，随访的流失率很高。从数据来看，六个月内重复人工流产，甚至人流两三个月内再次怀孕的情况都不罕见，这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

这种情况下，一些新的避孕手段并没能给女性赋权，只是为性教育的缺失埋单。

上海计生所药物发展研究室，正在研究两种长效避孕针。一种，使用可生物降解微球缓释技术的长效避孕针，打一针管半年；另一种，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埋植剂，效力一年半左右。这两种避孕针都不需要将放完药物的载体从体内取出，大大方便了患者。

一次会议上，当药物发展研究室主任向一家三甲的妇科医生，提到了这两个产品。因为见过太多年轻女孩反复人流，这位妇科医生在听到时，眼睛里几乎闪出光来，说：你们赶紧研究出来，以后我们这边做完人流可以直接给一针，多好。

与中国不同，在西方，激素类避孕药几乎代表自主避孕的权利。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位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桑格，致力于将女性从怀孕这件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她希望找到一种药丸让“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她枕畔那个男人的意见”。然后，由桑格和女权组织们投钱给了平克斯，后者带着他的团队做研发，还有个保守派绅士洛克医生负责站台做推广，这才有了今天改变人类的“小药片儿”（The Pill）。

The pill | www.pbs.org

因为这一段历史，在西方自主避孕的权利几乎与投票权一样神圣。

到了现代，许多西方国家的避孕机制越来越完善，女性可以咨询家庭医生的建议，个性化地选择避孕方法。因此产生的开销，也大部分在医疗保险的覆盖下。而在我国，家庭医生的角色并不存在，女性想得到专业、个性化的避孕指导成本较高，需要特地咨询计划生育科医生。此外，根据我国发布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从2020年9月1日起，避孕药品已不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要知道，好一点的短效避孕药，使用者多为经济条件好的白领女性，动辄一个月需要花费上百，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讲，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很多人误以为自主避孕，不过是让女性决定生不生孩子，生多少孩子，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却忽略了这些决定背后，是女性掌控身体的自主权利。

一个意外来到的孩子，可能会给女性带来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有的人因此失去工作，有的人中断学业，有的人仓促跳入婚姻，有的人从此成为家庭主妇，与社会脱节。即便可以流产，也会对女性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至少数月的影响，还会身体带来伤害，严重的甚至丧失生育能力。

而当一个女性能决定生育的时机，她就有了自主规划生活、工作的能力。人生的节奏，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

作者：小蓟

编辑：范可鑫

排版：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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